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于欢案”背后的社会心态的变化与调整

“于欢案”之所以不同于以往的网络热点事件，舆论监督和司法系统能做到良好的互动离不开社会心态的变化与调整。下面对“于欢案”背后的社会心态的变化与调整进行详细分析。

本文主要是选取两个不同时期（终审结果公布之前和之后）网友对“于欢案”的话题讨论与观点表达进行归纳、分析，并进行对比。笔者发现社会情绪经历了一个以负面情绪为主到以正面情绪为主的转变，在社会认知上人们的关注点则由伦理道德过渡到了法律。具体情况如下：

1. 社会情绪：从负面情绪向正面情绪转变

如图3所示，在终审结果公布之前，网友围绕“儿子刺死辱母者被判无期”进行的话题讨论与观点表达主要以倾泻负面情绪为主，其中负面情绪占比82%，正面情绪占比8%，中立情绪占比10%。在网友的负面情绪表达中，主要包括对暴力催债者的谩骂，对讨债者实施的人身侮辱行为感到气愤、痛心，对警察不作为的谴责以及对司法不公正的怀疑等等。正面情绪表现为网友客观理性的分析事实，并相信真理总会到来。中立情绪即网友未标明自己的立场与观点。

在“于欢案”的终审结果公布之后，社会情绪发生了较大的逆转。如图4所示，负面情绪由之前的82%减少到了32%，正面情绪则从8%增加到60%并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情绪。此时的正面情绪主要表现为网友对司法公正的肯定，认为法院的判决有理有据，是最公正的判决，并为山东高级法院公开、透明、高效的审判点赞；与此同时，一部分网友还表达了社会舆论的肯定，认为社会舆论对司法公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与促进作用。负面情绪主要表现为较少一部分网友对终审结果不满意，认为是舆论绑架了司法；然后大部分网友对“网络键盘侠”展开了批评与嘲讽，部分网友指责“网络键盘侠”为“贱民”、“辣鸡”、“渣渣”等，嘲笑他们“用微博治天下”，“司法考试能考满分”等等。

由此可见，在“于欢案”的发展过程中，社会情绪会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而逐渐产生变化。与此同时，社会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促进并推动了事态的发展，如在终审结果公布之前，网友普遍对司法的公正性心存怀疑，并指责司法不公。社会上形成的普遍的对司法不信任与指责的情绪会倒逼着司法系统拿出更多事实证据，并对审判过程进行公开。反过来，事态的发展又让社会情绪从负面转向正面。

2. 社会认知：关注重心由伦理道德过渡到法律与事实

由图5所示，在“于欢案”终审结果公布之前，网友话题讨论的主要关注点在伦理道德上，认为于欢是孝子救母，情大于法。大部分网友为于欢关键时刻为母亲挺身而出的孝行所震撼、打动。关于“孝子和母亲”的话题讨论占比41%，而对“公权力主体”的讨论则仅次于“孝子和母亲”，占比30%，网友讨论的出发点都是谴责司法不公正、警察不作为等，部分网友对微博用户@济南公安发布的“感情归感情，法律归法律”进行了谩骂与讽刺。除此之外，对“高利贷”等违法集资等现象的讨论占比19%，对“企业融资”面临的困难的讨论占比3%，对“新闻媒体”讨论占比7%。

在“于欢案”终审结果公布之后，在社会认知上发生的变化相较于社会情绪而言，更加具有差异且复杂。如图6所示，我们可以看出最大的变化变现在三个方面。首次，对“公权力主体”的讨论取代“孝子与母亲”的讨论成为主要部分，占比52%。其中，绝大部分网友表达了对山东高级法院的肯定以及对此次终审结果的满意，认为此次审判真正做到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相信司法仍旧是公正的、值得信赖的。极少部分网友对终审结果不满意，认为司法不公正，终审结果判得太轻或太重。其次，对“孝子与母亲”这个涉及伦理道德观话题的讨论明显下降，仅仅占比2%。网友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此次终审结果的公正性与说服力上。最后，最为突出的一大变化就是网友在讨论中产生了新的关注对象——“网络键盘侠”，对“网络键盘侠”的讨论占比27%。如前所述，由于在终审结果公布后，仍有极少数网友对审判结果不满意，认为判得太轻或太重。这就引起了认为此次判决结果具有公信力的主流网友的抨击与教育，后者在批评“网络键盘侠”只会“动动嘴皮子”的同时，积极地引用事实证据与法律对“网络键盘侠”展开一场普法教育。除了这三大变化之外，网友仍然对“高利贷”等非法借贷现象和“新闻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持续关注。

