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为切入点，主要着眼于中国电视新闻场域的内部变迁。研究发现，在以移动互联网络、大数据、4G与移动直播等技术为依托的新传播生态下，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内的行动者在市场和传播责任间进行着颇为艰难的调和，由此分化出两类不同取向的惯习特征；而数据与新兴技术则成为电视场域中的关键资本，引领了新一轮的场域竞争，在竞争角逐中传统电视新闻场域重新确认了自身的关键优势资本，并努力思考构筑传播新生态的进路。

关键词

电视新闻、场域、惯习、资本

一、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简述

“场”抑或“场域”（field）最初是作为一个物理学概念被提出的，后来库尔特?勒温关于心理学问题的阐释和研究逐渐确立了场域理论研究的心理学取向，他把场域理论理解为“一种分析因果关系和建立科学结构的方法” 从而成功把该理论引入社会学界，而后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深入分析人类学、结构主义有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惯习、资本等概念，并与原有的“场域”概念一起，共同构成其场域理论的结构框架。

布尔迪厄认为“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 在该空间网络中，每个行动者均会占据一个特定位置，场域中各行动主体在自身“惯习”支配下，参与场域中的占位博弈。在布尔迪厄看来，惯习来自于个人或群体长期的各类教育积累与场域实践，是一种内化了的经验习性。在特定条件下，这种习性会被激发从而对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起支配作用。而从场域内部来看，每个个体或组织都拥有不同的特定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一种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既是斗争的武器，又是争夺的关键，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察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从而被视为实实在在的力量。” 资本角力背后体现着社会权力分布的深层逻辑，并主导着场域内部的竞争博弈规则。

电视新闻场域作为整个社会场域系统中的其中一个场域，可以理解为：以规模生产的声像传播媒介为主体，由与各类声像新闻传播有重要勾连的机构、组织、个人共同组结而成的一个相对独立、遵循自身运转逻辑的空间结构与关系网络。

在《关于电视》一书中，布尔迪厄最早提出“电视场”与“新闻场”的概念，他对法国媒体在八九十年代的场域实践展开了深入分析，认为伴随着法国电视台公私合营的体制转向，法国媒体场域中作为传播主体的行动者在理念上深受收视率主导的商业逻辑影响，让渡公共属性大量开办文化类节目极力吸引受众眼球，在实现经济效益提升的同时也促使媒体走向“非政治化”，并催生“反民主的象征暴力”与“受商业逻辑制约的他律性”，媒介的社会职能几近缺位，这些阐释与发现可以视作以场域理论研究电视媒介的发端。

而着眼于国内电视媒体的具体实践，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也深受“收视率”思维影响，但却并非完全市场化条件下受市场导向制约的象征暴力，这是由两国媒介体制的分野所引发的最根本差异。该角度来看，布尔迪厄关于法国媒介场域的阐释并不完全契合中国媒体的具体实践表征，但其围绕“惯习”、“资本”与“场域”等概念所建构的一套解释传媒实践的关系架构，却给我们探析中国电视新闻场域构型及其变迁提供了某种可供借鉴的思路。

从基于关系的场域视角入手，剖析中国电视新闻的场域实践，不难发现：新兴技术的崛起和更新不断促生新的传播生态，电视场域内多元主体的进入推动场域固有逻辑的打破与重构。更为具体的是，在对资本和权力符号的争夺中，处于电视新闻媒介场域内的各行动主体惯习正相应延展，资本分配发生显著偏移，场域天然寻求扩张的属性特征也使得整个电视新闻场域在与外部场域的竞争中显得愈发有力。

二、中国电视新闻场域内行动者的惯习延展

中国电视媒介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类信息传输技术的普及与应用。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前身）正式开播，从最初受限于技术条件被迫采用“一遍过”的直播到录播普及到直播常态再到移动时代直播新形态的着力培育，电视报道形态的每一次变化都潜藏技术变革的影子。在以各类先进的技术条件为依托的新传播生态下，电视新闻场域内的行动者在实践中逐渐培育起了两种看似矛盾、但在现实中并存的惯习特征：一是市场逻辑进化下的惯习培育，一是传播功能赋予下的惯习形成，体现出电视新闻场域内的行动者在市场和责任间的努力调和。

1.市场逻辑进化与惯习培育：视听率压力下的消费性生产

场域理论认为，任何一个场域都在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作行动者在与外部关联场域交互中的自我调整。 在中国电视新闻场域中，行动者因外部环境变化调整惯习的情况几乎伴随场域变迁的全过程。

