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媒体、政府、网民微博框架描述

本章以框架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对三类主体的微博进行内容分析，描述媒体、政府、网民三类主体在此事件中的框架主题、框架功能、态度倾向。并且进一步探究以下问题：三类主体在同一议题下框架是怎样的、他们的框架存在怎样的差异、框架提供者是谁、框架功能与态度倾向是怎样的。

3.1 微博框架数量分布

根据统计的数据来看（见表3），样本框架主题分布并不均衡，存在较大的差异。

3.2 三类总体情况概述

在样本微博中，媒体微博为462条，政府微博为49条，网民微博为1049条。下面结合框架主题数据，对这三类主体情况进行分析介绍，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同时，再计算框架显著度。在此处，框架显著度的计算方式为：将每一类主体中每一个框架出现的数量除以该主体的框架总数量，再乘以100%。具体结果如表5所示：

结合各主体的微博数量和框架显著度来看，媒体在人情关怀框架、事实认定框架和追查问责框架的微博数量分别是127、114、94，这三个框架的合计显著度高达72.52%。可见，媒体微博主要集中在人情关怀框架、事实认定框架和追查问责框架。政府微博共计49条，事实认定框架占有24条，且事实认定框架的显著度为48.98%，因此，政府微博的主要议题围绕事实的认定情况而展开。网民微博在7大框架均有分布，社会情绪框架数量最多，框架显著度高达53.86%。除此之外，事实认定框架、历史关联框架、反思建议框架显著度相差不大。网民微博框架多元，且以社会情绪框架、政府公信力框架、人情关怀框架为主。

从框架显著度的趋势来看，媒体和政府在事实认定框架、追查问责框架具有相似的变化趋势，媒体和网民在反思建议框架、人情关怀框架也存在相似的变化趋势。此外，政府、媒体、网民微博在事实认定框架、追查问责框架均有分布，议题较为集中。

3.3 三类主体的差异化框架

由上可知，媒体、政府、网民微博框架差异明显，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框架类型方面，也存在于框架主题。尽管处于同一框架之中，但他们的框架主题也存在差异性，将三个主题都有微博分布的微博框架进行细分对比，结果如表6所示：

媒体一方面紧跟事件的发展过程，发布最新消息；另一方面也在报道的过程中对事件进行深度的质疑与追踪，较好地发挥了批评监督作用。同时还结合国外案例对组织群众性事件提出建议，并且有逃生技能的科普报道。媒体的人情关怀框架显著度为27.49%，多为对遇难者生平的报道，这些报道引起了受众的不满和业界对新闻伦理的思考，在此不做赘述。

对于政府微博来说，最显著的就是事实认定框架，在样本抽取时间范围内，上海政府主要通过官方微博对外发布事件的善后处理以及遇难者名单等消息，并且及时回应了有关“美金引发踩踏事件”的不实消息。在后续也对有关人员的处置情况进行了细致说明，以政务公开的形式消除外界议论。在反思建议方面主要是传达政府文件内容，说明各机关将加强安全措施等。

网民微博意见多元，其框架也呈现出多元化倾向。网民微博在7大框架上均有分布，且显著度差距较大。事件发生后，微博上流传事件现场的照片，引起网民的同情与震惊，大多用“惨剧”、“可怕”等词语来描述事件并使用表情符号来抒发情感。网民的情绪化表达伴随着事件发展的始末，不仅对事件的定性，还对事件的后续处置表达不满。在追查问责部分，强烈地表达了对政府官员的不满与愤慨。

3.4 三类主体的同质化框架

三类主体不仅建构了代表本群体意见的差异化框架，还建构出了同质化框架。这种同质化框架出现在三类主体或者两类主体之间，他们建构了相似或相近的框架。

在事实认定框架中，媒体和政府在事件后续部分存在同质性框架，媒体、网民、政府框架的同质性仅存于对于事件悲惨性的认定。在追查问责框架中，三者都对相关负责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表示赞同，媒体和网民对政府的群众性事件组织不力的主体存在同质性。在反思建议框架方面，媒体和网民在类似情况的逃生技能主题方面存在同质性。在人情框架方面，媒体和网民存在同质性框架，政府的主题表达较为宽泛。如表6所示。

