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5期

【摘要】将“知沟”假说放置于新媒体的语境下，发现其理论背景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信息过剩、“把关人”消失、媒介依赖加剧等问题的出现，通过媒介接触使用获取知识，既有利又妨碍知识的增长。面对这一矛盾，需要再界定“知沟”的核心概念“知识”，通过引入“知晓类知识”和“正式知识”概念，站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知沟”。

【关键词】知沟；知晓类知识；正式知识；新媒体

1970年，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知沟”(knowledge gap)假说。“知沟”假说数十年来一直备受关注，不断被讨论、验证、补充，即使在出现“信息沟”（information

gap）、“数字鸿沟”（digitaldivide）等新概念之后，学界仍然无法绕过“知沟”这一根植于社会结构中的概念和假说。然而，在新媒体带来的崭新语境下，有必要重新审视“知沟”理论发生的变化及其带来的影响。本文正是以此为方向，进而对“知沟”的核心概念“知识”进行再认识和再界定。

一、理论背景的变化

“知沟”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其假设的前提是媒体提供的内容有利于使用者知识的提高。应该说，在当时的背景下，对使用者的知识提高的确效果明显，假设的前提也大致成立，并在研究中得到了验证。然而，在当下的新媒体背景下，理论条件发生了明显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信息过剩与“错误信息”泛滥

新媒体时代，信息以爆炸的形式产生，远远超过受众的真正需求。根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信息是以资本控制的商品形式出现的，与其他商品一样，总会有资源错配的情况发生，从而产生大量的“过剩信息”。

美国传播学者丹·席勒观察到“错误信息”的大量存在，他认为这些信息不仅无益于人类知识的增长，反而会伤害我们的认知能力，消耗我们的精力，“严重削弱了人类的真正需求”[1]。

（二）“把关人”的消失

传统的“把关人”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而逐渐退出，对于自媒体而言，则基本消灭了传统意义上的“把关人”，其传播的标准千差万别，各种利益、喜好、价值观掺杂其中，传播格局也异常复杂，大量的“错误信息”在其中畅通无阻。在社交媒体的场域中，“把关人”和新闻的“消费者”是合二为一的，所以“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致”选择信息，如何“把关”完全是由自己的兴致决定的。[2]

这一变化对人们获得知识的影响将会越发明显。在不经“把关人”过滤的信息海洋之中，人们将越来越难以获取有价值的信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在200多年前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我们生活在海洋之中，但没有一滴水可以解渴。它准确形容了今天人们所面临的信息困境。

（三）媒介依赖加剧

尽管在传统媒体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过多使用媒体即“媒介依赖”的担忧，但是总体来说，由于信息总量有限，接收使用手段受到限制，其依赖程度也有限，但是随着新媒体移动端的出现，人类与媒体实现了无限结合，其依赖的可能被无限放大。在新媒体的使用中，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依赖现象最为突出。社交媒体依赖会给使用者带来众多问题，其中包括焦虑、精神无法集中，甚至产生心理健康问题。[3]

鉴于以上新特征的出现，“知沟”形成机制变得更为复杂，处于从媒体使用中既受益又受损的矛盾状态中：人们通过接触使用新媒介，吸收政治、社会、科学等方面的知识，的确会同传统媒体时期一样仍旧促进知识的增长；可是如果考虑新媒体的负面特征，接触使用媒体同时又会伤害人的认知能力和妨碍知识的增长。这是传统“知沟”研究中不曾出现过的新课题。

二、“知晓类知识”与“正式知识”

面对新的课题，首先需要明确“知沟”中的知识边界在哪里，处于复杂的媒体环境下，哪些知识增长会受益，哪些知识增长会受损？

在向蒂奇诺致敬的一个研讨会上，学者们曾对“知沟”中的“知识”概念发出疑问：“知识”究竟指的是什么？有科学传播方面的学者提出，关于科学的知识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因此媒体上的科学知识是“相对的”和不断变化的，受众对此获得的只是一种“信念”（belief），而不是知识（knowledge）。[4]实际上，蒂奇诺对此有过解释，他认为“知沟”假说中关于政治和科学的信息也是一种知识，但仅限于一般话题或事件介绍类的知识。[5]

