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三人效果”描述的是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广泛存在的一种认知偏差，即人们往往认为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到媒体的负面影响。本文以“周子瑜事件”的微博传播为样本案例，通过在线问卷调查的方法，研究微博环境下突发事件传播的第三人效果的影响因素，以及第三人感知和后续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三人效果在突发事件的微博传播中同样存在，而就影响因素而言，信息的社会期望值和可信度与第三人感知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人际交流对于突发事件的微博传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测变量。

关键词：第三人效果；微博；周子瑜事件

从世界的角度来看，网络逐渐将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和过程组织起来，可以说网络构建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将这种新的社会形态称之为网络社会。网络社会较之水平的或者垂直的社会结构，具有更大的张力、弹性以及柔性，但是因为韧性不足，因而有着结构性风险，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而中国作为世界的一员，当然无法置身事外。就我国的现状来说，当突发事件出现后，网络毫无疑问是社会意见的爆发地，各种观点在此交织、争论、共鸣，成为巨大的“意见市场”。

本研究将立足于传播学领域中的第三人效果假说来探讨微博环境下的事件信息在大学生网民群体中形成的认知、影响因素及其后续行为。

一、理论阐述

有关媒体“第三人效果”的研究，首见于1983年。戴维森在《民意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传播的第三人效果》的文章，提出了著名的“第三人效果假说”。该假说是指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到大众传媒信息的影响。或者说，受众在接触劝服信息时，会预设该信息对他人所造成的影响大于对自己的影响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这个假说：

第一，人们倾向于高估媒体对他人在态度和行为上的影响 。当受众接触到大众传媒的信息时，无论该信息本身是否有劝服意图，受众都会预设该信息对他人的影响力会大于对自己的影响力。

第二，基于如上认知，当人们接触到某些利益攸关的信息时，会对他人可能采取的行为进行预期和判断，接下来他们会采取一些相应的后续行为以规避信息对自己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第三人效果”并不是指人们真的受到大众传播的影响，而是出于对他人的预设所采取的预防措施。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第三人效果”是一种间接传播效果论 。

二、研究设计

1研究问题

本研究以“周子瑜事件”相关信息的微博传播来讨论微博环境下的“第三人效果”影响因素。

1月8日，台湾歌手黄安在微博举报周子瑜涉嫌“台独”，称其在去年参加韩国节目时曾手举青天白日旗，而台独媒体也对她大力吹捧。周子瑜所属的韩国娱乐公司JYP，因该事件被安徽卫视停止合作，事后JYP拒绝退还安徽卫视演出费，还声称其“无法在台湾和中国之间做选择”。之后事件波及范围越来越大，引发网友集体抵制JYP。

本文要研究的是有关周子瑜事件微博信息的第三人效果，包括第三人感知和第三人后续行为。第三人感知，即研究接收到该事件信息的网民大学生，是否认为他人比自己更容易被煽动；第三人后续行为，在本研究中是包括转发该事件相关微博信息的行为以及抵制周子瑜和抵制JYP公司（如抵制其旗下所有艺人等）的意向。

2研究假设

第三人效果的发生就是由于在评估不符合社会期望得信息带来的影响时，人们往往通过否认或者低估媒体对自己的负面影响来维护自己的自尊，从而形成认知偏差；相反，如果是符合社会期望的信息，人们则会认为自己比他人更多地受到这种正面的影响。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认为信息不符合社会期望的受众会对该信息造成的影响形成第三人感知。

H2：认为信息符合社会期望的受众不会对该信息造成的影响形成第三人感知。

并且根据前人的研究，第三人感知还会引发其他相关的后续行为，故假设：

H3：由第三人感知可以预测转发相关微博消息的行为。

H4：由第三人感知可以预测抵制周子瑜的意向。

H5：由第三人感知可以预测抵制JYP公司（如抵制其旗下所有艺人等）的意向。

在中国这个以集体主义为导向的社会，设想中他人的行为很可能对第三人后续行为有重要影响，故假设：

H6：设想中他人转发相关微博消息的行为与受众自身转发消息的行为显著相关。

H7：设想中他人抵制周子瑜的意向与受众自身抵制周子瑜的意向显著相关。

H8：设想中他人抵制JYP公司的意向与受众自身抵制JYP公司的意向显著相关。

为了探讨影响第三人效果的因素，本文还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9：信息可信度与第三人感知显著相关。

H10：媒体可信度与第三人感知显著相关。

H11：信息接触频率与第三人感知显著相关。

H12：信息显著性与第三人感知显著相关。

H13：人际传播与第三人感知显著相关。

H14：民族主义倾向于第三人感知显著相关。

H15：主观知识技能与第三人感知显著相关。

H16：受教育程度与第三人后续行为显著相关。

H17：自尊与第三人感知显著相关。

3研究方法

为了探讨微博环境下的第三人感知和后续行为的关系，笔者通过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开展研究。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内地在校大学生，包括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选择大学生作为研究对象，虽然可能会有损研究的效度，但考虑到学生群体在网民群体中的占比在近年来不断提高，且微博是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将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是合适的。

