三、数据分析

3.1 基本情况呈现

首先，本文对于已收集的202条数据进行了一些基本情况的统计，以二分变量的形式进行以下类目建构：是否转发、是否互动、是否有图片、是否有视频或音频（是=1；否=0）；评论整体导向、转发整体导向（正面=1；负面=-1；中立或没有=0）。此外，对样本中的转发数、评论数等信息进行计算，对同一微博账号内部所发微博的转发数与评论数的方差进行计算。统计的结果如下表所示：

从原创微博数量和互动微博数量来看，原创比例相对适中，但互动比例整体都较低，说明其在信息传播上，依然存在着单向传导的思路，而缺乏双向互动的意识。从含图片微博数和含视频/音频微博数来看，微博中图片出现频率相对适中，但视频和音频出现比例很低，说明其全媒体运用能力依然存在不足，利用网络进行信息表达的思路较为单一。

根据样本中的转发数与评论数来看，个体之间的使用程度与粉丝活跃度存在较大的差异，@侠骨柔情的杨华 及其粉丝的活跃程度最高，而其他人的活跃程度整体偏低。与上一张图表进行对比可发现，粉丝活跃度和粉丝数之间没有直接相关性，但与博主自身活跃性关系较大。但官员级别和粉丝数可能存在相关性。

舆论一边倒的现象并不多见，正面评论导向与负面评论导向也并非“零和”关系。尽管也存在正面评论远多于负面评论的现象，往往是因为博主惯于进行积极形象展示、发表积极言论，或评论者较为固定在一些熟人圈中；而负面评论较多时、正面评论往往也会相应偏多，这也体现出微博舆论场的冗杂性，官员个人一些立场性较强的观点往往会使其兼具支持者和反对者。

通过转发数与评论数的方差数据可发现，@富荣茶苑 和@丁进亮 微博的转发与评论数都较为固定，究其原因，可能主要在于其发布形式的稳定性。前者的微博中经常固定加设诸如【值班心语】【茶苑早茶】等许多标签，每类标签对应工作汇报、心灵寄语等相应的内容主题，后者的微博也会加注如【新提醒】#牵手网络#等标签，内容主题同样较为固定。可见，发布形式的固定会促使受众的关注趋于稳定，而这类个体的策略使用也与党政机构微博（如@上海发布）的手法相类似。

3.2 日常状态的微博分析

此前，有针对微博进行的官员媒介素养实证研究，将日常状态的微博分为11类（梁怿，2012）。本文在借鉴了这一分类框架的基础上，在对所有日常状态的微博进行了系统阅读后，将其分为10类。其中“单纯转发”又分为“与自身政务有关”“与时事政治有关”“都无关”；“知识介绍”又分为“与政务有关”“与政务无关”。对137条日常状态的微博进行编码后，结果如下表：

结合数据结果以及对于微博内容的理解分析，发现了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被调查对象中，多数党政干部没有把微博作为政务汇报的渠道，且无一把微博作为政治沟通的渠道。无论是“工作汇报”、“单纯转发与政务有关的内容”“介绍与政务有关知识”，比例大多很低。唯一有着较高“工作汇报”比例的是@富荣茶苑。其固定通过【社区值巡】【治理交通宣传】等标签栏目，对自己的日常工作进行汇报、并且附上工作感悟与自己的工作照片。如：“今天白天值守派出所治安窗前“首问接待”，到了旁晚又赶到辖区几个社区，看看居民看看保安，虽说“走马观花”，但夏季近临，夜色下社区民警走进社区检查宣传治安防范大为有益，起码居民们增加一点安全感，也许创建平安社区就是从这些小事儿做起。”这种态度也显得非常可贵。但遗憾的是，被调查对象无一试图通过微博与网民关于政务进行交流或对话。这也体现了，党政干部在使用微博的过程中，依然以传统“传者”思维占据主导，较少意识到舆论场之间双向互动的意义。

其次，党政干部的“评判表态”本身未必具有正面价值，与其知识结构和个人素质密切相 关，有时与“攻击争吵”甚至边界模糊。以往多数实证研究往往存在一种共识，即把官员的政务汇报与其对时政的评判两种现象都视为官员具有较高媒介素养的体现。但实际上，时政评 判本身的质量难以有明确的准，而官员的议论水平也受到自身知识和素质的较大制约，其对 于网民的影响以及所获的反馈也往往难以预料。以频繁与人争吵的@侠骨柔情的杨华 为例， 其微博样本中，有 4 条涉及“人身攻击”被新浪删除，有 7 条批评针对“律师”群体，有 4 条针对学者“贺卫方”，有 1 条分别针对学者“于建嵘”与记者“曹林”，有 3 条分别针对 ID 为“@老榕”的用户和“公知”群体。而多数批评并非简单的攻击谩骂，而往往依托对某些 新闻事件的评价，但话语中往往包含程度不同的讽刺性和侮辱性，随之引发争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前文进行照应，@侠骨柔情的杨华 所做互动的在被调查者中相 对较高，但其攻击争吵的频率同样较高。这一定程度也说明，形式上的微博互动也可能并非 是积极的、有意义的。

