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视听》2019年第6期

摘要：娱乐工业化的流水线生产，使得媒介“养成”低龄偶像的方式成为娱乐新走向。媒介文化的变化发展与社会转型升级的碰撞加速了偶像低龄化的进程；而低龄化偶像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有益于娱乐行业，因为偶像年龄与价值成反比。在此过程中，粉丝社群为媒介“养成”偶像低龄化提供了市场基础。

关键词：偶像低龄化；媒介“养成”；综艺

2018年被人们称为“偶像团体元年”，无论是新晋的男团、女团借势发力，还是老牌的偶像组合乘胜追击，年纪轻轻的流量艺人都时常活跃在各大媒体的闪光灯下。2019年的偶像养成类综艺节目更是层出不穷。在高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下，“养成”模式的媒介传播深入人心，粉丝心目中的偶像一茬又一茬，年龄也越来越小。随之而来的“养成”偶像低龄化现象在媒介文化中应运而生。

我们可以把“养成”偶像低龄化拆为两部分来解释。首先，“养成”指培养而使之形成或成长，也指教育。那么“养成偶像”就是用以培养和打造拥有一定的知名度且具备粉丝基础的偶像，他们常常通过偶像养成类节目产生。偶像“养成”的过程也是偶像养成类节目的制作过程，这类节目通过引导粉丝对偶像选手们的实际支持、大量互动和持续关注，实现他们由素人向偶像身份的跨越，一步步聚集大量人气，创造粉丝消费。而“低龄化”指的是某一事件或行为的发生主体朝着年龄越来越小的人群发展。“养成”偶像大多数是十几岁的少男少女。

其实早在2005年《超级女声》就掀起了“全民造星”的第一波热浪，关注度颇高，也确实走红了一波人气偶像。“超女”虽然只是一个大众娱乐节目，一种大众文化现象，一场平民大众的集体狂欢，但是它的背后有利益动机，有审美趣味导向，有文化价值观念等，它对于人们的精神情感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此后大众媒介对偶像养成类节目的热情一直延续至今，从素人到偶像的巧妙转换，显得格外简单直接。在2018年开播的网络综艺节目《偶像练习生》，在各大经济公司挑选一百名男生进行艺能竞演，经全民制作人层层票选后最终诞生九名偶像，以男团形式出道，受到了大量观众的追捧，其中年龄最小的成员Justin黄明昊当时只有16岁。这些偶像通过大众媒介的宣传塑造而成，借助粉丝高涨的热情助燃着媒介“养成”模式。

一、媒介文化的变化发展与社会转型升级的碰撞，加速了偶像低龄化的进程

中国的媒介化社会转型在向纵深处继续推进，传媒的多向发展和市场化、数字化的转型进一步使传媒成为人们对世界的认知途径和体验方式，并且持续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20世纪90年代，大众消费文化的盛行带来了传媒的大众消费化浪潮，传媒话语趋于平民化、通俗化和娱乐化。步入新世纪，在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消费文化、民间文化等多元文化的影响下，传媒话语日趋复杂多样。在社会转型升级的大环境下，文化繁荣自由，人们有权利选择自己所喜爱的事物，因此媒介文化的变化发展对偶像低龄化现象的产生发挥着重要作用。新媒体时代也间接影响着偶像崇拜的百卉千葩，作为众多偶像表现形式之一的低龄偶像，正是媒介文化发展与社会转型升级下的产物。

高度迎合受众的娱乐行业，针对当下受众的审美需求，借鉴外来的养成系偶像运营模式，培养出类似于nine percent之类的“养成”偶像、洛天依之类的虚拟偶像等。从本质上来说，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社会转型与媒介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文化逐渐从接受到喜爱低龄偶像这类的亚文化现象，娱乐行业依托强大的网络造星平台为受众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可供选择的不同类型的偶像。

二、偶像年龄与价值成反比，低龄化偶像自我建构的媒介形象有益于娱乐行业

一般而言，偶像低龄化的盛行其实是娱乐行业“养成”偶像自我建构媒介形象的直接结果，关系着娱乐公司、经纪公司、营销团队、粉丝部落等。依托于网络平台成长起来的“养成”偶像与传统偶像相比，在一定界限内主动发挥了低龄化偶像的自我媒介形象建构，这种主动性与网络传播技术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养成”偶像的外在形式构成了媒介形象的原材料，他们的言谈举止、服饰外型、兴趣爱好、音乐作品、影视作品、商业活动、代言产品等都是自我建构媒介形象的客观要素，也是“养成”模式的关键所在。“养成”偶像年龄越小，自我建构的数量越大，时间越长，娱乐价值越高。

