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的意义是生产出来的吗?

刘建明

2017年07月20日14:57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新闻研究文章中频繁出现“新闻意义的生产”“新闻意义的再生产”“新闻意义的生产符号”等概念与用语,这都是机械照搬西方新闻学概念,不会产生学术增值。新闻的意义主要来自新闻事实,不是媒体凭空生产出来的。记者揭示新闻的意义,有明示和暗示两种方法。

【关键词】新闻的意义;意义生产;新闻工业;事实的意蕴;意义发现

近年研究新闻意义的文章,常常出现“新闻意义的生产”“新闻意义的再生产”“新闻意义的生产符号”等概念与用语。读后不禁产生疑问:新闻的意义是生产出来的吗?媒体究竟如何生产新闻的意义?新闻意义的生产与新闻报道有什么区别?目前还没有一篇文章回答这些问题。有学者认为:“选择事实是建构意义的基础,意义的生产和再生产以选择事实为起点。”“受众心理客观产生的效果也是一种意义生产。”[1]说来说去,不过是把记者(媒体)赋予新闻的意义或受众对新闻意义的理解视为“生产”。这种对西方新闻学概念的“硬译”或机械照搬,不会产生学术增值,反而会使新闻学的科学性遭到破坏。

一、“生产”一词在新闻研究中的滥用

当下是新闻与传播学成果大丰收的年代,大量模仿西方观点和句式的论著,以及生吞活剥的新论层出不穷。新闻研究中频繁出现的“新闻生产”“内容生产”“新闻意义的生产”“新闻价值的生产”就是一例。这些既不是译作,也不是引用西方学者的原话,而是把新闻采访写作视为“生产”,可说是借鉴西方观点到了囫囵吞枣、食而不化的地步。

令人深思的是,在别的学科和领域,这种亦步亦趋、紧跟西方走的现象很难见到,即使有也没有达到如此不求甚解、全盘照抄的程度。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艺术劳动”和“艺术生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还多次使用“精神生产”的概念,把它们作为同物质生产相对的精神活动的称谓,但他们二人从未把人类的具体精神活动称作“生产”。至今理论界没有出现过“理论生产”的说法;音乐界也没有“音乐生产”“歌曲生产”的提法;在文学界,很少有人使用“文学生产”一词,尽管这一概念被列入网络百科,但多数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却耻于使用它,因为文学是一种神圣的创作,不是一般的手工或机器操作。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2]。而精神生产却不改变自然物的形式,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构成语言表达形式的观念活动。[3]因而,任何具体的精神劳动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生产。精神生产有时是对生活的虚构,不等于现实存在,例如文学、戏剧或影视艺术作品;它也可能是符合实际的观念活动,例如真实的新闻报道和正确的理论。但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一篇新闻文本,通过反映事物的过程和结果完成无形的精神生产,完全不同于使用模具的物质生产构型。《现代汉语词典》把“生产”界定为“人们使用工具创造各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辞海》对“生产”的注释同样是:“以一定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人们,利用生产工具改变劳动对象以适合自己需要的过程。”《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及其他英语词典对“生产”(produce production)的解释同汉语词典一样,都是制造、制作的意思,多指客观世界没有的东西被创造出来,其产品是有形状、有质地、能够拿起来放得下的物品。

“新闻生产”的原料,即新闻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能被媒体制造或创作出来。如果媒体无中生有地创作或制造新闻,报道出来的新闻则是谣言。不考虑概念的语境和所指,滥用“新闻生产”“内容生产”“意义生产”或“新闻价值生产”,轻点说是语言使用上的问题,用挑唆和煽动性的语言歪曲新闻规律;重点说就是鼓吹编造新闻,愚弄受众。

考察西方新闻理论史,曾出现过“报纸生产”的概念。1924年美国学者卡斯帕?约斯特在《新闻学原理》一书的第二章论述了“报纸生产原理”。他指出:“报纸的生产使其成为企业,它的销售是很重要的。”“报纸必须用机器制造,制造好了必须销售出去,要完成这些步骤,报纸就得和其他商业一样,要非常注意商业训练。”[4]“报纸生产”或“生产报纸”都是正确的概念,因为报纸是物品,是报社在车间里用机器印刷出来的。把文字稿及版面印在纸张上,印刷和剪裁纸张后还要做成开张折叠的外形,这一过程完全符合“生产改变自然物的形式”这一属性,说报纸是生产出来的,不会有任何异议。

