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新闻的意义从何而来

凡是新闻都有意义，都在向受众说明某个道理，给人以启示或教益。但它不是由媒体生产出来的，而是从新闻事实的属性和意蕴引申出来的结果。新闻既是记者对事实的陈述，又是对事实的进一步追寻，揭示意义是新闻报道的主要目的。让受众认识事物的真谛，获得某种理念，甚至直接粉碎谎言或假象，是新闻意义的价值所在。新闻的意义往往隐藏在事实背后，再由记者编辑通过挖掘、整合而显露出来。记者没有新闻敏感很难迅速、全部地发现它，更不会准确、深刻地再现它。不同的媒体与记者由于立场差异，对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感受，对事实本身就有不同的认识，揭示出的新闻的意义也就不同，这给媒体生产新闻的意义提供了可能。

新闻的意义首先寓于新闻事实之中，其次需要记者的发现、鉴别与诠释，才能完美地再现。记者对新闻意义的发现，通过考察和透视新闻事实，发现它同人的关系和可能导致的后果，确定它对受众能够产生的思想与心理引导。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事实看作是价值中立的，认为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唯一不变的是客观事实，它们是一种离开人的意念而客观存在的，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依据这种观点，万事万物与人无缘，既不重要也无利害，这种价值中立的观点完全是主观臆断。如果把人摒弃在社会现象之外，任何社会事务都被视作毫无人迹的自然现象，就会抹杀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这种唯心的社会观，否定社会事实的人为性，势必否定事实意蕴的存在，即否定社会事实对人的作用和影响。

实际上，无论是一般事实还是新闻事实，只要它们发生在人类社会，都与人有特定的关系，何况它们一旦被记者选择并加以陈述，成为新闻事实之后，就会形成受众的某种认知和情感反应。这样，新闻事实对人就有了某些意蕴，受众对它无论如何不会无动于衷，把它当作“中立”的东西来对待。新闻事实“中性说”的理论偏失，不是把新闻事实与一般事实混为一谈，而是忽略了新闻事实与人们的固有联系。正是基于这一点，西方一些新闻学者认为，新闻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客体，而是纯粹的主观认识，只能由媒体生产出来。“意义不应被假定居于任何东西之中，不管它们是文本、言说、节目、行动或行为，即使这种活动和对象可能被理解为充满意义。意义是传播的结果”“而意义就成为文化的产物”[11]。如果这一结论成立，那么新闻的意义就完全是记者头脑和文化习俗的产物，无须根据事实而仅凭自我体验就可产生。

但是，新闻实践和社会实践发现，多数记者和媒体对新闻意义的揭示，都来自新闻事实，从新闻事实中概括出新闻的意义。2001年西方各类媒体对“9·11”事件的报道都揭示了这样的意义：这次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暴露了美国社会严重的安全漏洞，美国政府的防范能力不堪一击。此次事件遇难者总数高达2996人，美国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美元，使全球经济遭受1万多亿美元的破坏，给美国民众和西方国家造成极度的心理恐慌，经济及政治安全感遭到重挫，必将发动大规模的反恐战争，这又可能引起西方世界和中东地区严重的社会动荡。这一新闻意义究竟是恐怖袭击事件显露出来的，还是记者与媒体遐想与传播的结果呢？答案十分明确，没有“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西方媒体能够生产出这一新闻意义吗？

正如霍尔描绘的不同空间所代表的不同意义那样，“一个人可以抱住和抓住另一个人……如果是妻子处于丈夫的个人距离内，这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如果是另一个女人这样做，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就是与他人保持一臂之距的意义”。美国新闻学者盖伊·塔奇曼引用了霍尔这一论断后得出结论：霍尔认为不同的距离产生不同的社会意义，电视人通过不同的镜头距离可以表现特定的意义，但这一原理很少在电视新闻片中得到反映。[12]一定的空间距离产生某种意义，空间的远近则是不同意义形成的前提与根据，尽管人们对这种意义的领会和认知来自文化，但这是第二位的。二者是皮与毛的关系，没有“皮”怎么能长出“毛”这个“意义”呢？

