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汉语教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要思想。十九大报告也进一步强调了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因此，讲好中国故事，既是一个关系到中国自身发展、构建中国与世界新型合作关系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做好跨文化交际以及构建国家形象的复杂技术问题。汉语国际教育是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各地的汉语学习者已超过1亿。国际汉语教师也要直接面对全世界各国的汉语学习者，在汉语课堂上“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是摆在国际汉语教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问题

国际汉语教师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讲什么”和“怎么讲”。“讲什么”，就是要厘清“中国故事”的范畴以及划分标准。“讲什么”与汉语教材的内容以及汉语教师的讲授内容密切相关。从故事角度来看，教材中的很多课文其实就是在讲述中国的故事、中国人的故事。而很多汉语学习者（尤其是国外的汉语学习者）恰恰是首先通过汉语教材来构建自己心中的中国形象以及中国人的形象。同时，汉语教师的讲授，无论是中国的历史、文化还是国情，乃至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无不是在向学生勾勒中国以及中国人的形象。因此，无论是汉语教材的编写，还是汉语教师的授课内容，其实都是在以不同的形式来讲述中国故事。需要明确的一点是，“中国故事”不等于“中国所有的故事”，而应当是经过遴选和扬弃的。

“怎么讲”，指的是中国故事的讲述形式和讲述方法问题。讲述中国故事亦有对内与对外之别。一方面，多数汉语学习者欠缺中国文化的积累，对于背景知识依赖性较强的故事难于理解；另一方面，一些汉语学习者虽然对中国的现状并不了解，却对中国存在较强的偏见。面对这样的讲述对象，国际汉语教师需要考虑采用怎样的讲述形式和讲述方法，才能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

二、讲什么：中国故事的遴选标准

国际汉语教师应当选择什么样的中国故事进行讲述？我们认为，至少应当遵循以下三个标准：

1.应有助于构建正面的国家形象和人民形象。汉语教材中选取的中国故事应当是塑造正面形象的、有积极进步意义的。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应当“绝对客观”地呈现中国故事，中国现阶段仍存在的环境污染、贪污腐败等等问题，应该在中国故事的范畴之内。客观地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所谓“阴暗面”，这也是政府和人民应当正视的。但是否需要将这些内容纳入面向外国人的语言或文化教材中，就应另当别论了。说到底，“讲述中国故事”是中国文化传播及中国软实力展示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面向外国人的语言教材都极少提到本国的“阴暗面”。因此毋庸讳言，讲述中国故事的根本目的就是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塑造中国正面的国家形象，并提升我国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吸引力和好感度。

2.应侧重反映当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指出，“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普通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在一定程度上缺乏更新。笔者的一个日本学生，在自己的造句作业中写到：

我在日本听说中国人都骑自行车，但是北京的街上到处是汽车，还都是奔驰、宝马这样的豪华车，真是咄咄怪事！

“到处是自行车”大概是二三十年前北京的景象，学生对中国认识的滞后性可见一斑。

因此，作为中国故事载体的汉语教材更应当侧重于当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比如由留学生评选出的“新四大发明”（高铁、网购、共享单车、手机支付）就是很好的“中国故事”。这些内容一方面可以反映当前中国的国情与民情，另一方面也贴近汉语学习者的日常生活，提高学习者的兴趣。事实上这样的素材很多，如纪录片《辉煌中国》所介绍的当代中国的衣食住行，《舌尖上的中国》所介绍的中国饮食及普通人的生活等等，都可以作为生动的“中国故事”纳入汉语教材之中。需要说明的是，侧重反映“当代”并不意味着排斥“古代”，当代的发展也离不开历史文化的积淀。

3.应有助于消除外国人对中国的偏见及刻板印象。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的制度和国情并不了解，但在西方媒体的长期熏染之下，形成了一些对中国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如“落后”“不文明”“不民主”“没有自由”等等。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很多汉语学习者也对这些话题比较感兴趣，但现有的汉语教材却常常回避了这方面的内容。因此讲述中国故事的一个意义也就在于消除这些偏见和刻板印象。事实上，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讲好中国故事的首要内容就要阐释好中国特色，讲清楚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是建立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历程、基本国情基础上的必然选择。

笔者曾和学生讨论过死刑的问题。一些西方国家的学生认为死刑“是残酷的”，中国应当废除死刑。我跟学生讲了刘邦“约法三章”的故事，告诉学生“杀人者死”和“杀人偿命”是经过长期历史文化沉淀而成的刑罚观念，而中国的主流民意调查也显示，支持死刑的人从来没有低于60%。因此，死刑的存在既是由于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是当前中国的主流民意。这样讨论下来，学生对死刑问题有了更客观的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自身的偏见和刻板印象。因此，我们应该尝试在汉语教材中加入此类中国故事。

三、怎么讲：中国故事的讲述形式、讲述方法和讲述态度

毕研韬从新闻传播规律的角度对讲好中国故事提出了十大建议，包括“尊重人性，尊重事实，尊重科学；厘定领导者、规划者和执行者角色；突破公信力瓶颈；践行包容性发展”等等。这些建议对国际汉语教师讲好中国故事有借鉴意义。但国际汉语教师是在汉语国际教育的实施过程中讲述中国故事，有其特殊性，因此我们从讲述形式、讲述方法和讲述立场等三方面来讨论“怎么讲”的问题。

1.讲述形式。首先应当明确，汉语课堂还是应该以汉语教学为主。因此，在汉语课堂上，中国故事的讲述主要依附于汉语教材的内容。教师可以根据教材的内容，因势利导，补充一些有关中国历史、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的相关内容供学生了解，让学生有机会了解中国人的所思所想。以《新实用汉语课本4》中的一课《“半边天”和“全职太太”》为例，汉语教师可以因势利导，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地位的提升。当然，在课堂中讲述中国故事与汉语教材的内容遴选密切相关，选择合适的内容更有助于国际汉语教师讲好中国故事。

