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央视综艺节目《国家宝藏》与全国九大博物馆合作，以文博探索为主题，立足于悠远深长的中华文明底蕴，以表演和纪实相结合的手段，讲述国宝的“前世传奇”与“今生故事”。从仪式传播的视角来看，它找到了电视节目娱乐性与文化价值的平衡点，为当下的电视节目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是电视仪式传播与传播的仪式化相结合的范例。通过电视文化的传播，解读中华文明的历史遗存，唤醒文物蕴藏的文化记忆，构建文化的象征意义体系，彰显文化认同与文化传承的时代价值。

【关键词】仪式；历史；文化；记忆；认同；传承

《国家宝藏》是中央电视台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湖南省博物馆、河南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湖北省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九大国家级重点博物馆合作的大型文博探索节目。它于2017年12月在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播出，每期以一个博物馆为主题，推选出馆藏的三件国宝级收藏品，由影视明星演绎的“前世故事”和纪实的“今生故事”串联起收藏品的前世今生，展示了在历史长河中不朽的艺术与文化，解读了中华文明的精神寄托，启迪了观众的文化自信。它被看作是2017年综艺节目的黑马之作，被网友称作是“清流”综艺，在播出后获得了口碑与收视的双赢。

以首期节目“紫薇星之城”为例，石鼓是故宫博物院推选的国家宝藏之一，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石鼓的表面篆刻着由大篆向小篆过渡的一种文字，是汉字演进过程的活化石。节目通过司马池父子守护石鼓的前世演绎，以及梁金生家族从抗战时期守护石鼓至今的故事，向观众讲述了石鼓颠沛流离的命运，以及中华儿女守护文脉的决心与勇气。历史是文明的轨迹，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今天的人们守护历史、守护国宝，其实是在见证和保护数千年文明发展的遗存，是对中华文脉的传承和延续。

《国家宝藏》是一个具有丰富“仪式感”的电视节目。经过节目制作者的精心策划，使观众感同身受，营造出使人身临其境的氛围。《国家宝藏》通过对作为文化符号的文物和文物故事的展演，不仅提升了观众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认同，也为观众提供了一种心理力量，凝聚人们共同的情感，有助于社会秩序的整合与恢复。《国家宝藏》制片人、总导演于蕾说：“我们这次把纪录片和综艺两种创作手法融合应用，属于全新创制的‘纪录式综艺’，它以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气质，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1]

一、多重演绎构建“记忆的场域”

《国家宝藏》节目共九期，每期讲述同一个博物馆推选出的三件国宝的前世今生，依托厚重深沉的文化底蕴，一共有27件“大国重器”展现在观众眼前。《国家宝藏》通过节目内容与形式的精妙设计，以国宝的“前世传奇”“今生故事”和对文物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的仪式性总结和表达，为观众构建了一个气势磅礴又意义深远的历史与文化的“记忆的场域”。

（一）“前世传奇”：历史与想象的表演

用舞台剧的形式演绎国宝的“前世传奇”，是《国家宝藏》节目的特色之一。文物是历史的见证，在以文物为主题的演绎中，观众形成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反映出民族的共同记忆。在越王勾践剑前世传奇的演绎中，演员段奕宏化身“剑灵”，以不同于以往的视角，带领观众重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观众得以又一次见证沧海沉浮的乱世春秋，体验着“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的故事意义，感受着对历史和文化理解的情感刺激，随着舞台上故事意义的不断加深，而得到进一步的心理满足。此外，节目的舞美设计和特效应用皆精美、大气，富有科技感和文化的厚重感。例如在国宝妇好鴞尊的“前世传奇”中，祭祀台和古战场的模拟画面色调浓郁、风格逼真；而在《千里江山图》的展示中，利用模拟技术，让大屏幕上画作中的帆船行在江中，细节把控十分到位；在良渚文化的代表文物玉琮的故事中，舞台与屏幕共同营造出磅礴的视觉效果和故事氛围。在“前世”和“今生”的故事之外，文物专家和各大博物院院长的讲解，以及富有张力的舞台设计，全方位展示了国宝们的形与神，做到了《国家宝藏》节目开篇主持人张国立说的“让国宝活起来”。