同质化框架现象的出现，表明三类主体存在一定的共通意见，微博中的他们并不是处于一个完全争议的意见环境中。在微博中，三类主体既有争议，又有共鸣，意见相互交织，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

3.5 框架态度与功能

3.5.1 框架态度分析

经过对各主体发布微博的框架态度的分析，49%的社会行动者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持正向态度，41%持反向态度，10%持中立态度。总的来说，持正向态度的社会行动者占大多数，而反向态度的比重与之相差不大。

在事件的讨论中，网民不满、愤怒、谩骂情绪迅速点染微博，社会情绪框架占据主导。微博这个巨大的舆论场为网民意见的聚合提供了更加自由的空间，网民们在其中自由建构话语，表达意义，实现群体认同，尤其是在群体心理、从众心理的作用之下，网民的“个人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剥夺了，一致性被同质性所吞噬”，沦为“乌合之众”。在群体极化的影响下，传播中沉默的螺旋效应也随之启动。在微博所营造的“意见环境”之中，一方是网民消极情绪的“大声疾呼”与“极力声讨”，另一方是政府解释的“自相矛盾”与“沉默寡言”，更是加剧了网民群体极化的言语行为。尽管政府公布了事件相关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媒体也提供了客观公正的报道，但网民意见依旧指向政府行为不端，如此一来，网民对政府的信任所剩无几，疾呼之声愈高。因此，反向态度盛行。

3.5.2 框架功能分析

每种类型框架的提出都有特定的目的指向，这种目的指向可视为框架作用。各类社会行动者发布微博除了表达对某事的观点、情绪外，也在积极行使公民的权力，促成事件的有效处置。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中，大部分社会行动者对此持正向态度，与框架功能指向一致。

安特曼将框架功能分为四种：提供问题定义、阐释事件原因、提供道德评价、示意解决方案。本研究采用安特曼的分类方法，样本微博的框架功能分类如下表：

示意解决方案与阐释事件原因的框架功能是积极的、正面的。提供道德评价的框架功能包含了反向和中立两个方面的态度指向，反向态度占据绝大多数。从框架功能看来，社会行动者的目的指向事件处置，将事件的合法、合理、合情处置作为行动的最终愿望。可见，框架功能指向了积极的方面，与框架态度指向一致。社会行动者提出的框架不仅暗含了自己的态度倾向，也有特定的目的指向，这种指向是一种积极的诉求，一种对事件的关注和民生利益的关切。

4 结论

近年来，媒体、政府、网民针对现实问题的争议不断，微博为社会群体的讨论提供了更加自由、便利的平台，突发事件的微博传播成为热点问题。在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微博传播中，媒体、政府、网民各自建构文本，以实现意义的交流或影响他人。在微博传播的过程中，意义并不是直接流向其他主体，社会行动者往往能动地识别接受到的意义，并对此进行个性化的解读，在解读的过程中继续建构新的意义文本。��

通过对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研究发现，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媒体、政府、网民往往根据自己的认知理解、知识结构、价值观念、身份特征等提出了差异化的框架，媒体倾向于提出事实认定框架和追查问责框架；政府倾向于提出事实认定框架；网民倾向于提出社会情绪框架、追査问责框架和政府公信力框架。三类主体不仅建构了代表本群体意见的差异化框架，还建构出了同质化框架。这种同质化框架出现在三类主体或者两类主体之间，他们建构了相似或相近的框架。同质化框架现象的出现，表明三类主体存在一定的共通意见，微博中的他们并不是处于一个完全争议的意见环境中。在微博中，三类主体既有争议，又有共鸣，意见相互交织，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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