正因为如此,法国新闻学者贝尔纳·瓦耶纳尽管认为,新闻采访和写作同报纸的印制是相互连续、不可分割的,但他强调新闻采访、写作与编辑是脑力劳动,而报纸的印制则是物质生产。他在《当代新闻学》中写道:“新闻工业,至少是报刊,是通过两种方法进行这项工作的。一是把模糊不清的事件制作为清晰明确的材料——消息;二是把另一种原料——新闻纸制成成品——报纸或期刊……即使在电子大众传播媒介中,也不能把二者截然分开,前者是脑力劳动,后者是使前者具备交流形式的生产过程。”[5]广播电视新闻需要用机器录制和剪辑,制作录像带、光盘或输入电脑后才能播放,这种生产形态不同于新闻的采写过程,那是思维的结晶。所以,所谓的“内容生产”“话语生产”“价值生产”“意义生产”等概念既不适用于报刊新闻,也不适用于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完全是生编硬造的词语。

人们不禁要问,西方一些新闻传播学者为什么把“生产”这一概念引进新闻采写,把记者编辑的脑力劳动随意说成“生产”呢?这和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的媒体公司化、市场化和逐利化的“市场驱动”有关。[6]在这种潮流的冲击下,媒体老板和某些学者不仅把新闻传播视为工业,而且把一切文化事业看作产业,出现“文化工业”“文化生产”“媒介生产”以及“新闻生产”的概念。他们强调文化的制度化、社会化和媒介运作的高度利润化,力求保持其意义生产(sense-making)的结构和形式,把持社会话语权,不断对现存关系进行再生产(reproduce)。[7]迈克尔·舒德森在《新闻生产的社会学审视》一文中指出:“新闻作为动态化生产过程中的权力实践与社会影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相联系。它一方面是媒体‘自下而上’的思想机构,被消费者的需要和记者的多元价值观所左右;另一方面又充当‘自上而下’的控制机构,为大型商家、广告商、‘权威’信息源、政府和精英人士所支配。新闻必然由媒体机构或官僚政治生产出来,为资本谋取利益和控制大众服务。”[8]这就出现了新闻业的“市场理论”,“新闻生产”“话语生产”和“意义生产”正是这种学说的产物。

媒介市场理论出现不久,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和批判,认为它的某些观点有助于维护现行的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为媒体及其管理者实现政治、经济功能提供理论根据,形成传播学批判学派,构成“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较为激进的批判学派代表有J.阿特休尔、H.席勒、H.甘斯、R.威廉斯、N.加汉姆、P.布尔迪厄、H.麦克马纳斯等人,他们从不同视角对传媒的权力体系与新闻的商业化进行了批判。正如约翰?麦克马纳斯所说:“获取最大化利润的商业目标主导着新闻生产,以至于理性运作的新闻部门必须照此行事,市场逻辑指导着新闻生产的例行程序……这些例行程序构成了组织文化,形成生产新闻的习惯性认识。”“掌握权力的利益各方希望隐瞒一些事件,突出对他们有利的事件,进而制造新闻,以影响公共议程。公众不再被看作是民主政治的一部分,而是被当作一群消费者。”[9]

批判学派针对的是媒介的过度市场化和对资本统治的效忠,提出的结论深刻而尖锐。但有些观点十分激进,公然否定新闻市场和媒体营销规律,不免带有乌托邦色彩。从新闻载体的制作、媒介经营和新闻产品的销售看,“新闻生产”的概念是成立的,在这个领域使用“新闻生产”是无可指责的。但新闻的“内容生产”“新闻价值生产”“话语生产”和“意义生产”则为虚构新闻打开大门,为媒介和统治集团曲解新闻事件制造理论根据。B.迈克奈尔指出:“对立的政治家、新闻从业人员和新闻媒体在虚构事件的战场上相互竞争。他们彼此之间比试谁能提供更加吸引眼球与更具‘曝光度’的故事及对世界的描述。”“我们的意见自由市场是这样一个地方,人们可以在这里采购相互竞争的虚构事件,并对这些事件做出评价。”[10]可见,“内容生产”“价值生产”和“意义生产”违背新闻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只能是故弄玄虚的学术糟粕,在新闻研究中滥用这些概念和理论,是在啃噬新闻媒体的健康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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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马潇(实习)、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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