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从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出发，以不同网络媒体对红黄蓝幼儿园事件的报道为例，采用内容分析法，分析官方主流网络媒体和商业网络媒体间议程设置的相关性。通过研究发现，在军事、政治等议题方面，官方主流网络媒体和商业网络媒体的报道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在经济、伦理议题方面，官方主流网络媒体和商业网络媒体间报道的相关性较弱，断裂程度根据议题变化有所不同。当前官方主流网络媒体应该扩大报道范围，改进报道方式，发挥“党政喉舌”在网络舆论场中的引导作用，建立更加合理完善的网络舆论监督体系。

关键词：网络媒体 媒介间议程设置 红黄蓝事件

一、绪论

1.背景介绍

2017年11月22日晚，北京市朝阳区管庄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几名幼儿家长在网络中宣称，红黄蓝幼儿园存在虐待、性侵儿童的行为，并且该虐童事件与军队有关，一时间在网络舆论中引起轩然大波。11月24日，老虎团政委正式出面辟谣，宣称此事件中涉军消息均为谣言，并且表明“期望事件真相尽快水落石出”。11月28日晚，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官方微博@平安朝阳发布官方调查结果，宣布红黄蓝幼儿园存在虐待儿童行为，但性侵、猥亵等信息均属谣言，并拘留相关造谣人员。随着警方调查结果的公布，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在舆论场中告一段落。

红黄蓝幼儿园事件在网络舆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呈现出了多类型媒体参与、议题多样、影响广泛的特点。在该事件中，政府工作人员、娱乐明星、社会大众，不论年龄和身份差异，通过微博、微信、论坛等不同类型的媒体发声，广泛参与到这一话题的讨论，讨论内容涉及政府公信力、资本价值、幼儿教育等多个维度。综合百度指数、微博指数、微信指数进行分析，11月22日至11月30日间，关于红黄蓝事件的讨论占据舆论主导地位，并且两次达到峰值。该事件对大众的认知、态度、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2.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红黄蓝事件中的媒介间议程设置，分析当代网络舆论场中，官方主流网络媒体和商业网络媒体的议程相关性。通过具体的实证研究，为建立科学合理的网络舆论监督体系提供建议。

二、文献综述

1922年，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舆论学》问世，书中第一章提出了“外部世界与我们头脑中的图画”等概念，意为媒介舆论构建了“拟态环境”，公众主要从媒介提供的“拟态环境”中获取信息，这一过程取代了公众从自身体验获得的认知。这种观点可以称为议程设置的前身，《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一书中便宣称“李普曼是现在我们简称为议程设置理论思想的先驱”[ 沃尔特?李普曼. 舆论学[M]. 华夏出版社, 1989.]。

1968年美国大选期间，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新闻学院的两位教授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ow）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查普希尔（Chapel Hill）展开研究，即为著名的“教堂山镇研究”。他们用实证方法证实了媒介议程影响了公众议程。基于这样的研究结果，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形成。

自1968年“议程设置”一词被提出至今，各国传播学者针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大量研究，议程设置理论也随着不同时代媒介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演变。

1.传统议程设置

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和传播学者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 Berels）等人在美国俄亥俄州伊利县，开展了一项有关大众媒体传播效果的研究，被称为“伊利县研究”（Erie County Study）。他们发现，大众媒体并不能有效地影响人们的态度和观点。这一成果使得学者对大众媒介传播效果的研究进入了“有限效果论”阶段。

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大选期间开展“教堂山镇研究”，却发现在外交政策、法律与秩序、经济、公共福利、公民权利五个议题方面，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相关，议程的显著性从媒介转移到了公众。这一发现随即颠覆了大众媒体的“有限效果论”，针对媒介效果的传播学研究再次进入了“强大效果论”阶段。

此后，其他学者的实证研究，例如1972年夏洛特美国总统选举研究，同样发现了媒介议程到公众议程之间的显著性转移，即“媒介影响人们想了什么”。传统的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都主要针对某一客体，因而又被称为客体议程设置，亦即“议程设置理论的第一阶段”。

2.属性议程设置

随着传统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美国政治学者山托·艾英加（Shanto Iyengar）和唐纳德·金德（Donald Ray Kinder）在一项关于电视议程设置效果的研究中发现，电视对某个议题的不同框架“会对公众理解这一议题的价值倾向产生影响”[ 史安斌, 王沛楠. 议程设置理论与研究50年:溯源·演进·前景[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7(10):13-28]

随后，在1996年美国总统提名竞选中，有学者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中鉴别出28个针对总统候选人的属性类别，通过后续研究，确定了“候选人发放的新闻稿对新闻报道的议程的属性议程设置的影响”，并在德克萨斯大学举办的议程设置理论研讨会中进一步确定了属性议程设置的影响。[ 沃尔特?李普曼. 舆论学[M]. 华夏出版社, 1989.]

