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2010年以来，南海问题不断发酵，并逐渐成为了东亚地区甚至国际社会的热门议题。特别是在2016年南海仲裁案之后，南海问题相关方的矛盾和冲突达到了顶峰。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在这一议题上配合政府的外交政策设计了有效的战略传播，通过新闻报道对中国的国际形象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影响。本文通过框架分析和叙事分析的研究方法，阐释《纽约时报》如何在这一议题上讲述美国版的“南海故事”，并对这一议题的国际舆情产生影响。本文认为，《纽约时报》的南海报道框架经历了“协商框架—冲突框架—法律框架”的转变，并在不同阶段为参与各方赋予的不同的形象，以此影响受众对这一事件及参与各方的认知。

关键词：国际传播；南海问题；议程建构；叙事策略

近几年来，中国和周边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多次爆发冲突，使得南海问题一度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议题。在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正面冲突背后，美国依旧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相比于之前对南海问题上较为克制和保守的态度，美国自2010年以来对南海问题介入的程度日益加深，这与其“重返亚太”的全球战略是密不可分的。在这一战略的主导下，美国逐渐摒弃了曾经“对南海领土要求的合法性不持立场”的态度，不仅进一步关注南海的航行自由与安全，也开始在南海的领土问题上“选边站”（周琪，2014），公然支持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南海的领土主张，进而实现其在亚太地区制衡中国的目的。

在“重塑”南海争端的过程中，美国政府与媒体的战略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近几十年的发展，美国早已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战略传播体系，并且通过多领域、多层次的实践，搭建了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形象，提升了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和地位。

因此，本文将聚焦于美国媒体在南海问题上的报道，并以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大报《纽约时报》为例，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修辞分析的手段聚焦《纽约时报》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是如何在国际议题上运用战略传播的思维搭建议程框架，如何讲述美国版的“南海故事”并影响到国际舆论对这个议题的态度的。本文的研究将从宏观上的议题建构和微观上的叙事策略两个层面展开，力图较为全面的呈现美国主流媒体在这一议题上的建构。

一 研究设计与问题

本文通过LexisNexis Academic数据库选取了《纽约时报》2010年至2016年7月之间涉及南海问题的相关报道共440篇，以此为文本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将分别通过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别讨论南海问题中美国媒体的报道。在宏观层面上，通过议题管理的视角划分美国在南海问题报道上的不同阶段，并分析每一阶段的触发事件（Triggering event）。触发事件是议题管理中的重要概念，在一个议题演变的过程中，触发事件会引发议题的扩散和转向，并促使媒体的报道框架发生变化（Zhang，2013）。在划定了报道的阶段后，通过语义网分析和框架分析梳理每一阶段美国媒体报道的主要特点。

在微观层面，通过修辞分析概括美国媒体在报道中的进行的角色与情景设定，并由此得出其主要的叙事策略。在这一层面，主要是运用修辞分析的手法挖掘报道中蕴含的隐喻。通过对新闻报道的文本细读，利用话语分析的手法将文本解构，并分解出不同时间段内美国媒体在南海议题上所设定的角色、场景与情节。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着重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RQ1：美国针对南海问题的建构是分为几个部分的，每个部分的触发性事件是什么？

RQ2：在每个阶段内，美国媒体的修辞模式是怎样的，媒体搭建了怎样的报道框架？

RQ3：通过叙事建构出的中国在事件中的形象在不同阶段是怎样变化的？

二 《纽约时报》南海问题报道的框架演变

（一）《纽约时报》南海问题的报道概况与触发事件

通过对《纽约时报》近十年（2006—2016）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南海问题在《纽约时报》中出现的频率在近几年内呈现出迅速增长的态势。图1是自2006年以来历年有关南海问题报道量的折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南海问题的议程演变存在着多个关键节点。本文在分析2010年以来的南海问题时，将整个事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10年希拉里“河内讲话”到2012年黄岩岛事件之前；第二阶段是2012年黄岩岛事件到2016年南海仲裁前；第三阶段是2016年南海仲裁结果出炉之后。三次激发事件分别是“河内讲话”、黄岩岛事件和南海仲裁案。《纽约时报》在这三个阶段的报道中，对南海问题架构了不同的框架，从报道的频率、内容和视角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在叙事方式、修辞措辞和情景设置方面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

