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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失去新闻基因的致命危机

曹林
2018年10月18日09: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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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青年记者》2018年7月上

“新闻无学”的争议一直像魔咒一样困扰着新闻学,新闻学界不得不隔段时间就为这个命题做种种辩护,足以显出这一学科“合法性地位的紧张”。唐远清博士对形形色色的“新闻无学论”梳理归纳为不同语境下的20种代表性观点,并概括为“非科学论”“非理论科学论”“无学论”“不独立论”“传播学化论”“无用学问论”“浅学论”“失范论”等“八论”。①“无学论”的如影随形,一直在挑战着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影响着新闻学研究者的自信,也影响着新闻系学生在找工作和面对其他专业竞争时的心态。曾引发舆论场戏仿狂欢的“最好别报体”就是从“最好别报新闻系”的新闻开始的。

从争论来看,虽然意见不一,但还是有基本共识的:“新闻无学”并非一个真问题,而是一种情绪和焦虑。新闻当然是有学的,事实上新闻传播学是国家认定的一级学科,有庞大的研究群体,形成了成熟的新闻教育体系,每年培养大批新闻从业人员。真问题在于,这个学科先天发育不足,后天又营养不良,本就缺乏坚硬学问内核的新闻学,近年来又遭遇着不断被稀释的困境,加剧着“有术无学”的危机。来自新闻界之外针对“无学”的批评,不足为惧,可怕的是来自新闻学内部的被稀释,这种稀释如果不被遏止,可能会蛀空新闻学本就脆弱的学科基础,使新闻学成为一具空心的躯壳。本文从几方面谈新闻学在近年来遭遇的“去新闻化”危机,面临着失去新闻基因的危险。

徒有新闻躯壳的新媒体稀释着新闻基因

这几年是传播格局大变革的时代,新媒体以其商业的成功和传播的占领,似乎已经取代传统媒体而成为媒体的“形象代言人”。这个时代,当人们谈起媒体时,似乎谈论和指向的都是新媒体。

新闻学失去传统的新闻基因,正是在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反客为主、权力转移的过程中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新媒体本身是“去新闻化”的传播媒介,虽然也叫媒体,但在中国,新媒体并不像传统媒体那样生产新闻,而只是一个新闻信息的内容聚合和传播平台。在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中,除了体制内主流媒体的新媒体,其他多数新媒体并没有新闻采编的权利,不像传统媒体的记者那样可以在新闻一线进行采编。这些新媒体的内容生产主要集中于从传统媒体转载、低附加值的二次加工和自媒体化的创作,与传统教科书所定义的“新闻”离得很远——远离新闻现场,远离新闻生产,远离新闻的经典定义。

就拿一些身上镀着新媒体“光环”的新媒体“偶像”来说,无论是咪蒙,还是罗振宇、吴晓波、六神磊磊、秦朔,抑或是其他成功变现的新媒体暴发户——虽然一些人是从传统媒体精英转型而来,但他们在新媒体平台没有一个是做新闻的,没有一个做跟新闻生产相关的事,而都是在“编故事卖故事”,卖毒鸡汤故事、金庸故事、财经故事、读书故事,新闻很少,故事太多。新闻是对客观事实的报道,而故事是文学虚构和焦虑生产,新闻基因就这样被贩卖的焦虑和编造的故事所稀释。新媒体的金钱变现神话、“10万+”迷思和消费主义狂欢,掩盖着专业精神退场和新闻苍白无力的现实。

新技术层出不穷,媒介空前繁荣,新闻却在衰弱,所谓自媒体、泛媒体、融媒体,披着新闻躯壳的新媒体,以“媒体”之名转着传统新闻的基因。麦克卢汉说,媒介是人的延伸,媒介借着新技术无限扩张,新闻生产、新闻精神和新闻信仰却未能同步扩张。一边是新媒体帝国的扩张,一边是“新闻王国”的空间缩窄,新闻学基因就这么被稀释。

