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权力争夺工具的网络道德绑架

胡沈明 杨悦

2017年07月10日10:08  
 

来源:《西部学刊》

摘要:在社会权力争夺体系中,不拥有“金钱”和“知识”者,往往利用“暴力”获取社会权力。网络道德绑架就是社会中“金钱”或“知识”占劣者利用道德作为工具整合群体的力量进行社会权力争夺的一种表达行为。这种行为的核心不在于权力的获取,而在于社会权力的破坏,通过破坏拥有者的权力间接地获得“解放”的快感。作为建设力量的道德在这个过程中异化为社会破坏力量,破坏网络社会秩序,进而影响现实社会生活。探索新的网络公平正义观、重构网络权力体系是解决网络道德绑架的一种全新模式。

关键词:道德绑架;权力;大众;网络权力体系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社会的阶层体系多为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社会权力结构相对稳定。进入现代社会,人员流动加剧,社会群体在社会资源和权力的分配等方面也发生了变化。自媒体时代,一方面媒体赋予人们以表达和获取一定社会资源的权力,具有较好明显的赋权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却没有很好地对某些赋权行为加以限制和疏导,从而使得网络道德绑架发展成为一种社会权力争夺行为。

传统基于血缘、地缘、业缘而形成的社会群体,其权力关系相对稳定,社会转型时期,不稳定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权力的争夺更加明显,不同的群体分别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争夺工具,拥有一定“知识”和“金钱”者往往以此为资源占有社会权力,不拥有这两大资源或这两项资源不够深厚者则利用“暴力”抢夺社会权力。网络道德绑架本质上就是一种暴力行为,它用“道德”作为工具,以数量的方式迅速占领社会舆论,从而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力,进而占居社会优势。探讨网络道德绑架的权力意识与权力抢夺行为,对于认清自媒体时代网络社会的乱象具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探索新的网络公平正义观、重构网络权力体系是解决网络道德绑架的一种全新模式。

一、网络道德绑架

自有人类始便有道德,道德已成为调节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手段。在阶级社会里,它作为统治阶级约束普通民众的一种方式,道德始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间或调节普通民众间的关系,然当其异化为对抗社会统治力量或社会既有价值秩序之时,道德便有可能沦为绑架的工具。19世纪50年代末,英国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论自由》中提到了“道德胁迫(moral coercion)”一词,在讨论社会权力对人的限度时指出“社会对人的胁迫和控制,无论是通过法律制裁的武力,还是通过公众舆论的道德胁迫”。[1]90哈贝马斯曾经认为,媒体构建的公共舆论“实际上是一种精心策划的公共舆论”,是公共领域被伪私人化的过程,公众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沦为舆论的傀儡。[2]230在新媒体打造的更加开放、自由的舆论场域中,公共舆论则沦为了道德绑架的帮凶,胁迫被绑架者让渡私领域权力。

学界对道德绑架的研究并不多,查阅文献资料可知,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特征、现象以及与新闻道德绑架的关系三大方面。其中,针对道德绑架概念的探析从伦理学、法学和心理学等学科展开,但尚未形成权威性的概念。德育研究学者张北坪(2010)认为,道德胁迫是一方以道德名义迫使另一方做与道德相关之事,具有强制性、群体性、有限性等特点。[3]覃青必(2013)结合日常生活中的案例和语义进行分析,总结出道德绑架的定义,即人们以行善的名义,通过舆论压力胁迫他人履行一定行为或中止与道德相冲突的行为,具有道德性、公开性、胁迫性、软约束性等特征。[4]杜振吉(2016)将道德绑架定义为,人们以其自己认定的道德标准干涉他人(或群体)道德行为选择的一种行为,是一种“愿望的道德”,具有弱强制性、善恶同在性和“事前审判”等特征。[5]在这些定义中,道德绑架的强制性、约束性工具正是社会舆论。但是其中提及的“道德名义”、“行善名义”均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文章对其适用条件、范畴均没有具体阐述。