1.1收视率调查普及与受众意识的萌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形成，中国的电视业在不断谋求自主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了从阶级斗争工具到消费性媒介的角色转换。1979年1月28日晚17点05分，上海电视台率先播出第一条商业广告“参桂养茸酒”，成为我国电视商业化的滥觞；同年11月，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新闻单位承办广告的政策号召下，各地电视台纷纷开办广告业务，电视媒介开始在事业化主导的基础上酝酿产业化的变革因子。1992年央视经营开发部成立，次年《东方时空》《夕阳红》栏目开始实行承包制，我国电视业“事业单位企业化经营”的进路正式铺开，1994年11月，中央电视台首次进行广告招标，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与我国电视产业化进程相伴随的，是收视率调查的逐渐普及：1986年央视首次对以晚间黄金时段为主的电视节目进行收视率统计，自此收视数据调查在我国正式进入操作阶段，并成为节目效果评估的重要指标。80年代的中国，收视率调查还带有明显的非商业化特征，却促使电视新闻人反思一贯所奉行的“传者本位”的傲慢逻辑，一丝隐隐绰绰的受众意识开始培育，并经由长期的报道实践内化成一种稳定的职业惯习。1993年《东方时空》全新开播并开启新一轮电视新闻变革浪潮，《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一大批电视新闻栏目纷纷开办，与观众的关系也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电视的传播规律也得以再思考，孙玉胜曾总结说，那时已意识到电视“叙述的态度应该是真诚和平和的；叙述的内容应该是观众关心和真实的；叙述的技巧应该是有过程和有悬念的；叙述的效果应该是具有真实感和吸引力的。”

而作为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又“不断地随经验而变，从而在这些经验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是调整自己的结构。”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与党的十四大召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不断助推电视节目的发展，受众需求开始细分。电视媒体人大量开办经济类、体育类等新闻类栏目满足观众不同层面的信息需求。

到90年代后期，收视率调查在中国逐渐向着市场逻辑进化，并成为调节电视台和广告商之间的一个“通行货币”。在此情况下，某一特定时间段内受众注意力的量化值不再只作为电视媒体内部的“自我反馈”，而与广告决策、售卖等行为相连。由此，原先作为职业惯习受到电视从业者拥护的受众理念悄然与市场逻辑相连。

电视媒体产业化程度的日渐加深，使得广告效益最大化的目的驱动愈发强烈，收视率压力下的消费性生产逻辑也由此被赋予巨大合法性。

1.2技术发展与市场思维的延展

惯习虽持久稳定，但却并非一成不变，在特定条件下惯习会“再生、重建和改造社会条件……以便适应当下的境遇。” 近些年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动摇了传统电视媒体在内容生产方面无可撼动的地位，来自网络空间的资源拓展不断冲击着传统电视依照时间序列填充节目、并根据观众收视数据置换广告的变现逻辑。观众也不再是传统收视率时代模糊的大多数，而日渐成为异质性凸显的个性化长尾。加之技术的驱动，这种异质性表现得以精确测量：用户消费信息的数据化留存，内容定制化和个性化生产逐渐成为可能。为了在电视新闻场域内部占据更多资本与权力符号，作为信息传输主体的行动者们在媒体融合趋向下开始由“时间”向“空间”拓展，并广泛参与全网用户的注意力争夺，促使市场化惯习的进一步延展。

2016年，4G网络的普及与移动社交的风靡，推动了“直播”的移动化与平民化转向。以往单向传播与被动接受的直播形态逐渐被打破，并倒逼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变革。今年2月，中央电视台全新推出移动新闻网，对以往的直播形态做出从理念、思路到具体操作层面的全方位改造：其一，首页“地图”模式突显“以用户为中心”的内容辐射逻辑，强化新闻与“我”的关系，着力构筑“同场感”；其二，精选区呈现各类泛在领域的直播内容，用户在观看直播时参与实时评论实现“关系连接”；其三，真正打通UGC渠道，针对突发事件，寻找现场当事人并引导其完成直播信号传输，信息的“即时性”愈加凸显，大大激发了移动互联时代网民参与内容生产的新动能，上线100天以来，一共完成了1377场移动直播。传统电视媒体基于移动端所建构的“同场、交互、即时”的直播形态背后，是对用户诉求与传播规律的全新认识，“变革意味着不可避免要付出代价，也必然要触动原有的利益主体……不能依据已有的资源、已有的认知往前走……否则就面临着被用户抛弃的危险。” 布尔迪厄曾指出，“行动者是通过将一定类型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性情倾向的……我们可以找到促使这些惯习或性情倾向系统成为事实的一定程度上的有利机会。” 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视媒体人通过对社会环境的内在反思与对技术的较好利用，使得这些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方面累积的关于移动时代用户特征的认知与经验，引领了媒体人新一轮的惯习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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