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与思考

4.1四个维度：官员媒介素养现状总结

从四维度模型出发，结合此前的分析，可以对上海地区党政干部微博使用的媒介素养现状进行四方面总结。

首先，从媒介接触层面上，上海地区开通微博的官员整体数量少，且级别较低，级别较高的官员普遍沉默。这里存在一个似乎矛盾的现象。从媒介的物理接触（physical access）来看，上海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领先于全国的地区。而上海地区官员从单纯的技术操作能力（ability to manipulate technology）上，平均水平也高于全国大多数地区。然而我们看到，上海地区几乎没有高层官员选择开通微博，而愿意实名开通微博的官员大多级别较低，活跃度较高的寥寥无几，而能够利用微博进行有效地政治沟通的几乎完全没有。这样的反差也似乎说明，上海地区党政干部媒介素养的局限，更多并非接触层面的，而要从其它几个层面进行分析。在本文微博样本中，出现过评判政务微博的这样的观点：“@侠骨柔情的杨华：最近有不少人问我：习总书记要求领导干部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你觉得会出现领导干部踊跃上网的局面吗？我肯定地说：不会，起码近阶段绝对不会。除非各级组织硬性规定并检查督办！问：为什么？答：不上没问题，一上惹麻烦。这种明哲保身的思潮在大多数领导干部心里已经根深蒂固！”这确实反映了当下官员拒绝开通微博的主要心态之一，而这便涉及到媒介分析层面的素养。

其次，从媒介分析层面上，风险认知不当，接触矫正能力较弱，内容定位错位是官员畏惧微博的重要因素。当下官员的普遍心态中，对媒介的风险认知（awareness of media）容易存在或夸大或轻视的心理。轻视风险的行为会导致在媒介上轻言妄行，从而为舆论危机埋下潜在风险；而夸大风险的行为又会导致对媒体的逃避，从而无法实现有效沟通。此外，前者群体中所引发的一些关于官员的负面新闻事件以及舆论危机，又可能反过来加剧后者对媒体的“刻板印象”，从而提升的风险评估，由此陷入恶性循环。此外，许多官员的接触矫正（regulating access）能力较弱，依然对于新闻发布会等传统媒体形式有较大的依赖心理，不能迅速适应当下的新媒体发展趋势，发挥微博作为舆论场互动空间的有效性。这也构成其躲避微博等新媒体的部分原因。而内容定位（locating content）也是官员媒介素养的重要体现。一方面，这与个体素质以及知识结构密切相关。即便是在微博上活跃度很高，如果终日只是围观凑热闹、发表低水平的评论，甚至与意见相左者争吵谩骂，也只会对官员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对于多数分外的时事政治，绝对噤声或妄加论断，都不适宜；而对于个体形象呈现，完全封闭或任意自我揭示，也都不适宜，对适度性的把握需要很强的分析素养。另一方面，这也和责任意识密切相关，关注公共事务、汇报工作状况、以及与网民进行互动沟通，都需要官员较高的职业使命感。

第三，从媒介评估层面上，对媒介语言和受众缺乏了解，对新媒体逻辑不够熟悉。对于风险的畏惧或轻视，本质在于对媒介语言（media language）和受众（audience）评估能力的缺乏。一方面，Web2.0时代带来了去中心化的网络结构，如果依然固守传统的行政式思维，将微博空间视为层级分明的会议厅，就无法真正掌握新媒体的对话模式。另一方面，如果不把握受众心理，不与受众平等对话、充分互动，对舆论反馈做不到及时回应，就往往会对网民心理产生错误预设。前文还讨论过官员微博的自我揭示问题。是否进行自我揭示，如何进行自我揭示，这些问题背后所反映的则都是官员对媒介逻辑的理解。媒介作为“再现”（representation）的方式，为受众提供了二次解读的空间，这个过程可能带有片面性。如果对媒介使用方式的判断缺乏分寸感，就可能导致误解和矛盾，甚至带来私人场域和公共场域的失衡。

第四，媒介内容创造层面上，缺乏原创意识与建设意识，全媒体素养有待提高。党政干部微博整体上缺乏党政机构微博的建设意识，将其视为随意的言论空间，而建设性的传播中介，但也少数人通过设置栏目、加注标签等方式固定化发布形式。此外，原创意识依然不足，对于媒介符号的认知也较为狭窄，对视频、音频等多元化的表达方式缺乏尝试。

4.2阻碍与促进：

对原因与改变的探索面对这些现状，思考其原因与改变方式，则可以从阻碍因素和促进因素两方面进行思考。

从阻碍因素分析，当下官方激励不足，个体追求表面名气，数字使用能力与文化资本参差不齐。从个体动机（individual motivation）角度来看，当下一些所谓的榜单促使官员只是刷转载和评论数，而不考虑质量。如，在评论互联网的言论中，@侠骨柔情的杨华 曾写到：“有网友说：如今不想做‘网红’的领导干部不是好干部！”再如，前文所提到的“清博大数据”排行榜，在一期榜单的转发中出现这样的互动：“@侠骨柔情的杨华：祝贺你，加油[笑]//@河南陈新建:又升了，跻身前十二位，耶、耶![耶][耶][耶]祝贺的人有木有，让我看到好吗[好爱哦][好爱哦][好爱哦]。”这类排行榜的评价标准主要建立在粉丝数、转发数、评价数等数据上，而对微博本身的言论质量不予评价。这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某些热衷于使用微博的官员刷排名、追求知名度的虚荣心理。如果翻看这些榜单上一些其它官员的个人介绍，不难发现，时常出现诸如“中国政务人员微博影响力第二名”（@中一在线）等字样，可见许多活跃于微博的官员对此类排名的在意。但这些名次背后并不能完全反映官员利用微博进行政治沟通的媒介素养。这不利于官员媒介素养的提升，而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差距以及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存在也构成了结构性制约因素。

而从促进因素的层面来分析，要进一步提高当下官员的媒介素养，可以有三个方面的尝试：首先，更多具有权威性的人物应当发挥带头作用，加强对官员开通微博的鼓励。通过有影响力的官员的典型示范行为，引领官员使用微博的正确风气。其次，加强并且推动媒介素养的正式教育（formal education）与非正式教育（informal education）。通过各类培训方式使官员在学习中获得媒介素养的提升。第三，通过宣传与倡导，培养良性的社会舆论环境，增强民间的政治信任感，从而降低官方与民间互动的舆论风险。

4.3 对模型的再思考：从身份意识中来，到政治沟通中去

通过实证分析的结论，本文对关于官员媒介素养的模型适用性进行了再思考，官员作为一个特殊的身份群体，相比一般大众，本文认为其媒介素养应当多出两方面要求：一是以身份意识出发，二是以政治沟通为目的。

一方面，微博空间作为一种多元的话语空间，对于不同群体其侧重效用也有所不同，对于普通大众，可以作为发泄情绪与社会怨恨的“减压阀”；对于意见领袖，可以成为满足其影响舆论的“聚光灯”。而官员群体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群体，有别于前两类群体对微博的使用，其置身于微博空间时不能脱离对自身社会身份的意识，并且要由此出发界定自身与媒介的关系。另一方面，新媒体提供了交互性、开放性的沟通场域，每个人都不得不置身其中，对于官员群体而言，即不应该逃避沟通，也不能忘却沟通的政治性意义，而是要明确树立以信任为基础的政治沟通观念，最终实现现代型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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