从新闻传播学视角来看,道德绑架还并未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陈桥生(2007),陈力丹(2012),王誉俊(2016)等学者多是从媒介批判的角度,对新闻生产中存在的道德绑架现象进行阐述。陈力丹认为,“舆论绑架”现象是由媒体逼视所形成的:“媒体逼视是对私人领域过度公开报道的行为,这种行为报道给被报道者带来本不应该承受的压力,同时也造成了大众传媒的功能失调,是新闻媒体社会角色的错位。”[6]这表明,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将社会舆论变成了一种权力运行的方式,对被绑架者施压,有悖新闻伦理。

在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的传播速度加快,广场式的开放空间为公众提供了良好互动,实施道德绑架行为的主体转向以大众为主,媒体“退居二线”,起着推动作用。近年来在网络上频发的热点话题,引爆了大量道德绑架的言论,尤其是活跃于社交媒体中的网民用户,他们集聚而成社会群体,经常在网络上发表以高道德标准要求他人的日常言论。客观来讲,对于一些有悖道德伦理的现象,进行必要的道德要求、进行合理的道德引导,是必要的。但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对他人进行舆论批判,就成了问题,况且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行为和生活状态,这引发了我们对民众这一行为主体的深入分析。

总的来说网络道德绑架就是一种网络暴力行为,是人们愤怒情绪的一种表现,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动员,它用“道德”作为工具,以数量的方式迅速占领社会舆论,从而形成自己的话语权力,进而占居社会优势。其本质就是民众利益网络提供的公共空间对私人空间权力或社会既有权力的一种挤压,以重构社会权力。在网络公共空间中,道德而非法律已经成为网络空间的重要权力争夺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认为网络空间治理包括事实治理和价值治理两个方面,通过实名制、诚信制度以及反谣言条例,我们已基本完成对网络事实治理。然而,在价值治理方面,以道德之名进行的权力争夺已成为一个较难处理的社会问题。

二、道德绑架的根源: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的深化期,从社会结构角度而言,社会资源和社会权力的分配都在进行调整。新媒体的出现,打造了新型化的社交圈子,产生了众多网络社会群体,也折射出社会阶级矛盾和社会权力分配问题等社会隐痛。

(一)话语权的争夺展现权力关系的重构

新媒体为人们提供了展示自我的舞台,人人都可以畅所欲言,大众的话语权得到大幅提升。新媒体构建的“拟态环境”模拟了乡土社会供人任意发表言论的场所——井台,人们在社会上也许实行不了其他权力,但是至少能够在网络上满足话语权,掌握这一隐形社会权力。而且在这个广场式的新媒体空间里,人们可以通过建立关系、组建虚拟群体,进而维护社会群体的权力。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用户制作内容”的理念正逐渐瓦解传统媒体所拥有宏大叙事的话语权优势,建立起现代社会的多元化话语格局。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和扩展,人与人之间的阶级性隐藏于虚拟网络之中,但其言论表达会投射出各自的阶级属性。道德在阶级社会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阶级性,但那些社会各阶级成员都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带有社会公德性质,是没有阶级性的。社会公德是人们可以直接展开话题对话的最低门槛,因而不同社会阶级的社会群体都可以就网络事件发表以人伦、道德为评判标准的言论表达,试图通过提升话语权来实现自我群体的社会权力。道德绑架式的言论凭借新媒体,在极短时间内击穿一个个社群,形成传播的海啸效应,力图实现社会权力关系的重构。

(二)网络直接展现群体社会认同的差异

国家的转型带来了社会资源分配不合理,社会贫富差距加大、贪污腐败等问题。当下道德绑架的频发,其表象是民众站在道德高地指责“不道德的人”,本质则暴露了社会群体的社会认同出现了分化。

道德绑架的网民主体在发表言论时,代入了现实身份和阶级属性,更多的是站在弱者立场发表“仇富”“仇官”的言论,折射的正是阶级矛盾和社会资源、权力分配的深层次问题。在丁某某“到此一游”事件中,在外国景区文物上乱涂画的丁某某,被网友人肉出各类家庭信息,网友不禁发出“丁锦昊父母都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有钱人?”“埃及之行有没有挪用公款的嫌疑?”等咄咄逼人的疑问。在邓超因王宝强事件遭炮轰的过程中,有人发出“只为了赚钱,做人太虚伪”的评论。这类言论已经脱离了道德的评判,道德则沦为了网民宣泄偏执情绪的幌子,最终转向对当事人及家庭社会身份、地位、社会财富的窥视和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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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马潇(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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