蒂奇诺引用了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帕克关于知识的概念。帕克曾就“知晓类知识”（knowledgeof acquaintance）和“正式知识”（knowledgeabout）两类知识进行过阐述。在他看来，前一种知识指的是非系统的、直觉的、常识性的知识，通常只是增加人们对一件事情的熟悉度，而不深入追究因果关系；而后一种则是指正式的、系统的知识，其准确性已经为专业机构所验证，包括自然和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知识。[6]

尽管帕克借用了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关于知识的划分方法，但他将新闻作为由这两类知识组成的“连续集”（continuum）中的一种特殊的知识，由此而展开的分析和研究则拓展了人们对于“新闻”这样一种作为传播结果的知识的认知。实际上帕克的关注点并不在知识的划分上，他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切入，重点关注新闻作为一种“暂时”“当下”的知识而对其进行分析，并与历史等正式知识进行了对比。至于新闻在两类知识组成的“连续集”中处于怎样的位置，究竟属于前一种“知晓类知识”还是后一种的“正式知识”，帕克并未明确说明，只是有过“新闻属于非系统类知识”的表述。

在“知沟”假说中，知识被界定为前一种“知晓类知识”。蒂奇诺在“知沟”假说提出几年之后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尽管有关科学的“正式知识”对于社会决策越来越重要，但“由于社会控制的影响”，媒体上传播越来越多的却是“知晓类知识”。[7]他对此所做的说明并未得到其他“知沟”研究者的重视，几十年来围绕“知沟”假说的讨论中几乎全部自动忽略了对“正式知识”的关注。当然，在20世纪70年代的媒体环境下，将“知晓类知识”作为考察媒体对受众知识影响的单一指标，不仅在理论上完全成立，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蒂奇诺等人通过对该变量的考察，发现了根植于社会结构中导致知识获取不平等的深层因素。

但在新媒体背景下，既然媒介使用既有利于又妨碍人类知识的获取，考察媒体使用对知识获取的影响就不能局限于仅关注前者而忽略后者，亟须将第二种知识“正式知识”纳入“知沟”研究的视野，并从人类综合认知行为的整体视角重新认识这两种“知识”。

三、新闻作为“知晓类知识”的缺陷

新闻作为知识的地位在帕克的眼中并不低于科学、历史等“正式知识”。在帕克看来，新闻作为一种最为基础的知识要比科学知识悠久得多，我们所理解的科学大多是在文艺复兴之后才产生的，建立在使用数据基础之上的社会科学则是在19世纪后半叶才出现的，但新闻却“与人类历史一样悠久”。而且，科学、历史等“正式知识”无法取代新闻这种特殊的知识，因为新闻所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社会提供讨论的基础并形成公共意见，从而起到动员个人与社会的角色。帕克相信，随着传播手段的不断发展，通过与知识机构更为广泛的合作，新闻将有可能对所报道的事件提供更为及时、准确和全面、深度的解释性信息。因此，与历史等其他知识相比，“新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而是增加了”。他甚至断言，我们所处的正是“新闻的时代”“美国文明史上所发生的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新闻记者的出现”。[8]

然而新闻这种知识并非没有缺陷。正如帕克所指出的，新闻产生的标准不是“内在的重要性”，而是能否刺激、娱乐、打动读者，典型的例子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新闻媒体往往选择报道异常的事件，很难在传递信息和娱乐读者上做到统一。也就是说，由于新闻标准的限制，新闻这种知识通常会具有“异常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异常的知识”，这种“异常性”正是“拟态环境”失真的原因之一。