这一阶段通过各国学者在不同国家的实证研究能够发现，大众媒体不仅影响了“人们想了什么”，而且会影响到“人们如何去想”，议程设置理论进入第二阶段，即属性议程设置阶段。

3.媒介间议程设置

20世纪80年代之后，传播学者认识到了“媒介设置了公众议程”，那么“谁设置了媒介议程呢”。1989年，美国学者瑞斯（Stephen D. Reese）和丹尼利恩（Lucig H. Danielian）通过研究1986年至1989年间的美国禁毒战役报道，发现了“精英媒介机构能够影响其他媒介的报道议程”，即“媒介和媒介议程之间存在相关性”，称之为“媒介间议程效果理论”。纽曼（Newman）等人也提出了媒介间议程设置的“共鸣效果”，意指主流媒体的议程影响到了非主流媒体议程；马西斯（Mathes）等人则提出了“溢散效果”，议程由其他媒体流向主流媒体[ 张丹丹. 新浪微博和报纸在突发事件中的媒介间议程设置[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洛佩兹·艾斯科巴（Lopez-Escobar）等人发现媒介间的议程设置亦存在两个阶段，属性议程设置阶段和客体议程设置阶段。

在90年代，关于媒介间议程设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之间，例如报纸、电视、广播之间。到了20世纪末，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媒体的兴起，学者们的研究对象扩展到了网络媒体。有韩国学者通过研究韩国大选期间其国内的网络媒介报道，用实证的方法证实了网络媒介间存在议程设置。[ 吴瑛, 王曦雁, 王佳慧. 媒介间议程设置:对世界五大通讯社互引关系的研究[J]. 对外传播, 2016(8):13-14.]

在中国国内，关于媒介间议程设置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媒介间议程设置机制效果研究。例如董天策和陈映认为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介间“共鸣”和“溢散”都有所体现，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介间的议程相互影响。阳欣哲（2012）通过研究《解放日报》和《新闻晚报》受网络论坛影响的议题，发现网络媒介在异地新闻和非限制性议题方面越来越渗透到传统媒体的议题中；张丹丹（2017）通过研究突发事件中各个舆论场之间的议程关系，发现党报舆论场和网络媒体舆论场往往脱节，市场化媒体舆论场和网络媒体舆论场往往能够共振互动。这些研究都证实了媒介间议程设置的“溢散效果”。段小雪（2017）通过对台湾大选期间主流报纸和社交媒体的议程进行研究，发现台湾主流媒体与社交媒体在对蔡英文形象的构建上存在相关性，先是由社交媒体影响主流媒体，随后主流媒体掌握议程控制权，“溢散效果”和“共鸣效果”兼而有之。此外，媒介间的信息流动也存在中断的情况，这种现象被称为“断裂”。

（2）媒介间议程设置的后果研究，其中以负面效果居多。石义彬（2012）通过阐释方法，发现媒介间的议程设置容易导致虚假新闻的传播，伤害媒体公信力。张梦雅（2012）同样提出了媒介间议程设置容易导致虚假新闻的传播，网络议程容易被商业化操控，例如水军横行，由于网络媒体自身的特点也导致事件的传播偏向于碎片化的文本。

（3）网络媒体议程设置的特点研究。以微博为例，杨莉莉（2013）提出网络媒体议程设置呈现出了主体多元、广泛、自由的特点，因而导致了网络暴力、虚假新闻的产生。刘竹凌（2013）提出相对于传统的议程设置，网络媒体进行议程设置的主体、内容和流程都在发生变化，从而导致了许多网络问题的产生。

总体而言，国内的媒介间议程研究存在数量少且实证研究不足的特点。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媒介间议程设置”，仅能够搜索到9篇相关文献，研究空间还有很大空白。此外，在关于议程设置及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中，国外学者较多关注总统大选等重大政治议题，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研究，旨在为议程设置和媒介间议程设置提供现实证据。国内学者则主要针对社会事件进行研究，同时采用质化的研究方法进行阐释，旨在为政府进行网络治理提供合理建议。

三、研究问题及假设

红黄蓝事件激起了网络舆论场的广泛讨论，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网络媒体针对此事件进行了不同的报道，激发了网民不同的关注重点。结合文献综述内容，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问题及研究假设：

研究问题Q1：在红黄蓝事件中，官方主流网络媒体和商业网络媒体分别如何构建议程？

研究问题Q2：两类性质的媒体之间的议程设置呈现出怎样的关系？

研究假设：在关于红黄蓝事件的报道中，商业网络媒体和官方主流媒体之间相关性较弱，存在着较大程度的撕裂。

四、研究过程

1.样本选择

根据艾瑞排行榜在2017年年底发布的移动端和PC端综合排名，选取月活跃度综合排名第一的新闻资讯网站——腾讯新闻以及月活跃度综合排名第一的社交网站——新浪微博作为商业网络媒体的代表。《人民日报》被认定为“世界十大高级报纸之一”，自身定性为官方报纸，人民网作为其网络版本树立了较高的权威性，因此选择人民网作为官方主流网络媒体的代表。