从网友的话题中心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出，网友在讨论“于欢案”时，不再仅仅局限于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评判于欢杀人的行为，网友开始依据事实的全部真相，从法理的角度对“于欢案”进行理解与剖析。这种由情到理的社会认知的转变与调整为大众舆论的舆论监督创造了理性健康的环境，有助于舆论监督与司法系统的良好互动。

三、 媒体对“于欢案”的报道与舆论引导

如前所述，广大网友在面对“于欢案”的发展过程中所做的社会心态的转变与调整促进了舆论监督与司法系统的良好互动。在“于欢案”中，舆论监督不但没有阻碍司法的公正执行，反而有力地促进了司法系统的高效、公开而透明地运转。那么广大网友的社会心态是如何发生转变并向理性的方向进行调整的呢？事实上，社会心态的变化与调整离不开媒体对“于欢案”的报道与引导。下面笔者分两方面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首先，第一时间跟进事实，努力缩小社会矛盾。在《南方周末》发布《刺死辱母者》一文后，广大网友对讨债人的暴力与侮辱行为感到十分气愤，同时对聊城警方表示“要账可以打人不行”后随即离开的行为表示失望、痛心以及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广大网友在网上发起了对聊城警察、法院的强烈谴责与声讨，弱势的权利主体与强势的公权力主体之间的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在这场舆论危机即将生成之时，权威的主流媒体迅速跟进，不断地披露“于欢案”的更多事实与细节。如澎湃网首先发力于3月25日发布深度报道《山东“刺死侮母者”案证人讲述民警处警细节：开着执法记录仪》，文中描述了警方开着执法记录仪执警的细节，并称警察问完话后并不是要离去而是到外面去看是谁报的警并想向报警人核实其看到的证据。此后，《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也分别于26日、27日发布了《多方介入“辱母杀人案”调查，于欢改判正当防卫有无可能性？》、《辱母杀人案细节:目击者称于欢被椅子杵后反击》等跟进报道，进一步将更多案件细节公之于众。权威的主流媒体第一时间跟进报道“于欢案”并向公众挖掘出了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为广大网友参与话题讨论时提供了全面的事实基础，从而有效地缩小了社会矛盾，将社会心态向理性的发展方向进行引导。

其次，认真倾听大众舆论的声音，充当理性舆论的扩声器。在“于欢案”中， 有关伦理道德与法理的冲突、公权力主体（如警察、政府、司法机关等）的不作为、暴力催债等民间借贷乱象和违法的高利贷利益链条等话题的讨论一直热度不减，网友对其表现出了热烈的关注。主流媒体在对大众舆论进行引导之时，不但没有为了博取眼球随意迎合舆论，而是认真倾听大众舆论的声音，仔细辨别其中合理的部分，并将理性的舆论通过媒体的扩声器进行放大。如在伦理道德与法理的冲突上，《人民日报》、新华社与《中国青年报》汲取了网友对司法公正性的呼吁，发表了评论《辱母杀人案：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刀刺辱母案”评论上亿条，请珍惜民意》和《刺死辱母者被判无期：请给公民战胜邪恶的法律正义》。

而针对广大网友关注的暴力催债等民间借贷乱象，大部分媒体也给予了谴责，如人民网和《华西都市报》发表《于欢案”，亦揭开中小民企融资之殇》和《“于欢案”呼唤尽快出台<反高利贷法>》。媒体的这种汲取大众舆论理性部分的做法，为大众舆论提供了一个理性的发泄口，有利于引导大众舆论向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从而引导社会心态的积极调整。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在“于欢案”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心态在社会情绪和社会认知两个方面都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与调整。首先，社会情绪从以负面情绪为主转变为以正面情绪为主；其次，社会认知的关注重心由伦理道德转移到法律和事实身上，网友不再局限于从道德伦理的角度来评判“于欢案”，开始依据事实，从法理的角度对其进行理解与剖析。与此同时，正是媒体在第一时间跟进报道并且顺应真正的民意，充当理性舆论的扩声器的做法，有效地推动了社会心态向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并最终促进了“于欢案”中舆论监督与司法系统的良好互动，实现了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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