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传播学视角下国际新闻误读的影响

国际新闻误读不仅歪曲了传播者的真实意图，影响了媒体的公信力，也对受众产生误导，其负面影响不言而喻。

对传播者的影响体现在传播者话语权的剥夺和新闻理想的幻灭。传播者在传播新闻时，势必会通过议程设置，刻意去发布更容易被受众接受的内容，以增加阅读量，提升亲近感。但在这种过程中，受众由于被遮蔽了一部分真相，对新闻的误读大大增加。而传播者在各种压力的挤压下，逐渐丧失了话语权和公开表达的机会。

对传播内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受众刻板印象的加强。国际话语权的争夺和国家形象的构建越来越多的表现为传媒力量的角斗。在国际新闻传播中西方媒体惯用的手段就是对我国的丑化、妖魔化和歪曲化，造成一种威胁性的、不合作的、非民主的中国形象，形构“中国威胁论”。而正是因为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失实性报道，也导致了我国受众对部分西方国家的消极偏见，比如对美国的印象是强权主义、恃强凌弱，而日本的形象则是漠视历史、缺乏责任意识。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构筑的他国的刻板印象，极其容易造成本国受众对他国信息全方位的误读。

对传播渠道的影响表现为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和舆论监督的障碍。传统国际媒体的接触门槛较高而将大多数他国受众拒之门外，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和语言能力的制约，大多数受众都无法自主接触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所以受众想要接触国际新闻，最好的渠道是新媒体，这就给传统的新闻传播渠道带来了一些影响。第一，“人人记者”“公民记者”应运而生，更多的受众、事件目击者等参与了新闻传播过程，甚至成为新闻传播者。由于缺乏专业的新闻知识和必要的把关过程，会加剧误读，使传播更加快速和便捷；第二，网络舆论成为公众意见的一种集束式表达，传统受众的舆论监督作用被空前加大，有力的影响了公共决策。而新闻误读则在蚕食和荼毒着网民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功能，他们以一种逆向化、贴标签化或娱乐化的解读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造成网民在舆论监督过程中的误解和障碍。

对受众的影响在于群体极化现象的出现。国际新闻误读极易造成国家与国家、国家与群体、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刻板印象，进而造成群体极化效应，比如“帝吧出征”事件。2016年1月，Facebook上一个台独账号上突然出现了大量大陆网友的评论，表示支持两岸统一，这是大陆网友自发组织的一次活动，目的是描述一个真实的大陆生活。但台独势力迅速组成一个“台独传声筒组织”，以台湾三立电视台、苹果日报和自由时报为主攻击大陆，甚至用南京大屠杀来诅咒大陆。“台独传声筒”发出的一些误读性报道甚至虚构的事实和言论，令台湾民众真假难辨，陷入混乱，充斥着对大陆的极端怨恨和不信任。

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则表现为公共领域的重塑。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的概念，认为在公共领域中，公共意见能够形成。但19世纪以来，报刊开始向政治手段和商业工具转变，垄断资本主义集中加剧。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和社会相互重叠，公共领域开始解体。而国际新闻误读的出现，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沟通习惯和行为方式，而且正在重塑着人类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文化生态，人们对于“公共领域”的希望重现，而互联网使得受众可以更加自由和快捷的表达自己的声音，公民新闻快速壮大。这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的收受关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在网上与任何人交流，将自己的意见与更多的人交换。这种讨论由于是匿名的和虚拟的，所以不会受到国别、种族、文化、宗教等的影响，也就构成了公共领域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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