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传播范式三个方向的调适

“学习小组”在意识形态、组织方式上的延续性是其获得编委会审核通过，允许创立的基本条件；但是其在传播方式上的适应新环境变化做出的诸多创新举措，才是其真正赢得新媒体阵地的主要原因，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本文认为，“学习小组”对于过往政治信息类报道的传播范式的调适主要体现在：对专业主义的吸纳、对煽情和猎奇的借鉴、对组织传播的尝试。

（一） 对专业主义的吸纳

“党的新闻事业”范式和专业新闻主义范式一直存在张力，当代新闻工作者是身处其中协调立场、消弭矛盾的践行者。 新媒体的发展使得党媒在市场占有和受众诉求上再度受挫，为范式向专业新闻主义靠近提供了新的契机。对“学习小组”来说，编委会资深编辑认同年轻记者编辑的洞察力并提供自由度，为其进行专业主义创新提供支持。

第一，更为事件导向（event-centered），而非主题式报道。龙强、李艳红在研究“侠客岛”时曾指出，在“侠客岛”中，事件报道高达56.0%，其中又以政治事件为主（32.5%）。作为同一团队运营的新媒体，“学习小组”的事件报道占比高达80.87%。在专业主义范式中，报道往往围绕事件，而宣传范式则往往更加重视对主体的解释和倡导。这一背离尤其体现在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中，专业主义范式将迅速报道为受众提供有用信息以应对危机，宣传范式则要考虑对管理者形象的影响采取推迟报道。从“学习小组”看，由于其自身定位为领导人传播窗口，对于负面突发报道的内容仍然较少，但是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报道中，以事件报道为主，传统宣传式报道和主题报道分别仅占7.83%和11.30%，体现其向专业主义的靠拢。同时，“学习小组”对于众多党政方针的报道及时、准确、高度概括，实现向公众提供有效信息。

第二，更多概括性加工而非原文照搬。如前所述，“学习小组”的主要内容来源是官方媒体（66.09%），最主要的呈现形式是“归纳+转发”（79.13%）。也就是说，“学习小组”的主要内容来并非原创，那么为什么其内容得到广泛传播？主要可以归功于“学习小组”的高度概括能力，能够将常人难以通读的党政方针、新闻通稿概括为两页屏幕内阅读完毕的精华内容——即“学习小组按”。以2017年5月23日发布的《第35次中央深改组会议，习总重点关注这两个字》 为例，“学习小组”将新华社通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五次会议》概括为一个三级信息阶梯：第一，将会议重点高度概括为“试点”两个字，所有读者均能有效接受；第二，将会议内容概括为（1）试点是重要改革任务，更是重要改革方法；（2）试点5个“要”；（3）要加强改革试点工作统筹；（4）会议审议通过了9个文件、审议了5个汇报和报告。大部分读者读到此能够对于此次会议有初步认识；第三，提供通稿，为希望进一步了解会议全部内容的读者提供便利。

第三，对领导人更为丰富的呈现角度。“学习小组”作为传播习近平信息的窗口， 73.04%的内容与习近平直接相关。在这些内容当中，“学习小组”尝试展现了习近平公务（61.74%）、生活（9.57%）、过往经历（1,74%）三类主要的呈现角度。在上一届领导人的领袖传播中，关于领导人生活、过往经历的内容是比较鲜见的。以习近平在一带一路会议期间的报道为例，“学习小组”以“被习主席点赞的“熊猫侠”，背后故事更感人”为题报道了鲁斯兰得知自己“熊猫血型”后的无偿献血进行报道，从民间视角侧面展现了领导人的风采。值得指出的是，学习小组在建立之初，重要的打开局面的方式就是介绍习总书记的珍贵照片、爱好（读历史经典、看《教父》与碟中谍）、博士论文、主政地方时期的讲话（秘书工作）等，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更为全面立体的领导人形象。此外，“学习小组”还专门开辟“平天下”专栏，对习近平引用的古典名句、习近平语录进行摘编整理，固定为例行篇章，有较好传播效果。

