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红即网络红人，是指因其自身的某种特质、某种行为或某个事件在互联网平台上引发网民关注，被网民追捧而走红的人。每个时代都有一批弄潮儿，而“网红”恰好是互联网时代的弄潮儿。身处网络化媒介时代的网红，以互联网为载体，迅速扩散并衍生为全民网红热现象。

网红作为一种兴盛的现象，无论是数量还是类别都呈爆发式增长的趋势，因此，网红现象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可否认的是，网红的产生为大众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就职空间和选择，同时，网红的崛起并受到追捧，印证了普通人通过在互联网平台上展示个人的特长或某种能力而实现自我价值的路径是可行的。在多元的氛围激发下，网红传播的内容在一定层面上满足了受众的需求，生产了许多创意的内容，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然而，网红现象的正向效应和负面影响并存。其盛行也带来了一些审美危机，审美内容的浅表化，审美活动的功利化，审美追求的平庸化，这些网红现象的弊端不容忽视。因此，在正视网红现象有利一面的基础上，对网红现象的美学反思也是至关重要的。

一、网红现象的审美危机

美是反思的，审美具有批判性。网红作为一种潮流现象，在其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从美学角度分析其成因，并反思它所带来的审美危机刻不容缓。在对网红现象作审美反思时，着重点应落在审美主体上，即网红受众。当然，媒介作为网红现象盛行的重要推力，对其进行美学反思也不可或缺。

（一）审美内容浅表化

网络红人在网络媒介平台传播的内容，往往只注重内容的“养眼”。网红的直观性、生动性和现场感可以给大众提供娱乐、消闲。其内容的琳琅满目、五光十色，让人的眼睛为之一亮，使人真正的感到娱乐和休息，解除了视觉欲望的饥渴，满足了“视觉上的食欲”，此所谓“养眼”。但其传播的内容却“不养心”。在愉悦中潜藏着消极的不健康的因素，例如拜金主义、拜物主义。过多的追求“悦耳悦目”，代替了“悦志悦神”的美学理想，在外表的娱乐和休闲的包装下，消磨了人积极健康的思想感情。导致审美内容虽“养眼”但“不养心”。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文艺不能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否则文艺就没有生命力。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审美内容带给审美主体的应该是精神的快乐，然而网红现象中所传播的内容，过多的强调单纯感官上的娱乐。

网红传播内容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通过便捷的“粘贴、复制”传播，使其内容失去了内核，失去了审美的价值。无论是传播者还是受众对内容的审美活动都只是停留在表面，传播者用一种粗滥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受众又只是从网红当中抽取了最肤浅的成分，而不去深究内涵，这便是审美内容的浅表化。

（二）审美活动功利化

网红产业伴随着网红现象的出现，甚至在社会上出现了专门打造网红的公司，批量“生产”网络“女神”，审美活动因其功利性、产业化而沦为简单的消费活动。当商业目的开始渗入，染上了过多的铜臭味，网红传播的内容被生产制造，程式化、同质化的内容失去了审美的价值。

网民越来越少的关注美本身，美在消费的冲击下面临奔溃。“艳”“欲”“裸”等极具挑逗意味字眼的频繁出现，这种在金钱诱惑状态下产生的网红，本质与工业产品无异，必然会降低文化意义的异质和繁荣。此外，审美活动夹杂过多的功利性因素，以及对低俗娱乐文化的过度消费，往往会导致过度娱乐，逐渐降低整个社会的文化品位。

（三）审美追求平庸化

网红现象本质是一种大众文化，它迎合大众的审美趣味，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然而，这种审美趣味多半是不高雅的，甚至是低俗的。网红现象的盛行，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这种媚俗的低级趣味，隔离了精英文化，在媒介的助力下，传播甚广，使得大众的审美追求趋于平庸化，长此以往，精英文化将被大众文化所取代。

新媒体的不断发展、渗透，大大提高了受众的参与度，各种短视频直播平台的出现，为受众的参与性实践提供了有效的场所和渠道。而这种便利，使得应有的审美距离被打破，精英文化的习性倾向于保持审美主体与客体间的距离，如同有距离地欣赏世界名画，有距离地欣赏歌舞剧等，审美的主体与客体始终保持一种疏远的距离。而大众文化倾向于取消这种审美距离。

受众在参与网红现象的传播时，在网络平台中追求的是集体的狂欢，个性的张扬，纯粹的娱乐。审美主体一味地追求欲望和快感满足，将感性欲求作为唯一的审美追求，忽视审美内涵，导致审美追求的平庸化。甚至是达到娱乐至死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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