作为一种新的偶像生产与管理模式，“养成”模式更强调与粉丝间的直接互动与共同成长，“养成”偶像在最初被娱乐公司选定为练习生时就具备低龄化的特点，比如YHBOYS组合成员平均年龄只有10-13岁，在其幕后操盘手乐华娱乐CEO杜华看来，“养成”的根本在于“后劲十足”。从成员自身角度出发，培训时间越长，才艺才会越扎实，成为实力与人气兼具的成功艺人的可能性才会比较大；从粉丝角度来看，成员年龄越小，粉丝就越有时间看到成员的成长，陪伴的时间越长，忠诚度就越高，从而消费动力越足。

三、粉丝社群为媒介“养成”偶像低龄化提供了市场基础

生产满足需求，需求刺激生产。在受众市场上，偶像组合可以看作一个媒介产品，这个产品只有直击核心用户的某种诉求才能成功营销出售，达到偶像“养成”的目的。粉丝社群带来的价值观以及文化能让粉丝产生归属感与满足感。这种情感体验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提升用户黏性的强大动力。这就需要与用户的频繁互动来完成，随着产品的每一次迭代更新，产品功能和内容不断充实，用户也不断在产品上获得满足，其媒介娱乐消费的市场基础也更加坚实。时下流行的饭圈“站姐”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为某个明星开一个网上的站子，发图片、发消息、发行程、发周边、代购专辑、帮明星应援等，负责追行程、前线拍照、应援等活动。笔者认为换一种说法就是帮助没有能力追星的粉丝们获得一手资源，促进“养成”模式的新发展，不需要自给自足追星也可以收获很多偶像动态。社群的塑造以及运营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运营人员通过不断优化管理手段来提升管理效率。所以“站姐”往往会把目标投向早早出名的低龄偶像，在粉丝经济中追求利益最大化。

“养成”偶像年龄小、出道早、个人特征明显，公司为了增强偶像与粉丝之间的黏性关系，会重点突出偶像的个人魅力，通过故事性和争议性的营销手段来增强偶像的曝光度，给粉丝时刻传达着“养成”偶像的成长状况，而低龄偶像的进步空间大，每一次的进步都会给粉丝带来莫大的满足，伴随一种类似于“带娃”的心情，满足了大众内心对偶像从小到大生活的猎奇心理，还大大提升了粉丝的参与感和成就感，由此低龄偶像的粉丝规模逐渐扩大，粉丝忠诚度逐渐夯实，市场影响力和价值与日剧增。

文学消费主体日趋“小资”化、低龄化；消费对象日趋偶像化、明星化；消费方式日趋视听化、影像化；消费目的日趋娱乐化、消闲化。这四个方面虽是文学消费时尚化的特征，但是不难从侧面影射出发展于大众媒介时代下的低龄“养成”偶像。借媒介之手被大量地复制和生产出来的“养成”偶像，具有强娱乐化倾向，被媒介赋予符号意义。而低龄“养成”偶像背后的产供销体系灵活，特有的变现方式使得粉丝群体更易慷慨解囊，娱乐公司坐收渔翁之利。在商品经济的大环境下，媒介的消费主义倾向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文化教化和传播价值知识及行为规范方面的社会功能依旧被大众媒介所承担。对于大众媒介来说，在追求市场效益和经济利润之外，也理应反思：在精神价值被媒介淡化和稀释的大众媒介竞争白热化的时代，我们是否应重视媒介理性引导和传播文化的力量？大众媒介应该为受众提供什么样的文化产品，如何引导人们的价值判断？媒介“养成”偶像低龄化趋势能发展多久？到底什么样的榜样力量和审美标准是可追溯的？

在仍然以快销文化为主流的娱乐媒体市场环境中，年轻一代对于“养成”偶像的追逐更趋于圈层式。低龄偶像组合的可持续发展显得有些乏力，也离我们心目中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偶像有些许距离。媒介“养成”模式下的“爱豆”（偶像）们，到底能成为恒星还是只是流星，仍然是很难定性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赖大仁.大众娱乐文化的一个“范本”——“超女现象”的文化解读[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06(01):71-74.

2.罗以澄,吕尚彬.中国社会转型下的传媒环境与传媒发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13.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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