传播、宣传、舆情、公关的专业挤压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凯里教授《新闻教育错在哪里》②一文不仅在美国新闻学界引发广泛影响,因为也触及中国新闻教育的痛点,译文在《国际新闻界》刊出后也引发一场讨论。郑保卫、潘忠党等都结合中国问题进行了进一步阐释。凯里此文谈到新闻教育必须遵守3条原则,尤其第一个原则赢得新闻学研究者的共鸣: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新闻学是一门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诞生,因此不能与其他相关但彼此独立的社会实践学科相混淆。新闻学必须在教育和实践中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凯里主要针对的是美国新闻教育问题,可中国的新闻教育在“去新闻化”上比美国还严重。传播、广告、公关、营销、舆情、设计等学科对新闻学的强势侵入,越来越稀释着新闻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这种稀释,可以从各大新闻院校的名称变更看出来。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这些新闻学传统悠久的院校还保持着“新闻学院”的纯正名称,多数高校都或追赶时髦、或扩张地盘、或折衷妥协、或迎合就业,在“扩系建院”中热衷在“新闻”上嫁接各种组合,使新闻学不再纯粹。改个名字倒没什么,问题是新闻学基因在混杂了太多异质学科的过程中被转掉了,新闻学核心面临着被严重稀释的危机。

传播、广告、公关、营销、舆情、设计等学科虽与新闻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从学科本质上看,这些学科与新闻学追求的目标不一致,属于价值迥异的异质学科。比如传播、公关与舆情,都带着某种力量控制新闻的特征。杜骏飞教授认为,新闻学区分于应用传播学的理由或许有很多条,其中,至少有一条是颠扑不破的:没有哪个应用传播业分支在学统上如新闻业那样,以超利益的社会公益性为自我认同。纽约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系Jay Rosen教授将凯里三原则总结为“新闻与媒体脱钩、新闻与民主勾连”,切中了文章的核心,迈克尔-舒德森在《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中也支持这一观点。潘忠党谈到,凯里反对新闻的传播化,因为将新闻等同于信息的传递,就是扼杀新闻应有的灵魂。李欧梵显然也读到了这一点:新闻变成传媒后,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存在理由;它已经不再是探讨人的社会实践,而变成了另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

关于“凯里忧思”的中国讨论发生在2002年,遗憾的是,这个讨论并没有引起新闻教育者的重视,至今已有16年。这16年正是中国新闻学进一步被异质学科稀释的16年,传统的新闻学在各大新闻院系越来越边缘,广告、公关、传播等因为就业更好而获得更高的地位。因为新闻学是一门实践学科,不像传播看起来那么有“学问”,投入新闻学研究的资源和人才越来越少。加上缺乏实践人才的补充,实务教育人才断层,一些新闻院系甚至开不出完整的采写编评课程,只能让刚毕业不久的博士讲新闻采写课。博士没采写经验讲不好,学生也无感,使新闻教育失去传统基因而离新闻越来越远,加剧着“新闻无学”的感觉。

当新闻系学生在接受新闻教育过程中使自己的知识结构过多地与广告、舆情、宣传、传播、公关联系在一起时,上一节课老师讲“新闻要追求真相”,下一节课讲“对付记者的若干技巧”——在新闻传播学的左右手互搏之下,新闻理想、专业追求和职业认知便不再纯粹。比如,对过去看来的很多侵蚀新闻品质的行为就变得无感,失去新闻原则。会习惯把营销策划当成新闻,与广告公关交流时心理上缺少心理防火墙(广告公关也都是新闻学院出来的,都是一家人嘛),对软文、宣传、管控在专业上并无心理防范,甚至会产生某种亲和感。

新闻业吸纳精英的能力越来越弱

精英吸纳能力是评价一个专业和学科的核心标准,这正是最让人感到忧心之处,新闻业似乎正失去吸纳社会精英人才的能力。媒体报道过,某地文科状元对新闻感兴趣,想报考新闻专业,但遭到记者泼冷水式的现身说法:最好别报新闻系。这还算好的,文科状元起码还“想报考”新闻专业,近几年越来越少看到高考状元报考新闻系的新闻了。