（二）“今生故事”：守护与传承的纪实讲述

《国家宝藏》以纪实的形式讲述国宝的“今生故事”，每一件国宝背后都有一个当代纪实故事，守护与传承是“今生故事”的两大主题。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为了避免文物遭到战火的洗劫，故宫人冒着危险将一万三千箱国宝南迁，历时十六年，辗转上万里，途经大半个中国，历经磨难，最终又将上百万件国宝送回到故宫。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梁金生先生的高祖、曾祖、祖父和父亲也都先后就职于清宫和故宫博物院，百年的时间，梁家五代人见证了文物沧海浮沉的故事，也参与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文物保护的奇迹，并且守护它们至今。同样来自故宫博物院的陶瓷馆讲解员张甡号称是“问不倒的讲解员”，瓷器馆的每一件文物，他都能够如数家珍，为每一个参观者解疑答惑，普及瓷器的历史故事和烧造工艺。以他为代表的故宫志愿者讲解员团队，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都把讲述悠久灿烂的中华文明作为自己最宝贵的精神财富，用一腔热忱诠释着每个中华儿女传承文化的责任。

相比较于以舞台剧形式展示国宝的“前世传奇”，以纪录形式展示的“今生故事”更加真实可感，如果说“前世传奇”给观众描绘的是节目制作者基于历史为观众创造出的想象世界，那么“今生故事”向观众展示的就是由正在发生的事和人组成的现实世界。纪实的手段是一种具有强烈说服力的影视语言，它使观众如同置身其中，仿佛自己也化身为国宝的守护者。以国宝文物为桥梁，演绎和纪实二者相得益彰，共同为观众谱写关于华夏文明的乐章。

（三）宣读誓言：文化意义的仪式化呈现

“仪式属于文化记忆的范畴，是因为它展示的是对一个文化意义的传承和现时化形式。”[2]《国家宝藏》作为一个电视节目，本身就是媒介仪式的一种，就是运用符号交流系统进行社会沟通互动的象征仪式。在其中加入仪式性的表达，宣读守护人誓言，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以观众基于节目内容的共同理解和由此引发的共同情感为基础，达到强化团结、创造价值、激发情感及统一行动的传播效果。每当国宝守护人来到现场，都要先将国宝守护人印信放入现场环形高台的中央，传递出信念感和仪式感。而宣读守护人誓言这一仪式，将《国家宝藏》节目的仪式感推演到高潮，以现时化的形式展示出对国宝文化意义的传承，给每一件国宝的故事画上圆满的句号。颁发国宝守护人印信、将印信放入高台中央、嘉宾宣读守护人誓言这些环节的设计具有高度文化认同价值和情感凝聚价值。

“仪式传播并不是为了传递信息，而是为了传递一种特定的情感，是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3]。在国宝曾侯乙编钟的故事讲述后，守护人王刚、谭军以及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宣读守护曾侯乙编钟、守护历史、守护华夏正音的誓言，将曾侯乙编钟所代表的礼乐文化和历史价值，以及对铸造者的敬畏之心，音乐人谭军对编钟的守护之心以及青年编钟乐团带给古老编钟的朝气，升华到守护华夏正音的当代使命，促使人们想起礼乐中国的强大文化意义。通过仪式这种传承形式，让文化意义保持鲜活性，让编钟雄浑而浪漫的千古绝响回荡在每一位观众心中。

二、以国宝构建文化认同的“象征意义体系”

