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者》如何从电视走向书籍

付如初

2017年11月11日07:54  来源:解放日报
 
原标题:《朗读者》如何从电视走向书籍

面世一个月后,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朗读者》系列销量即突破60万册,被誉为电视书的一匹黑马。

将《朗读者》这样一个备受关注的电视节目转换成一本书籍,需要经历把视听感转化为阅读感的大量编辑工作。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付如初撰写的这篇文章,回顾了《朗读者》从电视走向书籍的背后故事与编辑思路。“片段化的东西,只有靠稳定的编辑体例才能实现系统性和整体性,才能真正成为一本书。无论《朗读者》的电视节目有多大的影响力,在它变成一本书之后,它的文学含量、文学品质都要经得住读者的检验,这也是它最大、最恒久的附加值。”

《朗读者》的董卿印记

电视节目《朗读者》播完第一期不久,我第一次见到董卿。那时候,我们出版社的几个人是作为文学篇目提供者出现的。她听闻我们来了,从机房出来跟我们打招呼,素颜,平底鞋,牛仔裤,披着一件很大的衣服。然后,我们就跟着进了机房。

正在剪辑的是《瓦尔登湖》的阅读片段,朗读者是广东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唯一的工作人员林兆铭。同去的编辑廉萍看了一眼,说,“有一个字读错了”。于是他们赶快记录、修改。

正如董卿在很多访谈中提到的,《朗读者》是她首次作为制作人制作的节目。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人,意味着要从策划方案、找投资、组团队、请嘉宾,直到剪片子、和电视台协调节目播出时段,全程决策把关,事无巨细。董卿有一个黑色记事本,很厚,每次开会她都带着,有时候查找,有时候记录。

我们团队和董卿有过不下十次的碰头会。印象最深的是,她两次来我们出版社,依旧是素颜,依旧是黑色记事本。当有编辑提出,《朗读者》一书的内容应该增加某一部分时,董卿回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我是怎么说的,最后咱们决定不增加了。她就是这样思路清晰,过程记得清清楚楚。

董卿尤其重视《朗读者》书中的访谈部分,也不止一次表达,因为节目时长限制,不少精彩的访谈内容被剪辑掉了很可惜。后来,为编辑该书,我完整阅读了每位嘉宾的访谈。对照节目播出的内容,再看被删减的内容,感受到一个访谈从两三个小时变成七八分钟的过程中,筛选者的经验、眼光、见识、着力点和控制力。也对董卿所说的萃取又提纯的“割爱”之痛,有了切身的感受。再加上,图书与电视节目在价值取向上会略有差异,所以,我们适当挑选了一些被剪辑掉的内容补充到书中。

访谈的内容,从口语对谈变成文本阅读,并不简单,表达需要调整、转换,语法混乱需要修正,这个打磨的过程需要很细致。而且,还要突出董卿作为主持人,在访谈过程中所把握的逻辑、细节和观点。董卿也曾和编辑表达:某一个访谈,看完依旧泪目不已;某一个访谈,看完觉得不够好。哪怕是工作完成、好评如潮的时候,她依旧在检视和省察。事实上,在和她合作的过程中,我不止一次在心中感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用功最深的地方

据说,最初做《朗读者》的时候,投资者并不乐观;又因为节目模式是原创,没有人能准确预测未来会怎么样。

终于,第一期节目以“遇见”为主题播出了。演员濮存昕、无国界医生蒋励、企业家柳传志、鲜花山谷的神仙眷侣周小林和殷洁、世界小姐张梓琳,还有老翻译家许渊冲,每个人先讲述自己的故事,再朗读与故事相关的文本。这样一种模式,让人和书、命运和故事、时间和空间、情感和文字嫁接在了一起。书被人激活,人被书升华,一下子产生了巨大的情感发酵力。

董卿总是说,老翻译家许渊冲是《朗读者》节目的福星。他的故事,他的热泪盈眶,他的勤奋,给节目注入了太多的情感能量。他说,他翻译第一首诗是在1939年,那一年他遇到了老师钱锺书,遇到了同学杨振宁,遇到了女同学周颜玉。而翻译的这首诗就是林徽因写给徐志摩的《别丢掉》。

