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社会功能赋予与惯习形成：传播责任的艰难坚守

“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 布尔迪厄对法国媒体实践的这一判断却并非完全适用于中国。我国电视新闻场域中的行动者在市场惯习外，还广泛探索“信息告知”、“舆论监督”、“提供娱乐与服务”等社会功能的实现。不过这种理念的实现又是有限度的，基于传播责任的惯习进化始终难逃来自政治场域与宏观权力的规训，由此引发行动者的不同应对策略。

2.1传播的社会功能引领下的惯习进化

惯习来自“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并生发出与这种社会化结构特征相对应的知觉、灵感，以及实践。 50年代末，电视在我国刚出现时，政治功能的统率作用十分明显，在有限的传播理念下，电视媒体被视作党和国家的舆论宣传工具。受浓厚的行政权力色彩影响，那时电视新闻人的职业理念“基本来自更老一代从业者的指导和长期以来政治场域的熏陶，并且保持得比较一贯。”

80年代以来，伴随收视率普及而逐渐培育起来的受众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催生了电视媒体“信息告知”功能的实现，体现这一功能的电视新闻形态也一直延续至今。

1994年《焦点访谈》的开播逐渐培育了电视新闻“舆论监督”的报道形态，两年后《新闻调查》的出现也促使“调查性报道”理念的弥散，“进入新世纪以来，专业精神和自主意识成为调查新闻人的共同追求。” 2004年，国家层面大力推行“正面宣传、唱响时代主旋律”的宣传号召，调查性报道受到压制。逼仄的现实处境引发电视调查记者惯习的适应性改变，“以前做记者是监督强权，现在去做公益是扶助弱者，不是逃避，是迂回；其实两者有一个共通的地方，不管是尝试推倒一堵墙或者帮扶一个鸡蛋，其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生存环境的日益趋好。”

“喉舌功能”一以贯之，且在国家宏观权力和政策庇护下实现平稳过渡；“信息告知”功能渐成电视新闻的功能常态；“舆论监督”功能由盛而衰。最终，在政治场域和和收视市场的夹缝中，“提供娱乐”与“供应服务”开始引领电视新闻新的功能特征，并促使电视新闻人的惯习进化。尤其在“移动”与“互联”特征日渐加深的当下，去中心化引领的“即时互动、随时娱乐、随时表达”的社交特征走向全民化，电视新闻由此积聚着在各类泛在领域的强大动能。

2.2来自政治场域的压力与惯习选择的分野

虽然我国的电视新闻传播早已突破了单一的意识形态宣传功能，不过电视新闻场从属于政治场域却成为了无可争辩的事实。电视新闻监督、信息告知等传播功能的实现不可避免会因触动关键利益集团或涉及敏感话题，受到来自宏观权力和固有体制机制的规约，而场域内部的行动者亦对此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

最直观的一类应对逻辑是屈从，这部分行动者“或者不把预先的避免机制看作约束，或者相信这些避免机制在某些情况下乃是适当之举。” 对于政治场域的介入，他们“并不领会那是一种暴力，反而认可了这种暴力。” 在这种“符号暴力”的规训下，电视新闻场域中的行动者逐渐建构起一套自我审查的新坐标，虽然他们可能并未意识到自己是在对压力作出反应，但事实上，在一次次的场域实践中已然表现出了习惯性的妥协。这种消极的自我审查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电视新闻场域的正常运转、避免了较大范围的震荡，却严重挫伤了电视新闻场域的自主性。

在特定情境下，行动者也并非完全被结构化的个体，部分行动者也会通过“打擦边球”等“走钢丝”的行为尽力寻求突破管制的空间，以向外界宣告“我们真的也在关注”，而这也是我国电视新闻场域内行动者最为惯常的一种策略，糟糕的是，突破管制的“擦边球”却经常会打到禁区，于是，不少行动者选择退出场域。

近些年来，各类商业化媒体及个人化自媒体等新兴媒介的出现，打破了电视媒体垄断的频道资源优势，加上各类资本力量的介入释放出巨大的红利，让不少身处“体制内”的传统电视新闻人看到了“新希望”，不少记者、主持人、制片人选择从电视台离开。尽管离职的原因不尽相同，但从其去向来看，大多摆脱了原先体制机制的束缚与来自政治场域较为明显的管控。