象征符号是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国宝作为文物，其本身也是文化符号的一种，是历史与文化的遗存和见证。在《国家宝藏》节目中，文物和文物的故事被“转化成一种符号用以对一种共同性进行编码，在这个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并不是媒介本身，而是其背后的象征性意义和符号系统”[4]。依托博物馆的文化底蕴，以跨越时空限制的国宝故事，唤醒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通过在媒介事件中回忆文化的方式，构建一种“象征意义的体系”，从而达到延续文化认同和传承文化的目的。文化认同即文化身份，是对本民族文化身份和地位的自觉和把握。在当今社会，每个国家和民族都面临着文化认同的问题，“建立文化认同是社会整合机制之一，它对中华民族建立较为统一的文化价值观、提供社会动员的意义，缓解日益强烈的社会分化显现出重要的价值”[5]。集体的认同感是一种关于社会属性的群体意识，是通过共同的象征系统而被促成的。《国家宝藏》的文化“象征意义体系”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物质文明镌刻工匠精神

文物是技艺精湛的匠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这当中不仅包括构思精巧的作品和技艺，还包括专注于一件事，尽职尽责、精益求精的理念。《国家宝藏》展示的种种国宝，无论是以曾侯乙编钟、云纹铜禁等为代表的青铜器铸造工艺，还是以各种釉彩大瓶等为代表的瓷器烧制工艺，以《千里江山图》《万岁通天帖》等为代表的书画作品，还是以万工轿、莲塘乳鸭图为代表的日常用品，无一不彰显着古代中国的工匠精神。被称作“瓷母”的各种釉彩大瓶，烧制于乾隆年间，是对中国古代陶瓷技术的提炼与整合，是技术上的集大成者，这件釉彩大瓶有十五个装饰层，一共十七种不同的釉彩，每种釉彩需要的温度各不相同，在清代的生产力水平下，完成这样一件作品实属不易，但是窑工们仍然用耐心、智慧和经验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

虽然当今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这些国宝诞生的年代，但是工匠精神不会随着时代的更迭而失去它的价值。在节目中，中国画颜料制作传承人仇庆年先生以《千里江山图》为例，现场为观众演示了从石头到颜料的繁复的制作过程，稀缺的原材料需要在艰苦的自然环境中不断寻找，而后经历分离杂质、研磨、漂清的步骤。其中研磨的步骤需要连续20天，每天研磨8个小时以上，才能达到作画需要的细度。用这样的诚心之色完成的画作，历经千年而不朽，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细致入微，更展现出泱泱大国的气势恢宏。如果各行各业的制造者皆拥有一颗“匠心”，将工匠精神作为一种行业的理念和准则，必然是打造“中国制造”品牌的不二助推力量，恰如节目中所说的“若中国商人都有这种情怀，国货复兴，指日可待”。

（二）文化符号与国家形象的“自塑”

国宝作为文物，它的诞生和流传皆源于文化而反哺于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象征符号，它能跨越时空的限制，不仅仅为今天的人们所欣赏和收藏，更能提供一种向心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命题。浙江博物馆推送的国宝玉琮，见证了中华文化的起源，它印刻着中国人以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的文化造就的信仰。谈到中华民族文化符号的内涵，无论如何离不开儒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这也是在国家形象建构过程中，形象与行为“自塑”的三个重要的维度：

从修身的维度看，云梦睡虎地秦简以小见大，见证了流传数千年的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有更多像秦朝地方小吏“喜”一样兢兢业业的小人物，不仅实现了个人的价值，也能够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从治国的维度看，曾侯乙编钟反映礼乐之治，乐有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人有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礼记·乐记》中有云：“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个人的守则与社会的秩序都遵从“礼”的约束，和谐有序才能奏响盛世乐章。从世界观的维度看，长沙窑的海上丝绸之路，输出了中国制造的文化标签，对外贸易的昌盛和发展帮助我们将中国文化传递到五湖四海。这是盛世的气度，更是在今天的世界形势下，对今人的发展启示。

三、结语

毫无疑问，《国家宝藏》对文化的“展演”相当到位，它以博物馆的文化底蕴为依托，用文物衔接古今，以庄严的宣誓仪式和大气的舞台特效烘托文化氛围。生动的历史小话剧和纪实故事讲述了27件国宝的前世今生，历史的演绎、记忆的唤醒、认同感的塑造，层层铺陈、环环相扣，唤醒了每位观众心中关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有助于塑造文化认同的社会性话语，让青年一代了解文化传承的重大责任与意义。