第三，有关于评判政务微博的现象上，都普遍表现出积极的意识与态度。在出现关于政 务微博的观点中，被调查对象往往态度积极，如： “@侠骨柔情的杨华：今日看到习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要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的消息后，想到了我在 2014 年 4 月提出的这个话题。但愿领导干部从此能自觉的走网上群众路线。 ”再如：“@丁进亮：赞同[good]//@网络一半: 网下不行，网上一定不行，网下行，网上可能更行” 。 这也与被调查对象的自我定位密不可分，由于这些党政干部的微博有着较多粉丝，名列 一些网络使用榜单，且符合当下呼吁官员开微薄的倡导。因此，其一方面会对“网络问政”一 类号召给予热情的反响，另一方面也为将自身视为相关方针的先行者，无论其践行质量究竟 如何。

第四，在被调查对象中，自我揭示行为及其导向的舆论有较大差异性。关于官员微博是 否可以进行自我揭露，梁怿（2012）认为，官员微博中应当避免涉及个人私生活或情感抒发 的内容，这种政务之用与私人之用划分不清的行为，会对官员形象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本文对此则有一些不同看法。在本文所研究的微博范围中，被调查对象都有一定比例的“情感抒发”或“个人琐事”的内容，而不同的自我揭示行为也导向了不同舆论结果。

@侠骨柔情的杨华 多次在微博中提及与另一名 ID 为@老榕 的人之间的官司纠纷，而这 些微博往往引来评论中的不同立场人的相互争吵与嘲讽。而@上海徐汇灵灵 则会在微博中 发许多记录生活的风景或美食，由于这些内容较为生活化、缺乏讨论性，往往较少得到回复。 而@富荣茶苑 则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在其微博样本中，有三条标签为【富荣日记】的栏目，均与自己的母亲相关，如“今天星期六休息日，大清早来到母亲身边，陪母亲看看电视，说说家常话，再泡壶铁观音品品茶香。与老母亲在一起心情格外的开心。与老母亲交谈的感觉真幸福。”并且都会附上与母亲的合影，而这些微博都受到了网友的好评。

由此可见，私人性微博本身并不意味着对官员的形象一定会造成负面影响，也并不意味着必然会损害受众对其官员身份的期待。究其影响因素，本文认为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官员的私人性表达的频率，如果频率过高，则可能显得像是私人账户，而使得其发布的公用信息的传播效力受到影响；二是官员私人性表达背后所呈现的形象的正面性，传递积极正面信息的表达，不仅有助于官员形象的塑造，也有助于积极信息本身的传播以及正面舆论空间的建立。自我揭露一定程度上也可视为自我形象公关的手段。西方官员在社交平台上的自我揭露已经有较成熟的模式，如希拉里在竞选时会发童年照片，并配以正能量话语来获得好感。适当的自我揭露不仅可以拉近官民距离，还有助于正面信息的传递。因此，适度的、积极的自我揭示，在本文看来是值得尝试的。

3.3 突发事件相关的微博分析

通过对与“上海外滩踩踏”相关微博进行系统阅读，将其分 为 7 种类型。经过编码后结果如下表：

结合数据结果以及对于微博内容的理解分析，发现如下一些特点：

首先，在被调查对象中，多数党政干部对此事件缺乏关心，缺乏利用微博影响力来传播正面信息、推动舆情引导的意识，但对上海地区党政机构微博有一定呼应。@侠骨柔情的杨华 在其中表现出一些正面传播态度，如多次澄清或转发关于“撒钱”与“35人”的辟谣微博，积极转发事件进展或相关知识，谴责发表不当言论的人，表达对受害者的同情等。这些言行起到了积极作用，也值得肯定。其它人的关注相对频率较低。@丁进亮 先后发布了文章《拥堵（挤）的中国式假期，改变真的就这么难吗？》（1月1日）与《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挽救了多少人的性命》（1月21日）时间上紧随事件进展其后。@上海徐汇灵灵于1月1日发布了对事件的同情：“整个外滩事发区域停满了警车，留出了通道供市民鲜花缅怀！网上有骂组织不力的，有骂国民素质的，还有某些脑残兴高采烈的欢呼，这一切都改变不了新年伊始的这场悲剧，36个家庭的生活就此改变！人生，少些怨恨，多些关爱，珍惜生命中的亲人和好友，淡忘那些不愉快，逝者安息!”。而@富荣茶苑 依然是其固定栏目，仅仅发布了新年假期依然辛勤工作的微博，没有涉及踩踏事件。