三、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变迁的资本图景

场域中各行动主体在自身的“惯习”支配下，参与场域中的占位博弈，而最终决定各行动者位置的却是行动者各自的资本数量与结构。各类数据处理与传输技术的大量出现与普及，在引发行动者惯习改变的同时，亦改变着场域内的资本图景。

布尔迪厄的“资本”思想发端于古典资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把资本概念扩展到了所有的权力形式，即“不管它们是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还是符号的，个体与群体凭借各种文化的、社会的、符号的资源维持或改进其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 当这些资本作为有价值的资源变成争夺对象的时候，布尔迪厄就把它们理论化为资本。而“只有在与一个场域的关系中，一种资本才得以存在并且发挥作用，这种资本赋予了某种支配场域的权力，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体现在物质或身体上的生产或再生产工具的权力，并赋予了某种支配那些确定场域日常运作的常规和规则、以及从中产生的利润的权力。”

在我国电视新闻场的实践中，时代变革与传输理念更新带来场域内资本总量的扩充已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在这些资本样态中，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双重规约却处于较为显著的支配地位，并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电视场域的运转逻辑，具体表现为：电视场通过从属于政治场域而获取社会资本，通过专注收视率的惯习延展受制于经济场域，并获取经济资本。而在场域位置博弈中，传统电视媒体凭借政治资本的优势取得报道合法性的事实，也使得场域中新进入者所持的关于技术赋权的理念越来越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

1.新行动者进入与场域中资本的总体扩容

改革开放前，在计划经济的范式主导下，我们的电视新闻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的“喉舌功能”，因而政治资本成为这一阶段电视媒体所拥有的主要资本形态，也是电视媒体取得新闻报道合法授权的关键资本。之后二元化管理体制的推行及中共十四大后的经济转轨则赋予了电视媒体积聚经济资本的强大动力，在这一时期政治资本的主导作用依旧显著，并与日渐富足的经济资本共同构建了电视新闻场域中资本的主要形态特征，而计划经济时代因电视媒体政治资本占有的相对稳定而形成的稳态也逐渐打破，“传统媒体在主频道的基础上衍生出子频道，省级卫视强势崛起。” 电视场域中各类新主体的不断进入，为整个电视新闻场域带来了更为可观的资本数量，也促使电视新闻场域结构的改变。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电视新闻场域中开始出现大量“从中文、哲学、新闻等专业涌入的大学毕业生” ，这些新鲜血液的输入为电视新闻场域带来了富足的文化资本 ：由完备的大学培养所积聚的“身体化”文化资本，以及由大学文凭所体现的“机构化”文化资本。布尔迪厄颇有预见性地指出，“文化资本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新的社会分层的基础” ，遗憾的是，在以“通俗化”力量为主导的电视新闻场域中，占据极大数量优势的文化资本却未能成为主导场域运转逻辑的结构性力量。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在经济资本和政治资本争相角力、远未实现自主性的电视新闻场域中，文化资本能起到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而除文化资本外，90年代以来的电视新闻场域也通过具体的报道实践不断储蓄本场域特有的象征资本，体现为一定传播范围内的声望、名誉与影响力。

互联网络的发展与兴盛为电视新闻场域中新行动者的进入开辟了路径，各大商业视频网站的崛起带来了更为多元的声像报道资源与更多样的资本样态。而与此同时，传统电视媒体所累积的影响力、公信力等象征资本在新时代濒临消解与分化，一种开放、共享的内容传播格局与传播逻辑不断培育起来，媒体间的权力结构与资本占有结构进一步改变，而大数据与云计算等处理技术的发展则更加激化了这种竞争与分化的态势。因为技术背后的逻辑与用户的注意力直接相连，恰好契合了市场思维的理念；更因其能推动实现传播的精确化与个性化而成为场域中各行动者竞相争夺的关键。而从“资本”视角来看，新兴的数据技术资源在本质上亦是一类特殊的经济资本：场域中各行动者围绕数据技术展开的竞争与博弈，其实正是以用户为中心、为最终夺取经济资本而展开的角逐，而在这一过程中，政治资本仍不断以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姿态对电视新闻场域的内容生产施加影响。

