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媒体主导的时代，国际传播通常被认为是“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① 。互联网时代，传受关系的变革扭转了长久以来民间（社会）力量在国际传播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局面。同时，在信息传播技术力量的驱动和赋权下，“国际传播主体经历了由一元（政府）向多元（政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个人）的转变”② 。

首先需要肯定的是，作为我国国际传播重要主体的政府宣传部门及中央级媒体，近年来在创新国际传播形式、增强我国国际话语权方面做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尝试——在叙事策略上，官方话语更加强调具备普适性价值观的叙事命题；在视听语言上，采用拼贴动画、视频直播等前沿视觉表现形式，丰富感官体验；在渠道平台上，通过设立海外媒体中心等方式不断扩大中央级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尽管学界和业界不断强调国际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转向，但针对通过民间（社会）力量进行国际传播的研究目前尚不充分，关于民间（社会）力量的效能作用及其与话语体系构建间的逻辑关联模式也亟待厘清。不容忽视的是，民间力量不但在形态上丰富着我国国际传播的多元主体面貌，同时也为我国构筑国际话语平台的实践活动探索了现实路径，并提供新的想象可能。

一、历史与现状：民间力量的构成主体及其特点

在经典国际传播学理论视域下，国际传播的主体通常被划分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这四类，本文中的民间（社会）力量主要是指除政府以外的其他主体，包括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关于民间（社会）力量主体的上述界定并不意味着将“官方”与“民间”二元分割，本文也无意于对这二者力量进行强弱关系对比。事实上，不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力量，这二者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从来都不可缺位。另一方面，即便在多元化的时代，“官方”的强势主体地位在很长时间内依旧不可撼动，特别是当某一国家处于战争等特殊状态时，官方依旧是能够代表国家向外发声的绝对主体。

早在清末时期，我国的民间群体便在海外进行着讲述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实践。由王慕陶等人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创设的远东通讯社，被认为是中国民间群体在海外最早创办的通讯社。③ 留学生群体亦是构成民间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比如，由留日学生创办的东京通讯社、华瀛通讯社，由留欧学生创办的巴黎通讯社。在当时西方国际通讯社垄断信息传播权力的背景下，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作为民间力量的海外留学生仍旧为当时的中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西方通讯社的霸权地位。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抗日战争时期，回族民众利用民间外交等方式揭露了日本侵华的真实目的，并在中东、北非等地区广泛宣传中国抗日救亡的思想。④ 但总体来看，我国民间层面的国际传播历史实践案例相对较少，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和官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国际传播的主导地位，来自民间的话语表达声音则处于相对弱势地位。

作为民间国际传播的构成主体，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国际话语表达的途径和机制各不相同。对于以营利为目的企业来说，其主要通过海外贸易、海外广告推广以及海外公共关系等业务展示自身形象、构筑中国话语表达平台；对于各类社会组织来说，不论是专业性、行业性的组织机构，还是经济团体、文化团体，这些具备非政府色彩的社会组织是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各类智库成为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的新兴重镇；对于个人来说，身份的多样性和模糊性以及高度的参与性是个人作为国际传播主体所表现出的显著特点，不论是社会精英、海外华侨、留学生，还是关注中国问题的外国友人，甚至是普通的国际游客都有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国际传播的话语实践。其中，艺术家是近年来参与国际传播活动较为活跃的个体，包括韩美林、何水法等知名画家在内的艺术家群体通过举办国际画展等形式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传播中华文化的民间使者角色。

二、目标与效果：民间力量的功能定位与性能优势

不同于由官方主导的国际传播活动，民间力量的作用效果一方面表现为对于官方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补充，另一方面也作为官方话语体系的“缓冲器”，柔化着国际传播领域可能存在的尖锐矛盾。“补充”与“缓冲”是民间力量所具备的性能优势，亦是其在国际传播中所确立的既与官方力量相区别，同时又互为补充的功能定位。

国际传播中的民间话语多来自于不依附于外部资源的草根群体，因而民间群体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往往持有自身独到的价值观点和价值诉求，这与经过统一部署和集体协商的官方话语体系有着显著不同。一些研究表明，当下的中国存在着政府、精英、平民三大政治话语体系，且这三大话语体系的“不交融性”将可能导致“撕裂社会”⑤ 。具体来看，官方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代表着主权国家的政治立场，是规范的、强势的、严谨的政治性表达，“而民间话语体系是长期积聚的各种民间思潮的舆论表达”⑥ ，民间话语体系内涵丰富、肌理丰富，发挥民间话语的作用力和影响力将有助于弥合社会的裂痕，进而为国际传播舆论场上可能发生的各种冲击起到减震效果。

特别是当国际传播的主要议题涉及环境治理、医疗健康、道德建设和社会保障等跨越国界的内容时，传统官方层面惯常采用的外交部发言人制度以及各级政府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制度往往收效甚微。若依靠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组织等民间的力量和渠道，则往往可以舒缓矛盾，相较于官方层面政策施令式的社会动员而言，非政府组织凭借自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能够获得更加良好的社会动员效果。例如，日本民间智库“言论NPO”（代表为工藤泰志）的主要任务即是围绕恐怖主义、传染病防治以及贫困人口等全球议题召开学术研讨会，并定期召集各国学者对问题把脉，以期通过民间话语表达一国的政治立场和利益诉求。

在多元化的今天，官方话语的表达方式和价值诉求也在随时代的变化而向多元化转变。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在国际传播中的界限逐渐模糊，二者的关系表现为既相互独立又互为补充的结果。为了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官方话语一方面需要民间话语的补充和协调，另一方面也需对不断涌现的各类民间话语进行引导和管理。尽管从目前来看，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分野依旧存在，但总体上二者均以满足国家社会的需要为目标导向，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性特点。站在民间话语的角度来看，当官方不便公开发声或是公开发声难以获得良好效果的时候，民间话语将发挥巨大的补充性作用。

例如，涉藏、涉疆等问题一直是我国在国际传播领域中面临的敏感问题，国外的政府、媒体和民众往往对来自中国官方的意见表态存有异议，一些媒体和组织非但不能正确报道甚至还会有意污名化中国官方的话语。面对这样的问题，仅依靠来自官方层面的话语表态往往效果不理想，甚至还会产生事倍功半的结果，此时若有适宜妥帖的“民间声音”，那么解决上述尴尬而棘手的国际传播问题便有了全新的路径指引。当重大国际事件发生时，民间群体潜藏的巨大能量和资源应被充分重视和挖掘。此前发生的火炬传递事件中，中国海外留学生群体自发声援，并在线上和线下发起抗议活动，对暴力干扰火炬传递的行径进行了大力谴责，国际舆论反响强烈。著名的Anti-CNN网站即是民间社会组织发挥舆论影响力的典型案例，该网站分析整理西方媒体报道中恶意歪曲中国的内容，同时有理有据地对部分西方媒体的恶意言论展开有力回击。

民间力量之所以能够发挥“补充”和“缓冲”的作用，是因为国际传播的受众更加认同来自非官方背景的个体的声音，换言之，民间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长久以来官方层面的信任危机。信任危机的弥合一方面与西方民众的文化习惯有关——西方人文主义倡导个体关怀，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也与西方民众对中国持有的刻板成见相关——中国政府的强权形象压迫普通民众的意见表达。正是基于这些原因，来自民间渠道的话语表达和国际传播实践能够创造出更强的心理接近性和更具亲善性的中国国际话语表达体系。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