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闻爱好者》2019年第6期

【摘要】在数字传播环境下，传统守门人角色发生了剧变，“数字守门人”的出现，较之从前无论是“守门人”的身份、价值标准、把关流程和权力，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人工到智能，由垄断到分散，把关权力发生了逆转。通过对社交平台进行研究，结合守门人理论和算法规则，分析了“数字守门人”的特点、问题、角色分配以及权力流动。

【关键词】数字；“守门人”；社交平台；算法；大数据

自2018年开始，国家开始重点规范和整治互联网及社交媒体中存在的信息乱象，整治对象基本上囊括了所有类型的内容平台，重点打击这些平台上泛滥的低俗色情内容。2018年四五月间，针对“暴走漫画”通过今日头条平台发布含有丑化恶搞烈士内容一事，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责令“今日头条”网站永久关停该客户端软件及公众号，文化和旅游部也作出表态，表示要对该公司从快从重作出行政处罚。[1]2018年6月30日，国家网信办约谈抖音、搜狗等五家公司，针对抖音在搜狗引擎的广告投放中出现侮辱英烈的内容问题，要求五家公司自约谈之日起启动广告业务专项整改。[2]此前，《人民日报》曾连续刊发三篇社论，批评“今日头条”等网络平台利用算法推荐技术，向公众推送含有大量低俗色情的内容。2019年1月，公众号咪蒙因为其子媒体上发布了一篇爆款文章《一个寒门状元之死》，引发社会舆情哗然，导致咪蒙公众号及其旗下自媒体矩阵被全部封号，永不解禁。我们看到，在互联网的内容审查和规制上，国家权力毫无疑问占据了权威地位。

在社会化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数字传播技术打破了主流媒体对信息的垄断，其信息把关权力也被严重削弱；而互联网的开放性、匿名性和信息的海量性以及社交平台上各类UGC（用户生产内容）信息的泛滥，使得“信息流”、自主分享的传播方式，逐渐取代了以往大众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模式。如此一来，对于内容上的“把关”，也逐渐从昔日的职业化权力转变为“数字守门人”交互作用、共同博弈的局面。

一、从传统“守门人”到“数字守门人”

“守门人”（gatekeeper）理论是库尔特·卢因在其著作《群体生活渠道》（1947年）中首次提出的。卢因认为，信息传播的渠道上总是包含了若干“关卡”，信息传播能否顺利进行，取决于“守门人”的意见或是某种公认的规范准则。[3]在传统媒体时代，信息传播的守门人角色通常由记者、编辑等专业人士充当。少数人拥有绝对话语权，守门人经过层层把关删除“无用”信息，将“有用”信息传播给受众。这个过程也叫做“把关”。传统意义上的“把关”可分为信息的传播、修改和删除，且依据一定的媒介价值标准，带有很强的“传者中心论”特征；从事新闻传播的职业人士作为“守门人”，对信息享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而进入社会化媒体时代，基于用户生产、分享和互动传播的内容模式打破了传统“守门人”的独特性和垄断性。一方面，随着自媒体的普及，“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记者”，每个用户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生产、编辑和发布感兴趣的内容，碎片化、个性化和场景社交是其主要信息特征；同时，不做原创而擅长内容聚合和分发的各大新媒体平台逐渐诞生，覆盖资讯、电商、旅游、出行、物流、教育等行业。为了提升内容产品分发和匹配的效率，它们普遍使用算法进行内容推送，精准地投放广告，达到“千人千面”和“信息定制”的效果。但是，这些网络新媒体的内容芜杂，泥沙俱下，信息爆炸的后果也造成了严重的信息污染。

数字传播时代依然需要“把关人”，只不过，其角色构成和把关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泛的用户参与看似造就了“互联网民主”，但是为追求流量和商业利益而迎合用户的心理需求来哗众取宠，甚至为博“出位”、博“眼球”而刻意制造虚假信息、低俗甚至恶俗的内容，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算法偏见和算法权力的滥用，加剧了社会分化，也容易引发群体极化意识的非理性膨胀；由于用户数量庞大，内容严肃新闻在新媒体时代似乎失去了市场优势，即使像《人民日报》、新华社这类主流媒体在探索媒介融合的过程中，其新媒体上的内容也不免陷入新闻“轻量化”“娱乐化”的尴尬处境。媒体的过度商业化导致严肃新闻的信用被不断侵蚀和压缩，众声喧哗中人们远离公共政治，价值观迷失。同时，也因为网络主体的多样性、匿名性以及意见领袖的导向性、信息的病毒式扩散等，使得信息传播增加了不确定性和“噪音干扰”，在没有相应把关控制下，用户因缺少足够的认知判断很容易形成偏见和极端观点，更有可能形成群体极化现象。信息把关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

我们正在迈进数字化时代，人类的所有活动经过各式电子设备都可以留下数据痕迹，这些设备和使用它的用户通过网络交流和链接构成一个个庞大的数据源，而网络信息爆炸的背后就是这些不断涌动的数据和算法，数字技术下的超文本、超链接意味着用户不再依赖于传统守门人提供的有限信息。[4]但这并不意味着“守门人”已死，而是我们需要更符合当下信息环境的新一代“守门人”角色。