（一）守护历史：给文化传承以力量

国宝守护人宣读的誓言各有不同，但守护历史是其共同的主题。守护历史就是在保存民族文化记忆，使中华文脉绵延不绝。《国家宝藏》中有关守护的“今生故事”使人动容，潘达于先生在乱世之中历经艰险，想尽办法保护大盂鼎、大克鼎等镇国之宝，解放后又将数百件文物捐赠国家，并且拒绝了上海博物馆的现金奖励，她在信中写道：“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极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诚愿将两大鼎呈现大部，并请拨交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筹备之博物馆珍藏展览，蒙政府赐予奖状举行典礼已深荣幸，今又蒙颁给奖金，万不敢再受隆施。”20世纪80年代重启工作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平均年龄超过66岁的大师和学者们历时8年，跨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走进208个书画收藏单位，为6万余件文物正名，鉴千古书画，正中华文脉，杨仁恺先生更是为后人留下文物鉴定的百科全书。正是由于有这些始终致力于保护和寻找散失国宝的有志之士和求真务实、治学严谨的文物鉴定者，以及数代文博工作者的悉心守护，才使中华文脉流传至今，这是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遗产。

而另一些年轻的团队和个人，也让我们看到了传承的希望之光，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壁画修复师傅们的工作精细程度如同手术，因为每一刀都触及历史，不仅需要一双巧手，还需要无尽的耐心与责任感。青年修复师对师父技艺的传继，不仅在技艺，更在匠心。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制造的秘密，继承了2000多年前云纹铜禁制造的基因密码，用和失蜡法一样的技术制造精密零件。老祖宗的智慧让吴庆辉这样的科研人员感怀颇深，立志通过对现代大国重器的研发，帮助国家更强大、更繁荣。

（二）唤醒记忆：为文化认同搭桥梁

节目中说到文物是我们民族的共享记忆，包含着中华民族最初的美、感动和信仰。“经过共同的语言、共同的知识和共同的回忆编码形成的‘文化意义’，即共同的价值、经验、期望和理解形成了一种积累，继而制造出了一个社会的‘象征意义体系’和‘世界观’”[6]。《国家宝藏》通过“现时化”的重复和再现，让我们欣赏和了解了各大博物馆珍藏的国家宝藏，从物质、文化、艺术的角度为观众解读大国重器。正如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所言，九大博物馆推选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宏大叙事，在数千年文化积淀下，我们应当通过对文博的探索，获得对自身文明的自信。

国宝是文化认同的符号，更是一种文化延续的象征，是我们民族发展的最好证据，是民族文化血脉中灿烂的一笔。《国家宝藏》构建的“记忆的场域”使中华文明得到了更好的解读和呈现。文物是传统的载体，文化传统的维系是文化认同的重要环节，《国家宝藏》为观众提供了记忆与文化的联系。在时代的浪潮中，如何保存本民族的文化记忆，维系民族文化血脉，《国家宝藏》从传播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范本，在节目中，电视的仪式传播与传播内容的仪式化相结合，大大提升了传播效果。同时，它紧扣“传承历史、唤醒记忆”的主旨，讲述历史、解读国宝，着力在文化节目中增加娱乐性，让穿越历史长河的国宝活在当下，活在今天，让国宝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联系起过去、现在和未来，也串联起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赤诚之心。

[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礼文化传播与认同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6BXW04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央视启动《国家宝藏》打造文化年新高度[EB/OL].http：//ent.news.cn/201708/23/c_1121526649.htm.

[2]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

[3]张兵娟.全球化时代：传播、现代性与认同[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75.

[4]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4.

[5]张兵娟.全球化时代：传播、现代性与认同[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89.

[6]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46.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15级戏剧影视学硕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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