我统计了一下2017年各省高考状元的专业报考最终流向,基本被北大、清华两所最好的大学收入囊中,文科状元基本上流向了经济、管理、金融、法学、中文、元培学院、新雅书院,没有一个选择新闻。当然,高考状元的选择未必就完全代表着精英的选择,但能说明一定的问题。我参加高考的那个时代,还有我之前那一代人,都把“新闻系”看得很神圣。我认识的不少新闻前辈,都是当年该省市的文科状元,中国青年报就有好几个当年的状元。

更让人忧虑的是,学了四年新闻后,很多最优秀的学生没有走向新闻业。一个新闻学教授跟我提到过,他痛心的是,他最看好的很多学生,毕业时都没有选择去媒体,而是去了投行,或者出国留学读其他专业。去年他有两个学生,央视已经要他们了,可最终一个选择了某部委,一个选择了某国企。他本想劝劝他们,可一听到这些单位能分到房子,他就没法开口劝说了。

最好的学生不选择新闻专业,毕业时最优秀的人才又不选择从事新闻业,精英吸纳能力的弱化,像温水煮青蛙一样,使一个学科的基础不断被侵蚀。

中坚流失和实践教育生态的破坏

传统媒体这几年流失了不少人才,不是这个总编辞职了,就是那个总监创业了。前几年哪个媒体精英走了,网上还会叹息几句,但如今媒体精英离职好像已经很难成为新闻了。

骨干和中坚的流失,不只是让传统媒体元气大伤,更重要的是新闻教育的实践生态因为频繁的人才流失而被破坏,新闻教育生态也因为人才流失而出现“沙漠化危机”。

跟其他专业不一样,新闻有着很强的实践性,新闻教育一直强调“在做中学”。所以,新闻教育绝不只是学院学界教育主导的新闻教育,很大程度上是在媒体实践中完成的,老记者带新记者、老编辑带新编辑、名记者带新秀等师傅带学徒的形式,完成学院中没有完成的新闻教育。新闻业有很多“缄默知识”,沉淀在名记者的经验中,带着浓厚的个人性、随意性、行动性、神秘性和偶然性,无法总结为原则和规律,只能跟着他做新闻,听他日常讲故事,在手把手的传承中去领悟。这种独特的教育方式,体现着新闻专业的特点。新闻学,起码有一大半学问,沉淀在这些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身上,而不是在新闻学院的教授那里。

这种专业传承和教育方式的一个前提是,需要一批有着丰富采编经验的中坚和骨干,他们承担着“带徒弟”的职责,一方面是一家媒体风格和气质的压舱石,一方面是熏陶新人气质、完成传帮带的老师傅,这是教育生态的关键。可当下最大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一家媒体单位的精神灵魂、骨干和中坚力量离开,带走的不仅是媒体的精气神儿,还有新闻学知识。

10多年前,到一家媒体实习,带实习生的往往都是有十几年经验的老记者。可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近些年带实习生的记者已经越来越年轻化,有的才到报社一两年,就开始当老师带实习生了。这个现象背后的问题是,骨干和中坚很多都流失了,找不到老记者带新记者和实习生。新闻学教育在实践层面出现巨大的生态断裂,出现中间断层。

不仅是中间断层,还有后续的断层。一些优秀的年轻记者,才写了一两篇有影响力的报道,有了小小的“江湖”名气,稍有跳槽资本,就会被另一家媒体盯上,在较高收入的诱惑下毅然选择跳槽。让人惋惜的是,新人为了收入跳来跳去,没有稳定的职业环境,很难完成名记名编所需要的积累。另外,这些优秀的记者本来会成为一个单位的骨干,可过早地被“掐尖”,媒体的传承生态发生了断裂。人不稳定,新闻文化和资源就无法形成稳定的沉淀,新闻学的实践资源也会在生态破坏中不断萎缩。

注释:

①《对“新闻无学论”的辨析及反思——兼论新闻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学科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②【美】James W.Carey著,李昕译:《新闻教育错在哪里》,《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青年报编委)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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