二、“数字守门人”的角色分配和权力流动

在大数据和移动互联网的技术推动下，由于传播者、媒介和接受者的界限变得模糊，传统“守门人”的角色被重新定义和分配。其把关权力也从垄断式、单向性走向流动、分享和协作。

（一）角色分配

1.内容生产者的自律与节制

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和网络，人人都可以是内容的生产者。用户将自己创造的内容发布在网络上，通过公开传播的方式传递给其他用户。内容生产者可以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信息或者生活、工作状态，制作成符合自身价值观和利益的内容，再以创造、分享和与他人相互合作的方式传递出去，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收获满足感和认同感。而且，在互联网时代，那些拥有专业知识和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及影响力的人更容易成为意见领袖（KOL）。那些粉丝数量动辄以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计的微博大V、占据头部资源的自媒体人和流量明星，利用自身的强大影响力、社会资本和关系网络，左右着大众的价值观和社会行为。

数字传播时代的内容生产者基本上包括四类：UGC（用户生产内容）、OGC（职业生产内容）、PGC（专业生产内容）和AAC（算法生产内容）。因此，内容生产的门槛、形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5]除人类生产者外，人工智能写作的加入，让“机器人”也成为内容生产者中的一员，只不过，它的生产和分发过程完全是借助算法来实现和完成的。以今日头条为例，它只是一个内容聚合和分发的平台，完全没有原创内容，而是基于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和社交网络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再通过算法提供给用户可能感兴趣的新闻信息。

2.分发平台的内容审查与惩罚机制

上面也提到过，类似今日头条的算法分发模式逐渐成为很多自媒体平台内容管理和运营的通用模式。分发平台指为内容分发提供的各类平台，它根据大数据计算将信息分发给有需要和有兴趣的人。目前，“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和移动客户端）正逐渐取代传统媒体而成为用户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

通过算法集成和分发，一方面，从“人找信息”转变为“信息找人”。这些平台通过算法技术，对用户做出的过滤选择行为数据进行统合计算，从而实现精确的“用户画像”，再结合当前传播热度和用户的兴趣爱好，对信息进行分类和先后排序。根据用户高频阅读首页信息习惯，前置重要信息（用户可能会选择的、能够带来商业利益的即为“重要”），后置次要内容，以及屏蔽不想被用户看到的负面信息。另一方面，采取删除、限流等方式，降低用户接受某方面不利信息的概率，如广为人知的“404”技术。

算法分发和把关尽管能够降低网站运营的成本，同时也能提高普通用户的搜索效率，降低信息成本；但是算法并非完全就是客观和“中立”的，相反它有其先天性弊端：其一，刻板性。数字技术通过特定程序设定，筛选符合字段的一切内容并予以删除，不存在情感成分和内容价值判断，有可能出现机械思维下的“误判”。其二，不平等性。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收入、阶层、性别、年龄等的人群中，由于经济和教育文化水平方面的分化和差距，必然存在巨大的“数字鸿沟”。在“技术决定论”统摄利益分配的政治经济场域中，那些垄断了数据和技术特权的大公司、组织机构、政府机关及学术科研团体必然拥有“守门人”的特权，那些拥有大量数据和技术水平的“顶层”守门人，如程序员、黑客等拥有高等技术的人员在信息占有上具有优先权，并且成为普通用户与信息之间的守门人。而那些处于“底层”的人群，只能被动地接受他人选择的结果。这也意味着程序员和算法工程师的认知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信息内容的传播，当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技术和知识阶层的偏见。算法偏见甚至算法歧视，与互联网的自由、开放原则并行不悖。

3.用户的自主选择与茧房束缚

用户即使用者，它与受众是包含关系，用户不仅是内容的接受者，也是生产者。美国学者谢恩·鲍曼和克里斯·威利斯指出：“可敬的新闻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的罕见关头，破天荒地，它的新闻守门人角色不仅被新技术和竞争力量所威胁，而且可能被它所服务的受众所动摇。”[6]因为存在内容生产者和分发平台的激烈竞争，用户拥有了更多的选择。平台为增强用户黏性而设置的兴趣分类、“不感兴趣”等按钮使用户更具个性化。这种对“个性化”功能的重视，有助于充分发挥个人的信息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社会的多元性。此外，因为社交媒体的兴起，“弱连带、强社交”的人际关系网络也延伸到传播关系中。用户之间的分享、互动、接纳与共享，互惠互利的网络式协作方式，扩充了人类的知识版图，也建构了莫斯所谓的“混融”社会。[7]

美国资深记者比尔·科瓦奇和汤姆·罗森斯蒂尔认为，当下的新闻消费者已经不同于以往被动地等待新闻“喂食”，而是选择主动出击的体验，他们积极地查询信息，甚至参与新闻生产。[8]所以，两位作者认为，“今天在决定何为新闻的过程中，公众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下一代新闻业必须欢迎并且为更具参与性的公民服务”。[9]在他们看来，新闻不再是“讲故事”，或者过去那种“摆事实讲道理”，而更多的是新闻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一种“对话”。当普通人也成为信息生产中的一员时，我们过去强调的媒介素养，仅仅是重视受众的信息解读能力，如今，当用户具有了“数字守门人”的权利和责任后，媒介素养还应包括其参与新闻生产的能力。他们的使命，不仅仅是“讲一个好故事”，还应该成为公民社会中一个合格的“参与者”和“对话者”。

