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研究启示与不足

综合现阶段有关的研究成果，关于网络舆论下道德绑架的研究虽然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但或 多或少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陷。

（1）关于网络舆论研究的细节不足。当下网络舆论的相关文献所涉及的研究内容大多都是关于网络舆论的概念、特点的相关阐释以及对其传播途径的分析以及监督引导方面的研究，而对网络舆论的传播机制，即传播类型、传播层次、传播模式等没有太具体的系统的研究。

（2）道德绑架事件类型分类尚不明晰。目前关于道德绑架案例类型的分析，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都没有统一清晰的分类。

（3）道德绑架的传播机制研究不足。国外暂时未有“道德绑架”这一概念，因此国外对于道德绑架的文献研究甚少。国外在网络舆论这方面的研究只涉足于对网络舆论和传播机制的讨论，而没有发展到网络舆论的类型之一——道德绑架的研究，同时暂时还没有网络舆论中关于道德绑架的传播机制的研究。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缺乏网络舆论的道德绑架现象和信息是如何在人群中传播、扩散、壮大或沉寂，什么样的因素会影响它的传播的相关研究。因此，本研究在总结前人对网络舆论的道德绑架现象的一些相关分析的基础上，对道德绑架的传播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

二、网络舆论中的道德绑架传播过程分析

道德绑架从本质上来说亦属于众多网络舆论中的一种，在互联网时代，舆论的大众传播途径由以前的传统报刊、广播、电视更多地转向当下的互联网新媒体平台以及具有开放性和深度交互性的社交平台，在新的环境下，舆论的大众传播过程必然更加复杂。网络舆论中道德绑架事件的爆发与大众传播的关系密不可分。

道德绑架现象产生的过程亦是大众传播中反复发酵的过程，而作为主要传播过程模式之一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是由威伯尔·L·施拉姆在1954年首次提出，该模式充分体现了大众传播的特点。

该模式把大众传播过程分为了信源、编码者，译码者，释码者、大量的受众以及可能的反馈三个过程，且由于传播过程的动态性和结构性，传播的在实质上是传播者与受传者的意义或精神内容上的双向互动，传受双方都是译码者，释码者和编码者的统一体，讯息则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构成传播双方的分别是大众传媒与受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传达与反馈的关系。作为传播者的大众传媒与一定的信源相链接，又通过大量复制的讯息与作为传播对象的受众相联系。受众是个人的集合体，这些个人又分属于各自的社会群体；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都保持着特定的传播关系”[5]。基于此，可以得出，大众传播的过程实则是各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大众传播过程模式亦表现出了社会传播过程的相互连结性和交织性。

同样地，在网络舆论环境下的道德绑架舆论传播，其过程也如同大众传播过程一般复杂。在大众传播过程模式的基础上，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名人道德绑架的传播过程。

其一，来自各种信源的信息输入。微博作为一个开放性很强的公共社交平台，它必然是各种舆论热点爆发的首要阵地。近些年来，随着互联网发展的速度越来越快，网络舆论环境也愈加错综复杂，明星作为公众人物，其言行必然受到公众的监督和管制。当某些具有道德争论的事件发生在明星身上时，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的微博大V、媒体用户和各路网民、网络水军，便纷纷发起了关于道德绑架的论战。总的来说，道德绑架事件都可归为：大众站在道德制高点上，逼迫名人做某事或者表态。由此产生的道德绑架舆论，便是道德绑架的信源。

其二，媒介组织与译码者、释码者、编码者。正如上文所说，各种媒介组织和大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同时扮演着传者和受者的角色。不同的媒介组织出于不同的性质、立场、受众情况及自身利益会对此类信源产生不同的译码、释码、编码行为。媒介组织在传播过程中起着意见领袖和把关人的作用，他们的意见和传播内容将会对受众的信息接收产生影响。同样地，大众出于不同的职业、年龄、受教育程度、成长环境以及个性等心理因素的影响，也会对道德绑架事件进行不同的译码释码编码传播。

其三，大量的受众与反馈。每个接受者都扮演着译码、释码和编码的角色，受众通过接收信源大量同一的信息，个人从属于群体，在群体内，讯息得到再解释或加工。根据群体极化理论，人会受到周围信息的影响，从而产生与周围人相同或相反的态度。环境影响态度，态度决定行为。在道德绑架事件中，受众由于不同的社会、心理因素造成了不同的态度，此种态度将会影响他们对事件的行为。通过影响变量的分析，可得出受众态度对其行为的影响，从而分析受众可能表现出的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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