说到爱情的遗憾,许渊冲先生说:“生活的每一天都能欣赏,失败有失败的美。”这种自然而然的反应,这样的人生箴言,对观众而言,或许是最有说服力的。我体会,《朗读者》节目更多的是以这种自发的方式实现了雅俗共赏。而恰恰是这种顺其自然,让所有人的情感实现了顺畅对接。

曾经,我们一直在用理智条分缕析地倡导阅读的各种好处。想不到,复杂微妙的情感激活是一条更直接有效的倡导途径。我们在出书的过程中,也充分把握了这些感染力。给朗读者撰写小传的时候,点评一个文本的时候,流畅自然、情理兼备,是我们用功最深的地方。

让我们不断体会“今天”

人文社很少出电视书。这次的《朗读者》,因为涉及大量的文学作品,而且这些作品绝大多数我们都曾经出版过。我们觉得,这样的朗读节目,更像在帮助文学做推广,像是为读书打开了一扇新的门,让来自文学的亮光借由电视照向更多的人。

从确定合作到图书出版,《朗读者》 一套三本,70多万字、154张图的书,总共历时72天。这在图书出版周期中是非常罕见的高效率。之所以如此,自然是想趁着电视的热度促进图书销售。作为一本有着广泛观众基础和良好口碑的电视图书,社会效益已经有了基本保障。那么,如何让这种社会效益嫁接到更多的文学作品上,自然就是出版社接下来考虑的问题。

出版体制改革以来,事业单位的文化人变成了企业制度下的出版人,必须投身到出版双效益的核算当中去。很多时候,转变一发生,我们就容易变成鲁迅笔下的九斤老太,感叹一切不复当年。殊不知,即便在转换之中,我们也在守着“当年”留下的东西。“当年”并没有为“今天”准备好一切,“今天”也并没有丢掉“当年”的所有。但可以说,编辑《朗读者》,因为事关经典让我们不断靠近“当年”;因为事关电视图书也让我们不断体会“今天”。

助推阅读的同路人

片段化的东西,只有靠稳定的编辑体例才能实现系统性和整体性,才能真正成为一本书。无论《朗读者》的电视节目有多大的影响力,在它变成一本人文社的书之后,它的文学含量、文学品质都要经得住读者的检验,这也是它最大、最恒久的附加值。

我们很早就为《朗读者》确定了编辑体例。以每一个主题结构章,以每一位朗读者结构节,每一节内增加原创性的人物小传、根据书的价值观扩容部分人物访谈,校核和拓展所读的文本,增加文本点评。

于是,人物访谈,从口语转变成了书面语,找回了不一定适合电视但适合图书的部分;人物小传,从节目里剥离出来之后,补充润色,增强文化属性;而文本校核和拓展,则更是考验编辑的工夫。比如,其中冯小刚读到的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一般认为是卓别林在自己70岁生日当天写的,但外国文学的编辑说,这首诗的作者是有争议的,更大的可能是出自一位佚名美国女作家之手。

文本点评,更考验编辑的专业能力。电视中出现过的一部分点评,收入书中之后,我们去粗取精,力争做到禁得住准确性和文学性的双重检验;大量文本没有点评,我们发动各个相关专业的编辑去找,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就写。这一点评部分,果然也成了书的一个亮点。

人文社有一个传统,或许可以概括为“书比天大”——任何一本书,都需要尽个人和出版社所能。因为,除了经过时间检验的——比如古典文学,经过空间检验的——比如外国文学,大量的书都是有待检验的。

而作为出版人,有一条底线是需要保持的,那就是即便书的内容价值禁不住历史淘洗,至少书的编辑价值要有禁得住淘洗的追求。虽然,《朗读者》是应时而出的书,但我们没有减损它承载的人文社的品牌含量。相反,我们敞开怀抱拥抱新技术,首次把AR技术带到大众图书里,真正实现电视和图书的动态链接,成为它在固有品牌含量之外的新视野和新气象。而同时进行平装版、青少版、精装版和私人订制版的多版本开发,也是老品牌适应新市场环境的新例证。

或许,《朗读者》 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相遇,是经典文学,是阅读,注定的缘分。因为在助推阅读,丰盈精神和心灵的路上,所有致力于这个事业的人都是同路人。

(责编:宋心蕊、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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