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媒介素养，很多人可能会说，领导干部“这一定要有”。最近的泸州一案，又掀开了一些地方官对媒介缺氧（养）的一角。不过，今天事儿姐要说的缺氧（养）主体可不仅仅是领导干部，而是扩大到普通大众，甚至包括娃娃哦。

什么？？？这事也得从娃娃抓起？别急，有新闻为证。媒体报道，媒介素养教育首次在广州走入了小学课堂，这也是全国首套《媒介素养》教材走入中小学公共教育课程教材体系。

这事从娃娃抓起，可不是“蹭热点”

据了解，我国目前青少年网民规模达到2.87亿。去年发布的《国内首份儿童网络安全研究报告》显示，儿童（样本来自18个主要城市的7-14岁儿童）手机接触率为91.8%、平板电脑接触率为83.4%、电脑接触率为80.6%。儿童数字化成长非常快速，已有明显的低龄化倾向，超乎成年人的想象。

广州《媒介素养》教材主编张海波表示：“互联网＋”时代应有两个标志：网络像自来水、电一样，成为基本工具和要素；媒介素养成为每个公民的基本素养。媒介素养最大的挑战，就是人们如何冷静、理性地看待互联网，思考互联网到底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将时代划分为“前喻文化时代，并喻文化时代，后喻文化时代”。我们现在正处在所谓“后喻文化时代”，即年轻人因为对新观念、新科技良好的接受能力而在许多方面都要胜过他们的前辈，年长者反而要向他们学习。移动互联时代，孩子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超过大人，他们与成人共享着同样的屏幕以及屏幕背后的世界，互联网大面积介入当代儿童的生活和成长经历，童年正在消逝。媒介素养已经不仅是媒体人的事、成年人的事，而是要从娃娃抓起。

约一个世纪前，沃尔特·李普曼在论述新闻工作的神圣性时说：“到达报社编辑部的当日新闻是事实、宣传、谣言、怀疑、线索、希望和恐惧的混合体，其杂乱无章令人难以置信。”反观今日，当自媒体的触角无处不在，这样的“杂乱无章”被直接推到受众面前，他们需要在杂乱无章的信息中甄别、选择、判断。对于没有受过媒介素养教育的大众来说，难度可想而知。

基于此，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超越以往的任何时代。

大众传播时代，戴着批判“眼镜”看传媒

媒介素养教育是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出现的。20世纪30年代，随着小说及黄色报刊的发展，以及大众文化在欧美各国的流行，很多学者担心大众文化所传播的价值观、审美情趣和传统文化的理念冲突。为保持本国文化传统、语言、价值观和民族精神的纯正健康，1933年，英国学者ER.利维斯和他的学生首次提出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概念。基于这样的“身世”，当时的媒介素养教育，采取批判的视角，主要是为了“甄辨与抵制”，即通过媒介素养教育来防范一些大众传媒的错误影响，自觉追求符合传统精神的美德和价值观。随后，媒介素养教育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广泛开展。

学界比较公认的媒介素养概念是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提出的：“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面对媒体各种信息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概括而言，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素养教育的核心就是让受众了解大众传媒的生产机制，知道媒介生产的内容并不是现实世界的真实“拷贝”，是加入了人的有意识的筛选，经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素的考量而“建构”出来的。受众在接受信息的同时，要了解信息背后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用批判的态度去接收和分析传媒提供的信息，从而做一个主动的受众。

大众传媒发达的国家，都相继把媒介素养教育纳入正规的教育课程。美国“教育法案”鼓励小学和中学各年级增加媒介素养教育内容。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韩国、印度等亚洲国家也结合自身国情，开始推广和普及媒介素养教育。各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充分表明，通过提高大众的媒介素养水平，可以促使他们综合考察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有效控制行为，并学会利用媒介帮助自己成长进步。

在我国，香港在1997年教育改革时开始推动媒体教育，2005年推行的英语新课程及2007年推行的中文新课程亦加入了媒体素养的相关内容。台湾也在2002年公布了《媒体素养教育政策白皮书》。大陆目前尚未有大规模的公民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素养教育大多停留在理论介绍的层面，缺乏与具体国情的结合，也缺乏有针对性或全面性的受众调查，亟需与媒体融合蓬勃发展势态相称的媒介素养教育。

提升新媒介素养，需要信息时代终身教育

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媒介素养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媒介素养经历了从阅读、理解和书写能力，视听素养、数字化素养、信息素养，到今天被人们称为“新媒介素养”的演变。

大众传播时代，人是传媒之外的接收端，大众传媒被看作是一种“权力”。因此，受众通过媒介素养，“抵制”这种权力对人们的“控制”。移动互联时代，受众已经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是作为生产者积极参与到信息生产中。他们不再是传播主体之外的被动接收者，而是成为“权力”的一部分，他们需要学会的不仅仅是对冲“权力”，还有善用“权力”。

在新媒体时代，受众需要的首先是甄别信息，做出选择。传播主体扩大，渠道多样，信息过载，加之不少信息在传播过程中“把关人”缺失，杂乱无章的信息内容已经被直接推送到受众面前，信息已经不再是香农认为的“能够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反而极大地增加了不确定性。受众需要面对各种“准新闻”“伪新闻”和中间样态的新闻，通过甄别和分析，对报道的信源、证据、完整性以及其他可能性解释等进行批判性认知，然后形成态度，得出“结论”。传播学者刘海龙认为，“除了优化信息环境外，恐怕更现实的是提高信息接收者的辨别能力和责任意识。”

信息时代，人们应该学习如何摆脱海量信息带来的不确定性。在《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一书中，作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提出了“新闻素养”的概念，并给出了解读海量信息的路径，为受众提供了新媒体信息环境下的行动指南。书中给出了面对海量信息的“解药”，指出看到一条信息时，受众要问问自己以下六个问题：

1.我碰到的是什么内容？

2.信息完整吗？假如不完整，缺少了什么？

3.信源是谁/什么？我为什么要信任他们？

4.提供了什么证据？是怎么样检验或核实的？

5.其他可能性揭示或理解是什么？

6.我有必要知道这些信息吗？

提问意味着保持与信息之间的平等对话，不是全盘接受亦不是全盘否定。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提问是解构我们所看到的媒体内容的第一步。批判性思维不是一个公式，而是一段旅程。”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研判”信息，就会逐渐为自己建立一个“关口”，从而成为自己信息消费的“把关人”。

媒介素养：人的素养的延伸

新媒体时代，公众作为信息生产者的作用不断凸显，这种参与已对传播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媒介素养对于公众来说，已经不仅仅是如何理解媒介，同时也体现为如何运用媒介发布消息、传播消息。专业新闻工作者掌握的职业知识，包括伦理规范，在某种意义上拓展为一种“全民知识”。公众要做一个负责任的信息生产者和发布者，成为自己信息发布的“把关人”。

媒介素养研究者宦成林认为，“新媒介素养”的核心是“参与素养”。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要充分利用媒体促进人类的健康发展，能力和技术固然重要，但是随着传者与受者之间界限的模糊，思想意识、伦理道德、思维方式、文化修养等同样重要。

今天，媒体已然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素养教育也理应成为人们的基本素养教育，同时也将是一种终身教育。“吸取一切有益因素去帮助人们过一种和谐的与人性相一致的充实生活”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终身教育的定义，也应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理念。

（图片来自网络）

撰稿：李康乐 统筹：张天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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