利用八爪鱼等爬虫工具选择三大网络媒体关于红黄蓝事件的报道，其中人民网相关报道抓取945篇，腾讯新闻相关报道抓取615篇，新浪微博相关报道抓取487篇，共计2000余篇。将红黄蓝事件发生的11月22日至12月22日作为时间限定，经过人工筛选，最终筛选出人民网有效报道45篇，腾讯新闻有效报道60篇，新浪微博有效报道55篇，共计120余篇。

本研究将以媒介间议程设置理论为基础，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将三大网络平台中关于红黄蓝事件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最终确定在该事件中网络媒体间的报道是否存在相关性。

2.编码方案

综合分析三大网络平台关于红黄蓝事件的报道，最终将网络媒体中关于红黄蓝事件的报道划分为7个主题，如下图所示。同时根据每篇报道的情感态度取向，将之以正面、中性、负面进行分类。

本研究以单篇报道为分析单位，培训两位本科生同时进行编码，最终可靠性检验值为0.807，编码方案可靠。

3.数据分析结果

3.1 议题构建方式

（1）人民网议程设置方式

如上表所示，在红黄蓝事件中，人民网以报道案件调查进展为主，兼有红黄蓝幼儿园事件涉及到的法律制度思考，以及辟清此事件中的涉军谣言。在各类报道中，中性报道占据绝对优势，体现了党报作为“党政喉舌”的权威性和客观性。

（2）腾讯新闻议程设置方式

如上表所示，腾讯新闻关于红黄蓝事件的报道同样以案件调查进展居多，关于红黄蓝上市公司商业价值的报道与社会各界关于此事的表态次之；报道中以中性报道居多，负面情绪报道占比达到1/4。总体而言，腾讯新闻在红黄蓝事件报道中，更多承担着吸引社会话题、宣泄社会情绪的职能，观点更加多元自由。

（3）新浪微博议程设置方式

如上表所示，在新浪微博关于红黄蓝事件的报道中，以案件调查进展报道居多，商业报道次之；值得注意的是，新浪微博的报道中，负面报道超过中性报道，体现了微博网民在此事件中积累起的负面情绪。

3.2话题相关性分析

将三大网络平台中的相关新闻报道编码之后，分别就每个议题用SPSS进行相关性分析，有效的数据分析结果如下：

通过表中能够看出，在案件调查进展方面，新浪微博和其他两大网络媒体议题相关性较强；在涉军报道中，三大网络媒体的议程相关性都较强；腾讯新闻与新浪微博在道德伦理和商业价值报道方面也展示出了一定的相关性。其他报道上，三大网络媒体没有呈现出有效相关性。

3.3 情感态度分析

人民网、腾讯新闻及新浪微博三者性质不同，在红黄蓝事件的报道中呈现出了不同的报道情感。其中，人民日报以中性报道占据绝对优势，体现了官方主流媒体的权威性；腾讯新闻的中性报道同样占据主体，负面报道占比1/4，情感相对多元；新浪微博则以负面报道为主，展现了该事件中网民的极端情绪。

五、研究结论及不足

1.研究结论

在红黄蓝事件中，通过比较人民网、腾讯新闻和新浪微博三大网络媒体之间的议程设置，能够看出，在涉军话题、案件报道等严肃议题方面，人民网、腾讯新闻、新浪微博的报道之间相关性较强，网络舆论场议程较为统一。由于消息源的不同，主流官方网络媒体与商业媒体之间议程相互影响，兼有“溢散”和“共鸣”效果。

在伦理道德、商业价值等非严肃议题方面，三大网络媒体之间议程相关性较弱，官方主流媒体由于自身性质所限，并未在非严肃话题方面展现出舆论引导力，商业媒体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非严肃议题的走向。此类议题在两类不同性质的媒体之间存在议程的断裂。

2.研究不足

本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由于红黄蓝事件是影响广泛的社会舆论事件，在事件发生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谣言，媒体在事件发生后期对自身报道有所筛选，导致有效样本数量较少。其次，在对相关报道进行编码的过程中，由于情感态度的划分并没有具备绝对标准，编码员之间存在一定误差，在数据量较少的情况下，会对最后的分析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六、研究总结及思考

本次研究从实证层面反映出了当前网络媒体报道的特点。官方网络媒体主要关注军事议题、政治议题等严肃议题，报道较为中性客观，履行着“党政喉舌”的基本职能。商业网络媒体则对各个议题均有关注，在除了军事议题的报道方面存在着较大程度的自由度。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商业网络媒体尤其关注商业议题和伦理议题，报道情绪多元。

在非严肃议题方面，官方网络舆论场和商业网络舆论场存在断裂，断裂程度视具体议题而定。官方网络媒体与商业网络媒体二者之间的差异程度较大，说明了在中国目前的网络舆论管理体系之下，商业网络媒体存在一定话语自主权。

在针对社会事件的舆论讨论中，能够明显地看出，不同网络媒体报道的重点各不相同，网络舆论存在多样性。为了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网络舆论引导体系，官方网络媒体在网络报道中，应该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信息的公开透明与新闻报道的真实准确，最终实现网络舆论场在具有一定自主权的基础上朝着良性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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