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网络舆论中名人道德绑架的案例分析

2016年9月16日晚，明星乔某死亡的消息在网上爆出，引起热议。该事件发酵快，短时间内在微博上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在9月16日晚至之后的几天内，乔某的死亡事件在微博上不断地发酵。

在娱乐圈中，某陈姓女明星是乔某公认的好友，其当晚的微博对该事件的反应受到多数网友的关注。在乔去世当晚，陈发布了对其所参加的一则综艺节目的宣传，未有悼念好友的内容。此举引起了部分网友的评论炮轰和道德绑架。其在同日发布的微博更是成为了粉丝疯狂评论的阵地。在施拉姆提出的大众传播模式中，信息的来源来自大众，“好友去世，陈未发微博表态”成为整个网络事件的信源，并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

（一）信源复杂多样，传播迅速

如上所说，在舆论传播过程中，大众同时扮演着信源和编码释码译码的角色，每个人既是舆论的发源，又是传播者，反馈者。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的传播方式。“网络媒体尤其是网络论坛就像一个广域无疆的移动公开跑马场，它会随着焦点事件的改变随时把众看客的注意力吸引到事件发生地，并为每一位看客提供尽可能详细的可供讨论的跑马信息。[6]”

根据事发当天该条微博的内容为“又到禮拜五了，知道今天晚上要看什麼嗎？”，的微博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数据：其主要内容为艺人综艺节目宣传，该微博的转发数量为15578，评论数量为425680，曝光量（这条微博在多少个微博用户的页面上显示）为69160000。其中直接道德绑架及辱骂陈姓女星的评论数量大致为50——100条，所引发的点赞数为几十到几百不等，所引发的延伸评论和回击数量和则为几十到上万，而相对正面的评论和回击的评论则占了大多数。

（二）受众参与信息再处理，扮演多重角色

在该事件中，对陈的道德绑架评论主要内容指责其未对好友的死亡发微博进行悼念，部分网友则基于此进行反击。在乔的死亡事件整个的发酵过程中，普通网民同时有了作为编码、释码者和受众的双重身份。每一位网民都可以对陈在整个事件中的行为作出反应、得到自己的理解并发布于公众平台；同时，每个人也可以在评论区直观地看到其他人对此的观点和态度；在微博这一社交平台上，释码者与受众进行了交流与角色转换。

于此同时，在大众传播模式中编码、译码和释码这一环节中，媒体作为重要的参与者，其行为也会受到其自身利益、定位和受众的影响。由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两级传播理论指出，信息传播过程首先是从大众传播到舆论领袖，然后从舆论领袖传到社会公众的过程。前者是信息传达的过程，后者主要是人际影响的扩散。该理论认为，人际传播比大众传播在态度的改变上更有效，即第二级传播更为重要。在乔任梁逝世事件中，一些媒体和网络名人借陈“未加表态”的行为，在网络上发表了相关文章，并借事件热度以增加阅读量。作为信息的二次加工者，这些网络意见领袖将舆论内容扩散给更多的受众，进一步为事件升温。

（三）受众反馈多数客观

通过对陈同日微博的评论数据分析发现，大部分评论的内容还是趋于理性，涉及道德绑架的评论数量占总体评论数量的比重较低，而大多数涉及道德绑架内容的评论也受到了网友的理性辩驳。根据对普通受众有关网络道德绑架言论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受众会留意网络舆论中对于明星的道德绑架现象，然而，超过69.95%的人不会在网络平台上的道德绑架行为发表自己的看法，37.44%的公众认为受众不应对名人过分苛求，认为受众不应插手名人私事的公众占比20%。以上数据分析显示，大部分网民受众对于名人在网络平台上的表态行为持宽容态度，多数人对道德绑架事件持客观旁观态度。综上，在网络舆论下对名人的道德绑架的传播模式下，受众受到多方面、多主体的影响，其反馈较为客观和理性。

（四）水军、炒作因素不可忽视

据数据显示，陈微博下的互动用户，曝光量为6916万，用户活跃度为44，用户质量为48，加V比例为2.4%，参与用户数为5526，重度水军操作。水军炒作，利益纠纷经微博、微信等网络舆论社交平台放大呈现，增加了事件的复杂程度。

四、网络舆论中名人道德绑架事件的传播机制

经过对网络舆论中的道德绑架事件的归类分析、对典型案例传播过程的深入剖析，并结合施拉姆的大众传播过程模式，我们研究探索出一套初步的关于网络舆论中道德绑架的传播机制。

（一）事件的产生——信源

出于无聊、跟风、博取关注等心态的普通民众、亦或是受背后经济利益操纵的网络水军，对当事人做出了道德绑架的行为并输出了相关信息，常见的道德绑架舆论信息为强迫某人做某事或迫使某人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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