自媒体的兴起冲破了传统媒体的边界，传者和受者的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合二为一。媒介的边界、传受的边界、信息形式和内容的边界在消失，新的传播关系在无边界的格局中被重构。新兴媒体削弱了传统媒体的话语权，专业媒体的把关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而且，今天的信息传播更加依赖于人们的社交网络，人际间的信息传播更加突出；搜索引擎等通过个性化算法推荐将信息分发给不同的用户。信息传播将借助多种通道流向用户。

（二）“数字守门人”之间的权力流动

1.平台权力日益集中

首先，内容生产者必须通过分发平台传播信息、表达意见，才能最终到达用户手中。以微信公众号为例，自媒体人即生产者通过微信平台发布内容，微信后台按照平台规则审核，有权删除“违规”内容，传播者的信息依然受到平台守门人的挑选和制约。

其次，内容平台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定位技术、肖像识别等在内的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技术，为传统的事实核查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提供一种可行的路径”[10]。此外，研究者也指出，为弥补算法把关之不足，很多平台引入了“人工审核+技术把关”的模式，因为，“智能平台‘人机结合’的事实核查可以兼顾效率和质量，可加强对信息内容的把关和审核，既发挥了新技术的优势，又彰显了人的智慧，实现了人与机器的优势互补”。[11]因为平台之间存在竞争关系，所以这也形成了行业倒逼机制，迫使平台之间加强了互相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不良内容的散播行为，有助于净化网络信息环境。

2.政府在大数据环境下拥有绝对的权力

政府规制是互联网治理的强效手段。2017年12月29日，国家网信办针对今日头条、凤凰新闻手机客户端持续传播色情低俗信息、违规提供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等问题，分别约谈两家企业负责人，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违规行为；今日头条旗下产品“内涵段子”被永久下架。自2017年底至2018年，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相继约谈网易云音乐、百度网盘、B站等多家网站负责人，要求其大力清理涉色情低俗内容。2019年初，因为自媒体平台内容中出现的价值偏差和舆论误导，自媒体大号咪蒙及其旗下自媒体被强制关闭。2019年4月8日，新浪微博管理员发布公告称，因为涉嫌发布有害时政信息，站方根据《微博社区公约》《微博投诉操作细则》等社区管理规则，对@于建嵘、@童大焕、@六神磊磊等一批存在违法行为的账号实行禁言、关闭等处置措施。[12]在这一系列雷霆手段背后，不难看出政府加强互联网管理的决心和执法思路。鉴于网络是失实新闻和虚假信息的高发区，而且网络过度追求自由化、娱乐化和利益最大化，网民素质又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寄望于平台自律和信息自净，未免效果甚微。因此，政府的干预至关重要，只有引入外部强制性的刚性约束和加大惩戒力度，才能引起分发平台和用户的高度重视，主动约束自身的言行，加强对内容质量的把关。

3.基于用户自主选择的信息把关和全民“较真”

当下时代，用户在传播活动中拥有更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人人都可以发表、修改和删除自己的言论，还可以举报或屏蔽他人言论。打开微信页面，公众订阅号上无数的小红点说明用户在发挥“守门人”作用，自主决定接受或拒绝信息传播。同时用户也可以发挥“用脚投票”的优势，在意识到自己的信息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权选择放弃当前使用的媒介而选择替代性产品，比如关闭朋友圈、卸载APP、取消关注、关闭微博评论以及设置好友权限，屏蔽好友、信息分组发布等。

如果说这些行为都是个人化的，那么国内外发起的公民事实核查和“众包”核查的实践经验，则证明了公民用户“把关”的合理性和价值性。“腾讯新闻2015年推出的《较真》栏目是一个致力于新闻查证和事实核查的全民平台，目标是对各种虚假新闻、缺陷新闻、谣言、钓鱼帖、营销帖进行查证和快速打击，对人们感兴趣的但缺乏必要新闻要素的消息进行溯源和核查”。[13]2017年，这个栏目上升为事实查证平台，公民用户与政府部门、权威媒体和专家学者合作，共同阻击不实信息，形成多方联动、立体化的事实核查（把关）网络。美国的一些新闻网站还采取“众包”的协作新闻报道模式，依靠博客作者、公民记者共同进行新闻内容的生产。这种UGC的生产模式也被国内的很多短视频平台如梨视频等所采用。早期网红为吸引眼球而采取的低俗、出位和暴露策略，因为外部规制和内部约束，渐渐被人摈弃，现在公民用户的理性逐渐增加，责任感也日益提升。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从信息单向流动、双方不平等关系向传受两者合二为一，去中心化、扁平化以及更加民主和开放的传播关系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信息权力也发生了流动。从垄断走向开放，从控制走向自治，从专制走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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