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技术学习成本较高，全媒型人才培养存在瓶颈

在现今全媒体时代，用户呈现出轻阅读、视觉阅读、碎片化阅读的信息消费习惯，与之相对的，“中央厨房”运行后，也要求传统采编人员从“技能专精”升级为“十项全能”，尤其是单兵作战的前线记者，必须集采、写、摄、录以及各种新技术运用、新设备操作等多种技能于一身，具备互联网思维和运作能力，才能“广采多收”。然而，从现有情况来看，能够胜任的复合型新闻人才仍较稀缺。

在融媒时代，新技术是不断迭代的，技术的陌生感将使不少传统媒体从业者遭遇新技术的学习壁垒，也为内容策划、流程管理、组织运营都带来了新的挑战，更对集团内部人才培养、外部人才吸纳造成考验。为培养人才和研发技术，财政充盈的西方媒体集团均会设置媒体实验室，作为编辑环节的“武器库”，虚拟现实、语音识别和文本输出、关键词自动新闻回复系统、多语言转化、直播视频的动图捕捉……一系列融媒时代最需要的新技术及人才都会源源不断地从中诞生［4］。不过，对一般地市级媒体而言，显然并不具备这种技术条件，更多地是不得已采取外包与质控的形式来解决技术问题，然而购买服务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集团内部全媒型人才匮乏的人力资源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高校对全媒型人才的培养也普遍存在着暂时难以逾越的障碍，例如我国新闻实务专业长期以来都是根据纸媒、广播、电视等媒介类型来划分专业方向，根据采写、编辑、广告、网页、新媒体等媒体分类进行专业教学，在培养全媒型人才的探索中，则尚未有成体系的课程及教材。在教学总学时固定不变的制约下，相关课程教学、实验实训无法涵盖现代新媒体报道所需的综合技能，往往只是将传统新闻学与数字技术进行叠加交叉，也常常滞后于相关媒体实践，更有可能致使学习者“全而不精”。

四、软硬件投入高昂，未有明晰的盈利模式

对一般地市级媒体而言，“中央厨房”建设的软硬件成本不可谓不高昂，显示大屏、OA系统、采编终端、采写编辑设备等硬件购置，加上场地的安排布设、大数据支持服务购买等投入，动辄千万元甚至上亿元，且随着技术更迭还需持续投入资本。在我国，由于报业集团也承载着舆论阵地的重要使命，为帮助维持主流媒体的运转，当地党委和政府或许能对报业集团进行财政资金扶持，然而既有的财政定补政策不够灵活，且往往只承担“中央厨房”的建设费用，后期的维护和追加投入则需集团自我造血。

建造“中央厨房”的初衷之一即在于理顺既有报业的体制机制，以减少新闻生产成本，如果不量力而行，追求“一步到位”的投入恐怕已超出了“更新生产资料”的承受范围，如此一来，运营成本、技术成本、人力成本的增加反而会令新闻的生产成本不降反升。

如彭兰教授所说，媒介融合也意味着传播者与受众的角色功能合而为一，具备信息的获取和发布（转播）的双重功能，以此重建用户连接，才能让信息在流动中增值［5］。不过，“中央厨房”模式注重在生产流程进行革新，并未拓展传播渠道，也不可能转型为社会化媒体来重建用户连接，仍未触动传统媒介“以传者为中心”的核心，也就谈不上重建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如果避谈产生经济效益，只看重传播效果，“中央厨房”也不是不可能沦为“烧钱的噱头”。例如山东广播电视台的融媒体中心工作平台建设投入1.38亿元，台长吕芃就曾坦言，“我们对新媒体的投资，特别是硬件投资，基本到此为止了，因为它形不成收益” ［1］。

另外值得警醒的是，“中央厨房”在资源投入侧重于新媒体的同时，集团经营收入的主渠道却仍有赖于传统媒体的付费订阅、广告收益等。传统媒体已有衰落迹象，若其社会影响力和经济效益又被占有优质资源、暂未有商业回报的新媒体部门转移消耗，实在是不利于集团的整体利益的。

综上所述，融媒时代的“中央厨房”强化了新闻的工业属性，在提高新闻生产效率的同时，也存在着日常报道作用有限、多渠道产品同质化、从业者生产和学习成本增加、投入与回报比有待权衡的局限性。因此，大而全的“中央厨房”并不是每个地市级媒体的唯一选择，并且在设计“厨房星级”时，也要考量当地媒体发展状态、认知与管理水平、标准化程度。若有必要，以项目制为主导，合并地市所有形态的媒体阵地，采取全域一体化、能分能合的“大厨房”协同工作方式，并打造包装一批跨媒体、跨集团的名栏目、名记者、名新闻工作室，或许是构建“中央厨房”的另一种思路。

参考文献：

［1］陈国权.中国媒体“中央厨房”发展报告［J］.新闻记者,2018(1):50-62.

［2］陈正荣.“中央厨房”:共享与个性能否兼得［J］.中国报业,2015(9):44-45.

［3］何瑛,胡翼青.从“编辑部生产”到“中央厨房”:当代新闻生产的再思考［J］.新闻记者,2017(8):28-35.

［4］杜毓斌.中美主流新闻媒体“中央厨房”比较分析与反思［J］.南方电视学刊,2017(1):41-44.

［5］彭兰.社会化媒体:媒介融合的深层影响力量［J］.江淮论坛,2015(1):152-156+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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