只要把客观事实与人联系起来，大量事实都显露出同人的关联性，最普遍的关系就是它对人是否有好处，是否符合某些人的观念和利益，人们是关注它还是毫不理睬它。记者正是用这些尺度来观察和选择重要的事实，从中发现新闻的意义。新闻事实一方面具有事实的属性，是有根有据的、客观的自在之物，另一方面又是作用于人们的思想、引发其思考与感受的他在之物。这两个因素使新闻事实显露出意蕴，经过记者的提炼揭示出新闻的意义。多数记者采访同一个事件，在一般情况下，对其意义的看法大体一致，因为这个事件的意义对谁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对同一个事件报道意义不一致，是因为受媒体制度的支配，有人任意“生产意义”的结果。2015年，世界各国记者对猖獗一时的伊斯兰国极端势力都做了谴责性报道，认为极端组织作为人类的公敌，是残害生命、毁灭文化的邪恶势力，合作反恐是各国头等的国际任务和义务。除了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外，没有人否认上述这些意义。

新闻的意义能被客观地呈现，需要记者运用唯物主义世界观（worldview）的方法做指导，尊重客观事实，这样对新闻事实的看法才会和新闻的自在意义一致。如果媒体及记者在观察和理解事件时，从自己的利益和信念出发，不考虑事实同公众的实际联系和它的客观情况，就会进入“意义生产”，构思脑海里的自我蓝图。这时记者通常把事实中的某些因素放大或缩小，以改变事实本身的意指。这是某些记者进行意义生产的惯用手法。

事实的意蕴和新闻的意义是多维的，甚至是多重的，在一条消息中可能透露出多种意义，也可能只显露出一种意义。这种区别虽然没有在根本上否认新闻的自在意义，但说明不同媒体和记者的观察方法和角度不同，对新闻意义的揭示也有了差别。概括地说，新闻的四种意义——利害意义、是非意义、好坏意义和善恶意义，只有在受众内心产生引导与转化作用，提高受众识别和掌握真理与实践道德的能力，才能全部地体现出新闻的现实性。

这四种意义既有分割性，也有内在的联系性，分别或共生于某个事实中。一个事件发生后，对一部分人有利而对另一部分人有害，不同的人对它的感受也不一样，由此产生是非、好坏或善恶的不同判断。不过有些事件，对所有人都有利或有害，这也是常见的现象。在利害关系上，还有一些事件确实是中性的，对人们既没有什么害处也没有好处，记者就不应做出是非、好坏或善恶的揭示。报道太阳黑子爆发、街道上偶发的交通事故或一场失利的足球赛等，这类新闻不直接涉及多数人的切身利益，新闻不会、也不应显露出特定的意义。这类事件都不是重要新闻，任何媒体对它的报道不会特意注入意义观察和说明。那些对人有利或有害的事实，反射出人们的肯定或否定、喜欢或厌恶、兴奋或惊悚的态度，这类对立的认识和情感在报道中显露出来，新闻就表达了某种意义。如果一场足球赛的输赢是由于裁判员被收买、吹黑哨的结果，揭露裁判作弊的新闻就包含了记者的正义感，新闻就会显露出鲜明的意义。作为新闻媒体报道的主要对象，反映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道德面貌、社会变迁或国际关系事件，都包含了利害、是非、善恶与好坏的意义。

新闻事实的不同意指和优劣属性，令受众牵肠挂肚或触物生情，与其说受众有时被事件的冲突性、异常性所震撼，不如说是被事件中的是非善恶所感染。是非善恶彰显了人类对良知的追求，提振人的道德感和对真理的信仰，这类新闻的意义成为受众的精神食粮。任何时代都有浩气凛然的事件，也有各种各样的困惑和危机。许多事件本来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许多人却违逆潮流、无视惯例、矢口否认；还有些事实被新闻揭示于天下，是非分明、善恶对决，引发无数人的共鸣。“中国政府倡导‘一带一路’、合作共赢，有的国家则唯我独大，遏制别国的发展”；“有的国家把自古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硬说成是他们的国土，毫无羞耻感”；“有的国家到处炫耀武力，却声称别国构成威胁”；国内“有人越省偷偷地倾倒垃圾，对害人之恶潜行遁迹”；“农民工范雨素靠苦力谋生，做好我自己”……。这些新闻中的是非利害和善恶，明晰地立在受众面前，它们的意义悄然进入受众的脑海，用不着煞费苦心地去“生产”编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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