4问卷设计流程

在前人的文献及研究的基础上初步确定了需要测量的变量，设计出人口变量、媒体变量、信息变量、个人特质变量四个层面的题项，并通过问卷在线发放网站进行小范围发放，收回61份问卷进行预测试。通过对题项鉴别力的分析剔除了原始问卷中的鉴别力较差的第10题。通过效度检验与信度检验，剔除了民族主义量表中解释力低的题项，获得了较为良好信度与效度。

5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本问卷通过在线调查网站发布，共收回216份问卷，经过检查，得到有效问卷203份。

6描述性统计

在 203 个有效样本中，男性占51.6%，女性人占48.4%；按受教育程度来划分，专科及以下学历的有占26.4%，本科学历占39.27%，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有占34.25%。

三、研究发现

1对不同组受访者第三人感知的检验

1.1所有受访者对网络和消息产生的第三人感知

研究者首先对网民大学生对网络的第三人感知和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进行了检验。第三人感知差异的计算方法是用他人所受负面影响的值减去自己所受负面影响的值，以下皆同。在测量该消息产生的第三人感知之前，研究者先要求所有受访者对网络对自己产生的影响以及对其它大学生产生的影响分别做出评价，这是为了避免消息的呈现对素日形成的对网络的认知构成干扰。然后，研究者再要求所有受访者对自己和其它大学生在接收到周子瑜消息后受到的影响做出评价，即是否激起了抵制情绪。运用配对样本t检验测试两组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判断第三人感知是否显著。各项得分的平均值、标准差和配对 t 检验的结果如表1 所示。

配对 t 检验证明自己与他人对消息的负面影响感知上差异达到了统计上的显著水平（p<.05），即这则消息上受众对自己和他人所受影响的感知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第三人感知差异值都是正数，表明设想中他人所受影响大于自己所受影响。但在对微博负面影响的感知上，自己的感知与他人的感知差异未达统计上的显著，即在一般的微博信息上，第三人感知并未产生。

1.2按信息社会期望值分组的受访者第三人感知对比

根据第三人效果理论，对信息的不同评价可能会影响第三人效果的强弱。按照在“信息社会期望值”此量表上的得分，研究者将所有受访者分成高分组（总得分大于 4）、中立组（总得分为4）和低分组（总得分低于 4），那么高分组的受访者是认为本研究中所呈现的信息是符合社会期望的，低分组的受访者则是认为该信息是不符合社会期望的，中立组的受访者对此表示保持中立。这三组受访者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各项得分的平均分、标准差、配对 t 检验结果分别如表 2、表 3 和表 4所示。

由上可知，在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上，数值皆为正数，这表示，受访者在分别评估自己和他人受到的影响时，都倾向于认为他人会比自己更多地受到负面的影响。并且，每组数据之间的 t 值都是较显著的（p<.05）——表明受访者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确实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 H1 成立，认为信息不符合社会期望的受众会对该信息造成的影响形成第三人感知，H2不成立，认为信息符合社会期望的受众依然会对该信息造成的影响形成第三人感知。

2对微博的第三人感知的预测变量

为了确定哪些变量是对受众对于网络的第三人感知来说是具有预测力的自变量，研究者对样本总体（N=203）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

多元回归的自变量共分成五个阶层。第一阶层的自变量是以性别、受教育程度为主的人口变量；第二阶层是与媒体有关的变量，在本文中主要是指微博，变量包括每日使用微博时间、使用微博年限和网络可信度；第三阶层是与信息有关的变量，包括事件卷入度、人际交流、主观了解程度、接触消息的频率、信息显著性、内容可信度和信息的社会期望值；第四阶层是个人价值观变量，包括对话题的兴趣、民族主义倾向和自尊；第五阶层则是和第三人效果有关的变量。由于性别不是连续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需处理成虚拟变量（dummy variable）再统计。选择阶层回归分析的方法采用全部进入法。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网络媒体的可信度不能预测受众对微博产生的第三人感知，H10不成立。

3 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的预测变量

研究者以对受众对于消息产生的第三人感知为因变量，按上述方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人口变量和媒体变量都对因变量没有显著的影响。

从第三次和第四次回归的结果来看，人际交流和信息显著性皆对受众对于消息产生的第三人感知有非常显著的预测力，即受众越少与人讨论、信息显著性越强，他们的第三人感知也越强烈。因此由人际传播和信息显著性可以预测受众对消息的第三人感知。所以H12和H13是成立的。

在第四次回归中，与价值观有关的变量都进入了回归方程。民族主义和自尊对于受众对消息产生的第三人感知来说是正向的预测变量。由此验证了H14和H17。

但是，信息可信度、信息接触频率和主观了解程度都没有能够进入回归方程，说明H9、H11、H15不成立。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