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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灾难事件在互联网传播中的框架建构与互动——以“上海外滩踩踏”、“天津爆炸”、“东方之星”三个事件为例【2】

万襄甜
2018年01月24日10:17 | 来源:人民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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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研究发现与结论

3.1双方对事实的认定与报道信源的多元化

表2 显示的是官方与公众两个场域在3 个公共灾难事件中使用不同框架类型的频次分布、显著性以及交互关系。从分析结果来看,官方场域有89.9%的文本采用了事实认定框架,而公众只有36.5%的文本采用了此框架,远远小于官方使用此框架的比例。这一方面说明官方及主流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通常直接通过从官方等渠道所获取

的信息,通过事实的认定、数字的通报和告知、现场的直击和描述等方式,将事件发展的情况和进展向公众告知。公众在这一层面上处于被动的接收方,对事实的进展采取不断了解和谨慎观察的状态。无论是对于媒介场域来说还是对于公众场域来说,事实认定都是最为重视的框架。尽管如此,官方场域还是比公众场域更加注重对事件本质性事实的确定。

从图2可知,报道中的主要消息来源往往来自政府官员(69%),其他媒体(8%)、灾民、家属及普通民众(8%)也占有一定比重。但从总体上看,政府等官方组织占有绝对性的比重,这表明,在公共灾难性事件的媒介报道中承担交待主要事实作用的正是政府和官方组织。而其他消息源的分布则比较多元化,“其它媒体”也是报道来源之一,比如新华社、澎湃新闻等。这表明重大突发性事件的消息来源已不单单被政府等官方组织所垄断,许多当事人、目击者和网民通过微信号、微博评论、论坛发帖等方式参与事件的传播过程,网络消息、研究单位、企业等一系列民间话语文本已经越来越多地被主流媒体所引用。另一方面,对事件事实性的质疑以及对参与管理处理事件的主体行为进行质疑,成为民众十分常见的表达行动,这对官方和其他主流媒体传播信息的即时性、权威性提出了挑战。

3.2时间上错位的责任归因

“东方之星“事件的爆发期为事件发生第二天后的一周时间内,包括了事件的起始、救援情况和“头七”悼念等关键节点。缓解期为事件发生一周后到当年月底,包括问责、行政处罚、调查报告等事件。善后期包括一些其他相关的时间节点。表3是

“东方之星”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官方与公众框架使用的比重。在事件爆发期,不论是官方(97.4%)还是公众(52.8%)都对事件的发生、发展表现出重视,尤其是官方,竭力向公众和社会通报事件发生的情况以确认事实。公众在事件的爆发阶段由于知晓事件而产生的情绪化和情感化非常明显(50%)。在事件的缓解期,官方(87.5%)与公众(40%)对事件的事实确定持续关注,并且官方对救援(81.3%)的情况表现出上升的状态,这也是由于事故中救援情况、打捞情况的复杂性等因素所导致的。

公众倾向于在事件未明和持续发生时进行问责,官方则更重视对事件事实进行跟进报道,直到调查组或政府主动公布了调查报告后才作出评价,表明了媒体在对事件归责判定时的谨慎态度。在公共灾难性事件中,公众已经不再“一刀切”地归因于政府职能缺失、行为失当,而是根据事件的具体情况和主体进行反应。媒体在事件传播过程中并不回避问责框架的使用,面对公众对责任归属的迫切追问,正视和重视追责成为官方处理公共灾难事件的新进步。

(三)情绪化在公众场域的广泛体现

表4是对样本进行Spearman检验后,官方场域与公众场域所体现出的8个框架之间的相关性。在公众场域中“救援框架与人情味”之间存在相关(0.169),但官方与主流媒体场域却呈现负相关(-0.171),这说明公众关注救援情况并容易被现场状况所感染从而产生感情化的倾诉,而官方在进行救援情况和行为的报道中尽量保持客观和专业主义。这与之前表2中公众场域使用人情味框架(21.1%)高于官方(10.6%)的结果是一致的。公众将网络舆论平台作为一个自由表达态度意见、宣泄情绪的场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官方主流媒体对于公共灾难性事件的报道话语是事实的“公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体现了一定的新闻专业主义,而公众话语却往往是从事件片段、枝叶去获知事件的发生、发展,通过文字、图片、现场等符号与情感铺陈来影响公众,因而具有浓厚的情绪化特点,普遍存在于在民间话语与公众场域议题建构中。

另外,主流媒体场域的冲突框架与问责框架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0.400),而对于公众而言却没有相关性,这说明官方媒体与主流媒体对事件发展的争议性问题倾向于判定事件发展的原因和来由。除此之外,公众场域框架之间弱相关性较多,这是由于民众自主表达和个性化、情绪化较强,主观化的情绪影响使得公众场域框架之间的交互更加复杂。一方面,公众在事件爆发期容易基于自己从各种渠道获得的信息,对事实进行判定;另一方面,公众容易被救援、现场所的场面所感染,自由地表达情感、情绪。一旦官方与公众对于事件某一层面的建构产生了较大的差别,形成了事实或态度上的争议,那么公众场域就会怀着“人情味”的情绪,寻找更多细节与事实以支持自己的判定,并可能形成强大的情绪舆论。

4.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公共灾难性事件,并以“12·31上海外滩踩踏事件”、“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故”与“6.1‘东方之星’沉船事件”三个事件作为代表,以新华网和新京报网作为官方场域的代表,新浪微博作为公众场域的代表,并未包含所有的媒体和公众表达的平台,研究采取全样本和系统抽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样本采集,尽量抓取全样本,但是样本搜集依旧不够全面,可能会受到遗失和误差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样本存在偏移。基于本研究的概念控制介入所造成的人为偏差,可能使得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产生一定的差距。另外,风险传播体系与框架理论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领域,本文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对其主流理解所做出的,具有不确定的因素,无法通过演绎来完成全面的解读。

(责编:温静、赵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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