值得一提的是，在“汇报进展”的9个微博样本中，有6个信源来自于@上海发布，1个来自于@警民直通车-上海，可见党政干部微博对于党政机关微博还是起到了一定呼应作用。

其次，批评监督依然存在理性不足的现象，甚至体现为意识形态争执。对于@上海发布 1月2日发布的消息：“韩正说,要立即全面梳理全市各类大型活动、特别是人群高度聚集区大型活动的安排,该停的必须停止。”@侠骨柔情的杨华 评论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思维。唉！”“应该从深层次查原因，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这样的批评有其中肯性，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是以一种公民视角提出的建议。但他的另一些批评则呈现出立场上的矛盾性。如在财新网报道了公款吃喝事件后，转发了对媒体的批评，“//@韩东言：批@财新网：个别媒体已经走火入魔，为了批判而批判，踩踏与领导吃饭毫无关联性却生拉硬扯在一起，借大事件，耍小阴谋！”，再如其转发了外滩踩踏事件后在微博上有一定传播量的纽约广场跨年照片，以此嘲讽一些在事件中批评政府的右派：“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跨年后垃圾成山的照片，深深刺激了公知们，甚至任总都忍不住#拿错剧本#说了‘国情不同’！是呀，只有咱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留下的垃圾才算垃圾，美国的垃圾怎么能算垃圾呢？”@侠骨柔情的杨华 一直自称“毛左”，而对于批评政府的媒体、律师和意见领袖都持反对态度。具体到外滩踩踏事件，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一种矛盾的立场，一方面自身对政府的不当行为会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却又通过攻击意识形态对立者来对政府进行维护。这样的矛盾心态并非个案，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如何呈现对西方的态度，是官员在公共场合的发声中时常面对的，而不当的意识形态化的处理方式往往招来舆论反感。而在政府面对突发事件的问责中，即使是置身事外的官员，也应当出于职业身份而在保持谦逊反省的言论态度。

第三，由于踩踏事件的评论引发出牵涉地域与官员的身份攻击。在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袁裕来律师在微博上对于上海进行了批评，@侠骨柔情的杨华 则转发并且回复“既然你如此讨厌上海，那么你有种从此以后别来上海”，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骂战。此后如“孤烟暮蝉”“地瓜熊老六”等一些微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意见领袖纷纷卷入进来，最终演变为混乱的左右派之争。大量的帖子围绕这一事件的争吵展开。不难发现，涉事者在其中的身份角色相比官员，更靠近于网络意见领袖。

但矛盾性在于，即便微博骂战的参与官员可能在其中以意见领袖的身份自居。但其作为官员的政治身份在话语争夺中完全无法回避。这一点从该微博多元化的评论中显而易见。批评声如：“@诗人沙光:公职干部骂人道歉是应该的。上海纪律监察举报电话XXXX，举报网站XXX//@陈明登:区区一个科长，嚣张什么啊！查他，死定了。”或“@艾较真:此人真给上海市政府上海人民丢脸！已经不适合在这个岗位上继续履职。//@袁裕来律师:外滩踩踏事件的责任人受到处分了，这个踩踏上海形象的宣教科长也该受点教训。”支持声如：“身为行政干部，在网络公共领域敢于公开亮剑，打击谣言，弘扬正气。这样的公务员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而较中肯的评价如：“@李国蓓律师:我觉得@侠骨柔情的杨华适时闭嘴为上策，作为公职人员，您的发言确实不当。一方面代表您自己固然可以任意批评，但另一方面，实名认证后果或多或少将您的意见和您的职业牵上了联系，谨言慎行，以免造成他人误解。”

纵观种种评价，可以发现，无论评论者对该事件持有什么立场，也无论评论是偏激还是理性。其中一个共性在于，网民在评价这一问题的时候，往往把公职身份与地域形象作为重要的评判参照。这也体现了，官员在微博发表言论时的自我认知与舆论期待可能存在的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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