2.占位博弈与中国传统电视新闻场域关键资本的再确认

电视新闻场域内携带各优势技术的行动者数量的增多，加剧了各主体间竞合的态势。按照场域理论，新进入场域中的的主体往往有创造新的“场域竞争规则”的倾向，但是往往会在与现行的场域法则对抗中失败。

随着内容生产全民化态势的加剧，“在传统社会被闲置、被轻视、被忽略的‘一盘散沙式’的各种资源和相关要素，由于互联网的互联互通而被激活，成为种种现在和未来社会可以创建的新的价值、新的力量和新的社会结构，并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规则和运作方式的深刻改变，” 信息生产“去垄断”化的特征日渐明晰。而在新传播生态下，各大社会力量亦获得了在内容生产领域展开“圈地运动”的实践工具，彰显出“技术赋权”的鲜明逻辑，大有“改变政治权力的运行，重塑社会结构，重塑商业模式” 的架势。2016年11月，作为国内第一家主打资讯内容的短视频应用，“梨视频”乍一上线就迅速吸引了网民注意。其陆续推出的“常熟童工”调查、“郑州流浪老人”等短视频资讯不仅取消了传统电视报道中的配音解说、保留大量同期声，还使用大字幕来交待背景和起承转合，整个视频时长严格控制在3分钟内，契合了移动时代用户快节奏的生活与消费方式，其个性化的表达取向也激发了用户对媒介的主动使用。

直观来看，互联网的开放性与技术赋权成为新进入者取得信息生产“合法性”的关键依凭，但在我国媒体的具体实践中，技术驱动却很难推动报道“权力”的实际获得。在政治场域介入电视新闻生产并进行一定管控的“惯性”不断延续的现实条件下，采写编评权力的获得更多需要来自国家宏观权力的授权与认证。也正因为如此，梨视频刚上线仅3个月就因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与视听节目服务资质而被责令整改，其最初专注“资讯类内容”的定位也被迫转型为关注“年轻人生活、思想、感情生活”，6月22日，新浪微博、ACFUN等网站的视听节目服务也被叫停……一系列技术赋权失败背后，体现出资本博弈的场域逻辑。

在围绕资本而展开的场域竞争中，行动者往往会“运用各种策略，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的价值，而努力维持它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 而在电视新闻场域，采取这种策略的却是来自政治场域的宏观权力：虽然各类社会力量拥有较为成熟的技术和突破现有传播范式的报道理念，足以与传统的电视新闻媒体相对抗，但在以政治资本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电视新闻场域中，这些优势却没有转化为能够影响场域运转规则的各类资本，因而最终在与拥有政治场域庇护的传统电视媒体的角逐中失败。

通过这场隐蔽的场域竞争，传统电视媒体完成了其自身参与时政类新闻内容生产的关键资本的再确认，但另一方面，报道合法性的授权方却成为电视新闻场域外在制约的一个关键性角色。在此情况下，怎样在现有的制约规则下努力适应新的传播生态，生产出更多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产品，尚需传统电视媒体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与持续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依托“央视新闻+”APP和新浪微博端推出长达36小时的不间断直播，超20路记者、40个直播单元全景展现各类庆典活动，累计吸引713万人观看；而其发起的微博话题#香港回归20载#也在7月2日凌晨达到3亿次的累计阅读、引发21.2万次讨论，可以看到，传统电视新闻媒体适应新生态的行动已经开始。

四、总结与讨论

本文围绕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分别从“惯习”和“资本”视角切入对中国电视新闻场域的内部变迁展开研究。在市场逻辑深入驱动和政治场域持久介入的现实环境下，行动者在市场和责任间进行着颇为艰难的调和；而技术进步催生新的传播生态，新行动者的广泛进入带来电视新闻场域中资本的总量增长，也使得传统电视新闻场域中政治资本作为关键资本的地位得以确认。

但是，电视新闻场域内的行动者的惯习特征远比本文描述得要复杂得多，在这些行动者社会化过程中所习得的观念与思维分野、所在组织文化差异，以及各行动者同时分属不同场域所引发的行为实践分化的情况下，电视新闻场域内各个行动者的惯习表现外较为明显的分化与区隔，而从场域资本来看，各行动者间如何围绕资本展开具体博弈、电视新闻的不同子场域与外部关联场域的资本交换机制在新媒体时代的具体表现与变化，还值得我们予以更深入的观察与探究。 

分享让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