在新媒体背景下，新闻作为“知晓类知识”的缺陷更是被明显放大。随着社交媒体与人类社会的深度结合，产生新闻的背景变得异常复杂，各种对立、冲突的观点在受众间传播，使人真假难辨，造成所谓的“后真相”现象。这一现象与新闻知识仅关注当下、个体、孤立的事件而不去追问事件之间的联系、因果关系和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有直接关系，新闻知识的这一特征使其大大降低了自我检验和纠错的能力。具有这一能力的是新闻之外的另一种知识，即帕克所说的“正式知识”。

四、被忽视的“正式知识”及鸿沟

丹·席勒在谈到当前人类面临的“信息过剩”困境时，表示教育是摆脱困境的首要方式，要通过大众教育让公众对我们所处的政治经济结构有所认识。[9]这种认识可归于“正式知识”。帕克所指的包括自然科学、历史和社会科学等在内的“正式知识”，主要产生于教育机构和严肃专业读物而非新闻媒体，但这些“正式知识”很少进入媒体研究的视野。将“正式知识”纳入媒体研究尤其是“知沟”研究的框架之内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知晓类知识”无法代替“正式知识”，前者需要以后者为基础。帕克虽然强调“正式知识”无法取代“知晓类知识”，但反之亦然，后者不仅不能代替前者，而且离不开前者，或者说只有以“正式知识”作为基础，“知晓类知识”所构成的信息环境才有助于人类对复杂世界作出有效反应。当下出现“后真相”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在受众的知识结构中两种知识比例失衡：前一种知识无限增加，后一种知识却没有相应提升。受众接触到大量“知晓类知识”，但缺乏“正式知识”的支撑，让其无法在冲突的信息中辨别真伪，或者在“冲突的真相”中没有能力找出唯一的真相，于是便倾向于用情感代替真相，或是“消解了事实”。也就是说，当不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相应的“正式知识”时，人们接触阅读选举、脱欧、税收、全球化、移民等方面的报道内容，这方面的知识尽管在量上不断增加，但并无助于认识这些问题的本质，也自然无法了解真相。

第二，媒体虽然不主要制造“正式知识”，但对新媒体的长时间接触使用会对人们获取“正式知识”造成影响，“知沟”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正式知识”层面的鸿沟。当然，经济社会地位与教育的关系研究远比“知沟”研究要早，“正式知识”在不同经济社会结构层中存在的鸿沟情况也更为显著。“知沟”研究的关注点是媒体使用对固有的“正式知识”鸿沟有何影响，是加大了这一鸿沟，还是有所缩小。

结合媒介环境的深刻变化特征，当前的“知沟”研究亟须将“知识”概念进行扩展，引进“正式知识”的概念，在量化研究中将其与“知晓类知识”作为两个变量一起进行考察，这有助于对理解人类认知行为提供更为全面的解释。

参考文献：

[1]丹·席勒，王建峰.告别信息崇拜 解构数字资本主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2-08.

[2]赵云泽.明星新闻受追捧的传播学分析[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09-22.

[3]袁立庠，刘杨.社交媒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分析：基于安徽高校的调查[J].现代传播，2015(4).

[4]LeoW.Jeffres，DavidAtkinandHanlongFu，“KnowledgeandtheKnowledgeGap：TimetoReconceptualizethe‘Content’”，TheOpenCommunicationJournal，2011，5.

[5]Donohue，G.A.，Tichenor，P.J.，&Olien，C.N，“Massmediafunctions，knowledgeandsocialcontrol”，JournalismQuarterly，1973，50.

[6]RobertE.Park，“NewsasaFormofKnowledge：AChapter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40，45.

[7]Donohue，G.A.，Tichenor，P.J.，&Olien，C.N，“Massmediafunctions，knowledgeandsocialcontrol”，JournalismQuarterly，1973，50.

[8]RobertE.Park，“NewsasaFormofKnowledge：AChapter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40，45.

[9]丹·席勒，王建峰.告别信息崇拜 解构数字资本主义[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02-08.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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