（二） 对煽情主义、猎奇心理的部分借鉴

龙强、李艳红 指出，煽情主义（sensationalism）的出现与19世纪的小报文化有着密切联系，其目的往往是通过诉诸读者的基本需求和本能，来增加持续关注。这一报道方式在新媒体尤其是微信传播中屡见不鲜。煽情主义在报道中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在报道主题上，对犯罪、暴力、性等主题的偏好；在报道手法上，使用各种手法来激发读者的情感反应，例如采用情感负载的语汇而非深度的分析，尽可能戏剧化，需要的话进行夸大化；在叙事主角上，重视普通个体或明星，以使报道个人化（personalization）。“学习小组”也借鉴了微信网文中的部分适用于传播、不违背核心原则的方式，如标题上设置情感、悬念；叙事主体上尝试采用草根话语；语言上更加带有情感倾向（“学习小组”发展初期采用，后期放弃）。

第一，标题上设置情感色彩、悬念。网络媒体的核心特征在于在语言上，偏离中立原则，大量使用高度情感倾向的语言，不仅标题如此，正文更加采取这种方式。“学习小组”则在此产生背离，常常是设置情感色彩、悬念的标题辅以充满理性的叙述方式。在115篇样本报道中，标题中为感叹句的占比19.13%，问句的占比18.26%，普通局市占比63.48%（其中有大量悬念句式，例如《习近平: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刹住》、《习近平会见这位来自太平洋岛国的总统》、《习近平夸赞她：你成功当选实至名归》）。而在正文中，在115篇样本报道中，偏向煽情的报道仅有9.57%，理性报道以85.22%占据主要内容。

第二，叙事主体上尝试采用草根话语。如前所述，每篇文章开始的“学习小组按”通常都是以非常平实、没有官话的文风展开。同时，在内容来源上，“学习小组”也尝试采取民间信源，不过在115篇样本报道中，仅有3篇（2.61%）报道真正来自于民间。在“学习小组”创刊的第一篇文章中，“学习小组”的文风是非常活泼的：将自身属性定位为“中国第二重要的小组（仅次于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号召“各组员提供并分享学习习近平的体会，小组择优选用；各组员提供与习近平有关的文章、书信、照片等资料。”从中可见，在媒体从业者和宣传部门的互动过程中，“学习小组”向新媒体适应的不断调适过程。

（三） 对组织传播的尝试

“学习小组”名为一个小组，在创设初期尝试建设为“中国唯一的微信版、深度版‘学习粉丝团’”，组员对象面向两个层级：（1）有志于学习并读懂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有志于为实现中国梦贡献青春和力量的海内外中华儿女华人华侨。“学习小组”同时提出，适当时候组织组员见面，适当时候组织学习考试。

在“学习小组”实践初期，确实可以观察到其组织传播的尝试。例如，“学习小组”曾经发布“处级必读”、“局级必读”的针对性文章，并提出“各位小组组员如有发现习近平在其他处谈从政体会的文章，可发送至学习小组公号或邮箱xuexixiaozu2014@qq.com”。

但发展至今，“学习小组”的组织传播一直没有实质性开展，不开放评论功能，2017年3月以来的115篇样本报道中，仅有2次出现与读者的互动，占比1.74%。对于这一情况，“学习小组”负责人张远晴曾经提及原因，在“学习小组”成立逐渐产生影响力的不久，这个公众号后台就变成一个信访专线，有很多读者通过这一渠道尝试向上曝光、举报、上访，这也是“学习小组”迟迟没有进一步对组织传播开展尝试的原因。由此，也可以观察到官方媒体不断进行传播调适的另一个侧面。

六、 结论和讨论

综上所述，“学习小组”作为国内当前在领导人传播领域最为突出的新媒体产品，能够核心体现当前官方媒体传播调适的进展。有学者将传播调适的路径概括为情感模式和信息模式两类。从“学习小组”的实际情况看，这一账号满足了很多民众尽管已经厌倦传统党媒的话语模式，仍然具有很强的官方信息诉求的现实情况，通过提供更为平实、准确、快捷的信息获得广泛受众，因此更加偏向于信息模式。同时，“学习小组”也充分借鉴了情感模式中对于标题设置、语言风格上的调适。本文是对官方媒体在新媒体背景下传播调适的一个个案研究，存在研究样本仅限于1个季度、理论不够充分等不足，有待后续进一步深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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