国际汉语教师的职责并不限于汉语课堂之内，尤其是在孔子学院任教的老师多数还肩负着组织文化活动的任务。而这些文化活动也是讲述中国故事的可能形式。如2017年在波兰克拉科夫孔子学院举行的“在中国、看中国”摄影比赛获奖作品展，就是非常好的讲述中国故事的一种形式。该赛事共收到700多张波兰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最终选出20多张获奖作品进行展览，这些照片作为另一种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向波兰人民展示当代中国和中国人的风貌。

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堂外，讲述中国故事的机会很多。要利用好这些机会，首先需要国际汉语教师具备讲述中国故事的意识，即意识到讲述中国故事是国际汉语教师的职责之一。

2.讲述方法。讲述故事有不同的方法，直接灌输是一种方式，潜移默化也是一种方式。根据笔者的经验，直接灌输的方法效果并不好，比如直接告诉学生“中国人民多么勤劳善良”、“经济建设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这样口号式的灌输很容易让学生“无感”。而娓娓道来、潜移默化的方式更容易让学生接受。以《舌尖上的中国》为例，《舌尖上的中国》中并未强调美食多么多么好吃，背后有多少历史和文化，而是从普通人的生活出发，重点也放在了美食背后所反映的普通人的生活。以挖藕人的故事为例：

“圣武和茂荣是兄弟俩，每年9月，他们都会来到湖北的嘉鱼县，来采挖一种自然的美味。这种植物生长在湖水下面的深深的淤泥之中，茂荣挖到的植物的根茎叫做莲藕，是一种湖泊中高产的蔬菜。

作为职业挖藕人，每年茂荣和圣武要只身出门7个月，采藕的季节，他们就从老家安徽赶到有藕的地方。较高的人工报酬使得圣武和茂荣愿意从事这个艰苦的工作。挖藕的人喜欢天气寒冷，这不是因为天冷好挖藕，而是天气冷买藕吃藕汤的人就多一些，藕的价格就会涨。

整整一湖的莲藕还要采摘5个月的时间，在嘉鱼县的珍湖上，300个职业挖藕人，每天从日出延续到日落，在中国遍布淡水湖的大省，这样场面年年上演。”

该故事中并未强调中国人多么勤劳，但无处不反映出中国人的勤劳、坚忍和乐观。笔者将这样的故事给学生观看之后，学生都表示非常佩服中国人的这种勤劳和坚忍。

潜移默化的方式，除了要注意摒弃口号式的“宏大叙事”，还要注意讲述角度应该贴近实际生活，以小见大。这样才能体现“故事”的特征，也更容易为学生所接受。纪录片《辉煌中国·创新活力篇》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戴维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个小伙儿，在内蒙古呼和浩特生活了7年，娶了蒙古族姑娘，生了混血宝宝。

戴维说：“我特别爱中国的生活。中国的生活特别厉害，你不需要现金，我差不多两个月用不到现金。”接着，戴维用手机买糖葫芦，买饭，买衣服……。戴维说，“在澳大利亚不会，他们也没有手机支付”。戴维甚至把妈妈接来中国体验这样的便利生活。

这样以普通人的普通生活为切入点来讲述当代中国手机支付的便利性，令人感觉亲切自然，真实可信。

3.讲述态度。所谓“讲述态度”，指的是国际汉语教师在讲述中国故事时所秉持的态度，是正向的、积极的，还是负向的、消极的。不同的态度源自国际汉语教师对所担当的角色、承担的任务不同的认知。正向的、积极的态度意味着国际汉语教师认识到，讲述中国故事是汉语国际教育的“题中之意”，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是国际汉语教师所肩负的职责之一。相反地，负向的、消极的态度意味着国际汉语教师并不认为讲述中国故事是自己的职责，而是认为只要教好语言就可以了，其他的事情是额外的甚至是强加的任务。对于持这种观点的汉语国际教师，其态度的消极性也是必然的。

在当前汉语国际教育的发展中，尤其是汉语国际教育的研究中，确实存在着“消极化”的倾向。如李泉认为，“要恰当地评估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功能。汉语教学跟其他外语教学一样，是一门学科，有其自身的教学规律。外语教学中的文化教学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功能，文化教学不宜喧宾夺主。过于强调汉语教学的文化传播功能，是对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是一门学科的误解，是对汉语教学文化传播功能的扩大化、理想化、超负荷化”。陆俭明认为，汉语国际教育“必然要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的责任。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文化教学要成为汉语教学的主流或主要内容”，强调“汉语教学的核心任务是进行汉语言文字教学。”这些论述均强调了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属性，强调国际汉语教师的核心任务是“教好汉语”。

事实上，汉语国际教育不仅是一个学科，更是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因此，只强调汉语国际教育的学科属性，就会忽略汉语国际教育的事业属性。只根据学科属性来培养国际汉语教师，势必造成国际汉语教师在培养理念上的偏差。当然，这种偏差不是一时造成的，而是与汉语国际教育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重语言、轻文化”、“重学科、轻事业”的倾向密切相关。面对汉语国际教育的新形势和新问题，这种观念需要尽快转变。在国际汉语教师的培养过程中，我们不能只偏重专业知识和技能，也要明确国际汉语教师的角色及使命，使有志于成为国际汉语教师的学生具备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能够讲好中国故事，成为合格的“文化使者”。

（本文得到南开大学青年教师研究一般资助项目“汉语国际教师如何讲好‘中国故事’”资助，项目编号：96172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