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论证

根据上文中的研究设计，研究者从自己的好友列表里（共573人）随机抽取了10位好友，又从这十位好友的列表里分别各抽取9位好友，组成样本量为100的最终样本，对样本的微信使用情况进行调查，统计上一节中提到的各个项目并按照上一节的公式进行计算得到三个变量的最终值，图像化后得到以下结论。

（1）朋友圈影响力与社交网络复杂度之间的关系

将收集到的六十位样本的原始数据依照上述方法处理后，在同一坐标系内绘制出社交网络复杂程度和朋友圈影响力的图像，如图1所示。

图1中两条标注为“线性”的细黑直线是经过Excel对数据走向进行预测得出的趋势线，可以看到，随着社交网络复杂系数的升高，朋友圈的影响力在逐渐降低，也就是说，朋友圈影响力随着社交网络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减弱。也就是说，一个社交网络越复杂的人，他的每条朋友圈能产生影响的对象就越分散，反之，一个社交网络十分简单的人，他的每条朋友圈能影响到的好友就越聚合。这一结论也验证了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中的观点：社交网络中的影响力在接近中心点处更大，越靠近边缘的点受到的影响力越小。

（2）朋友圈中的社会资本积累符合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社交网路复杂度的测量公式中将群聊数目纳入考量，从客观经验来看，一个个体的群聊数目不论从总数上还是增加的速度上都比好友数目小得多，因此对于社会资本积累这个动态的过程来说，好友数的变化的影响更为显著，而群聊数目的影响则很小。因此在我们在同一坐标系内绘制了社会资本积累量和个体微信好友数的关系图像，得到结果如图2。

从图上可以看出，在微信好友数升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量维持在一个比较固定的水平，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释。第一，为什么社会资本呈现出与微信好友数基本无关的状态？第二，为什么拥有不同微信好友数的用户拥有几乎相等的社会资本？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们猜测，长期追踪一个固定用户的话，其社会资本积累率随好友数增加的图像应当是呈对数函数的图形，即边际效用递减函数图像，如图3。

也就是说当他的社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即使再增加好友，社会资本也只能产生非常小的增量。而图2中所展示的是，一百位不同的用户在某一个时间点的社会资本量，由于收集的样本都有相对较长的微信使用年限（最低三年），因此认为绝大多数样本已经达到新增好友的边际效用非常低的阶段，因而图2的结果中社会资本与微信好友数目无关说明微信中社会资本的积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

针对第二个问题的解释是，微信作为一个私人性更强的社交平台，结果中所反映的社会资本量可能就是平台所能承载的社会资本量的最大值。当使用者的边际效用降低至无限接近零时，此后不论他的好友数目是否增加，在微信这个相对封闭和更注重亲密关系的环境中，他所能接收到的来自朋友圈的信息和情感的支持都会逐渐接近某一个值，也就是平台所能承载的社会资本的最大值。

四 结论

在微信这个新型网络虚拟社区中，个体的交流互动方式明显与传统的线下社区不同，但是个体之间的连接方式却与传统社区并无二致：以某一个中心节点散开的网状连接。并且，同样遵循强弱关系的作用机制：朋友圈的影响力随社交网络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减弱，社会资本积累的速度也随着社交网络复杂程度的提高而减慢。这对于我们的现实生活的启示是，个体在微信这样一个半封闭的社交网络中所能产生的影响力和积累的社会资本都是有限的，因此盲目扩大好友量并不意味着社会资本的积累，巩固已有的强关系，培养可能的强关系，发展新的强关系才能真正增加社会资本，提高生活质量。

五 思考与延伸

研究不足

首先在样本选取方面，只收集了六十名样本的初始数据，而且年龄集中在20-31岁之间，大部分是在校大学生，因此该样本的代表性比较有限，其次由于收集的数据较为繁复，而且无法排除很多客观因素如删除朋友圈、删除聊天记录等的影响，所以即使是原始数据也很难完全反映真实的使用情况。

其次，本研究中不论是给出的变量的定义还是其计算公式，都缺乏坚固的理论根基，基本是靠研究者进行的推断和主观描述，在结论的推导方面，逻辑性和严密性也存在一定的欠缺。

朋友圈研究的其他可能

一：关于第三节中提出的微信朋友圈存在可承载的社会资本最大值，考虑其他社交平台是否存在这样的现象？比如说更为开放的微博,或者介于二者之间的Facebook，这些平台有没有这样的现象存在？或者我们跳出网络虚拟社区，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社区都会有一个可承载的最大的社会资本的最大值？

二：如果把朋友圈看作是一个媒体，那么“我”就是这个媒体的“把关人”。选择性接触理论指出，受众在接触大众传播活动之际，并不是不加区别地对待任何媒介和内容，而是更倾向于接触与自己的既有立场，观点，态度一致或接近的媒介或内容加以接触，而有意无意地回避那些与自己既有倾向相左的媒介或内容。在不断的筛选过程中，“我”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关注的内容编辑出“我”的朋友圈。微信好友本身就是一重筛选，这些人与“我”或多或少有着相似的社会性质，再经过朋友圈这一筛选机制，可能“我”通过朋友圈的内容“在心目中描绘的‘主观现实’与实际存在的客观现实之间发生着很大的偏离。”，即所谓的“朋友圈”的“双重培养理论”。大家都曾有这样的经历，某一时间被某一话题或某一个观点刷屏，产生一种“全世界都在关注这个事情”或者“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的错觉，导致的结果是人们只能去别的渠道去了解更为全面的信息。

在这样的机制下，朋友圈很可能会对用户产生 “加深已有偏见”的影响，但是是否可以认为如果用户的社交网络越复杂，他在朋友圈里能接触到的信息就越全面，这种选择机制产生的影响就越小，获得更为全面的信息的可能就越大？

三：朋友圈中的仪式性行为。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本研究放弃了朋友圈文本内容的考察，但实际上这方面的内容和研究的必要性更为丰富。最为常见的朋友圈仪式性行为如：秀恩爱、聚会合照、生日打卡等。电视文化流行起来以后，出现了媒介仪式的概念：媒介仪式是指通过电视这一媒介形式，观众被邀请参与到一些重要的、具有共同性的活动或者事件中，从而呈现出的一种具有象征性质和表演性质的文化实践过程和行为。简单来说就像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和315打假晚会。那么微信出现以后，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有了“朋友圈仪式”？或者更广泛来讲“社交平台仪式”?正如2016年第三届二十一世纪人类学论坛上赵旭东教授所言：“作为人类共同体的世界共同体的场景想象，在今天的微信时代变得更为突出和真实。”事实也正是如此，不论是互联网技术本身，还是人类穷尽互联网知识边界的好奇心，都是无穷无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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