（二）《纽约时报》报道的框架分析

通过对《纽约时报》南海问题相关报道的全文进行梳理，并利用wordij3.0对文本进行了语义网分析，本文总结出了不同时段报道的语义网络结构。通过不同时段关键词之间关系的变化，可以对《纽约时报》的报道重点变化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在第一阶段（2010-2012），虽然中美在这个议题上已经呈现出对峙的局面，但由于局势尚未恶化，对话空间尚存。因此这一阶段的高频词汇在情感态度上相对较为温和，并且内容结构较为简单。语义网如图2所示：

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几个概念包括core interest（核心利益）、meeting（会谈）、should be resolved（应当被解决）《纽约时报》多次援引中国政府和领导人的表态，强调南海已经成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并且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态度进行了报道。虽然美国在“重返亚太”的战略布局下开始对中国施压，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家也在南沙诸岛上小动作频繁，但这一阶段整体的南海局势尚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因此《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倾向于将南海问题构建了一种处于存在对话空间的状态。

在第二阶段（2012-2015）由于黄岩岛事件之后南海问题迅速升温，中美都开始在南海地区进行巡航，并且中国开始在南海地区填海造陆，使得这一时段报道的关键词与第一阶段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第一阶段没有的新概念，例如international law（国际法）、war（战争），sovereignty（主权）coast guard ship（海岸警卫队）和oil（石油）等。而第一阶段处于重要地位的core interest（核心利益）和meeting（会谈）在第二阶段中所占的比重微乎其微，这可以视作《纽约时报》认为这一阶段通过对话解决南海问题的希望已经非常渺茫，取而代之的law（法律），war（战争），sovereignty（主权）等词汇则更具有对抗性。特别是一系列与海洋相关的词（boat、rig、fishing）频繁出现，意味着南海问题已经由纯粹的领土争端转向了讨论整个海域的控制的问题，议题的主角从“南沙”被悄然改变成为“南海”，从中国与周边国家岛礁归属争端演变成了一场中美之间的海权争夺。

在第三阶段，由于各国在南海填海造陆的行为和对峙的局势没有明显缓解，《纽约时报》的报道基本沿袭了第二阶段的特点。但由于第三阶段内南海仲裁案的结果出炉，使得报道的中心也开始向这方面偏移。

这一阶段的高频词中，不仅有第二阶段的sovereignty（主权）和oil（能源），也有tribunal（裁决），court（法庭），Hague（海牙）等涉及到南海仲裁的相关词汇，artificial island（人造岛屿）也具有较高的出现频率，说明《纽约时报》对中国填海造陆的行为有更加密切的关注。但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的报道混淆了代表司法裁决的court（法庭）与代表仲裁的tribunal（裁决），将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仲裁模糊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并以此作为中国不遵守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框架的依据。但实质上，这二者在法律意义上完全不同，其法律效力亦是天差地别，。这种概念上的偷换说明《纽约时报》试图通过话语技巧来扭曲中国的国际形象，以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拥有主导权的正当性。

通过语义网的分析，可以看出《纽约时报》对南海问题的报道经历了“协商框架—冲突框架—法律框架”的转变。从第一阶段的协商框架开始，《纽约时报》就试图将这个区域问题国际化，并以此作为美国介入这一地区争端的理由。在第二阶段冲突框架中，《纽约时报》描绘下的冲突进一步升级，并从政治议程被纳入到媒体议程中。在第三阶段，《纽约时报》聚焦于“南海仲裁”的宣判，并通过模糊语境将其纳入到国际法审判的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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