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近五年人民网微博中包含“抑郁”关键词的微博报道进行内容分析，探究主流媒体对抑郁症及其患者的呈现与表达，来对目前主流媒体微博平台健康议题报道的现状做出总结并提出完善建议。研究发现，目前健康议题报道存在着媒体组织对议题不够重视、报道内容质量堪忧、受众参与度低等问题，本文将从传播组织、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与受众四个角度来提出解决建议，以期主流媒体能够更加客观、平衡地报道健康议题，引导公众正确地认识疾病、打破刻板印象，提升科普效率。

【关键词】健康传播；主流媒体；抑郁症；人民网微博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压力逐渐增大，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各类疾病的困扰，健康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急需面对的话题。其中，抑郁症作为一种常见的情绪病，霸占了2017年世界卫生日的主题。据世界卫生组织预计，抑郁症将在2030年升至世界疾病负担的首位[1]，因此，本文选取了抑郁症作为健康议题中的代表议题来做相关报道的研究。

在健康知识传播、科学普及的过程中，网络媒体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兼具新媒体、主流媒体与党媒三重身份的人民网微博，在报道议题的选取、方向的引导、报道的传播力上就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2年，Jackon 将健康传播界定为“通过大众媒体来传递与健康相关的资讯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2]，本文认为健康传播指的是通过传统媒体及新媒体的报道来传递健康信息、影响受众的认知，属于大众传播层次，所以本文引用Jackon的定义，从大众媒体角度、以人民网微博为例，讨论主流媒体健康议题报道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建议。

1 研究设计

本文以人民网微博近五年的报道为例进行研究，以1年为时间跨度对样本进行分组。即2015年为1组、2016年为2组、2017年为3组、2018年为4组、2019年的1月-4月为5组，并在数据统计中对第5组的数据进行3倍加权计数（除具体分析外，组间的统计均使用加权值）。笔者利用SPSS对171件样本、5个组，进行全样本分析，以此来归纳分析五年来人民网微博抑郁症议题的报道态势。

基于台湾学者藏国仁所提出的框架理论内在结构[3]，本文对研究内容进行高、中、低水平类目建构，其中“报道议题类型、案例报道的议题、转载微博的消息来源、报道的诉求方式、报道形式”为高水平类目；“报道篇幅、微博信息的发布属性、原创报道的信源”为中水平类目；“关键词、案例主题人物的身份标签”为低水平类目[4]。建构的具体内容如表1.1所示。

2 发现与分析

通过对不同水平类目进行内容分析，本文发现目前人民网微博平台的抑郁症议题报道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

2.1 高水平类目：负面报道占比高，猎奇性报道缺乏人文关怀

本文样本的报道议题选取集中，以“抑郁症案例”为主，占比67.2%，案例选取中负面报道占比高，其中“故意杀害自己或他人”议题占比52.9%、“非极端负面行为”议题占比11.1%。可见在议题及案例的报道中，人民网微博未保持新闻的平衡性，此举易挫伤患者的积极性、塑造抑郁症“难治愈”的媒介形象，加重受众的刻板印象。

“猎奇”议题报道缺乏人文关怀，调侃文风易模糊受众的关注点，如《抑郁#小伙吞9颗剧毒氰化钾# 网上卖家：滑石粉做的没事》、《女子患抑郁症跳河轻生 因微胖浮河上17分钟获救》等，取巧的关注点会阻碍受众共情的产生。

“患得抑郁症或抑郁症加重”议题案例的患病原因过于琐碎，如整容失败、痴迷减肥、出国孤独、不让玩手机和丢狗等，且在案例分析中，采用“议论”诉求方式的报道较少，总占比11%，个案色彩严重且无深度分析，片面的病因阐述不利于受众进行深度思考反而易激化偏见。如表2.2所示。

2.2 中水平类目：议题关注度低、原创内容少质量堪忧、报道队伍专业性差、患者群体集体失语

目前，人民网微博对抑郁症议题的关注度不够，报道的发布时间多聚焦在节日、纪念日，未做到有体系的日常化传播，如4月1日是著名歌手、演员张国荣的忌日，当天就会发布抑郁症防治类报道，如《15人1人患抑郁症》、《一起怀念张国荣》等；10月10日为世界精神卫生日，当天就会有《再忙别让情绪感冒》、《世界精神卫生日》等常识性科普类报道，而在日常中并无规律性报道。

原创报道少，占比7.6%，以防治科普类内容为主，质量堪忧，存在前后文矛盾、一文多用现象。如《再忙，也别让情绪感冒》一文，五年间共出现4次、《抑郁症没有所谓“模样”》出现3次等，重复现象严重，内容吸引力较差。而在《你秋季抑郁了吗？》与《生完孩子脾气变差？警惕产后抑郁》中，在“患抑郁症后体重的增减”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结论，可见报道队伍的专业素养与严谨性较差，易导致受众误解、产生错误判断，非常不利于抑郁症相关知识的传播。

原创信息来源以科普类专业媒体、医疗机构为主，无源自患者本人的案例，案例报道中“抑郁症患者自白”议题的报道仅有一例，无专门为患者设置的专栏、树洞等，为数不多的话题也并不适合患者讨论，如“吃快餐或令人抑郁”、“女研究生家中自缢身亡”等，可见患者们极度缺少发声平台与机会，几乎处于失语状态。

2.3 低水平类目：微博标题以负面关键词为主，身份偏向性强

在标题的关键词中，如“自残、吞药、防火、失踪”等负面词汇的使用增多且有多元化趋势，标题中提及的身份逐渐集中于“青少年、妈妈、女大学生、女性”，正文则集中于“父亲或母亲”，“学生群体”以及“青少年群体”，且在两者关系的交叉分析中，案例主体人物的身份标签与年份间呈现弱相关关系，如表2.3所示。

身份标签的集中性强，无普遍感，可能会导致受众对抑郁症患者身份产生错误认知，认为患病的都是学习压力大的学生、青少年，或是工作压力大的白领等高薪人群，而低估自己患病的可能性。这种错误认知不仅不利于抑郁症的防治，还会影响到抑郁症社会语境的塑造。

此外，微博平台的大数据算法在为受众带来便捷、为受众创造需求、为商家创造额外利润的同时，加固了受众的信息茧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受众的眼界。而对于抑郁症类健康传播议题，其本不列在非患者受众的需求清单之内，微博平台的单一推送算法很有可能导致相关议题报道的限流，无法保证报道的浏览量，并不利于健康信息的传播。

在新闻本身的报道渠道上，人民网的报道也存在着维护不善、触及方式不够直接等问题。在本文的样本中，有链接失效点不开、链接到传统媒体的网络版的最新页面而不是精确的那一篇新闻等情况，对受众的阅读体验、信息接收都有巨大的影响。同时，出于吸引读者的目的，采取链接报道形式的微博的正文部分可能对事件的报道并不全面、留白事件的部分元素，或采用疑问的句式来与受众进行互动，易影响受众的正确认知，降低传播效率。

2.4 人民网微博抑郁症报道总体特征综述

就五年来的数据来看，虽然目前人民网微博抑郁症报道仍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总体上还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如“短篇”报道的大量增加，如图2.1所示；积极类议题选取的增多，“积极治疗、病情好转或治愈”议题数的增加，占比由1/18到1/9的大幅度提升；“短视频”报道形式的不断强势，如表2.4所示；“议论”诉求方式使用占比的增加等，这些转变都使报道在形式上更加贴近读者的阅读习惯、在内容上降低信息接收的门槛，扩大读者有效接收面的同时也扩大了健康信息的传播范围。

而就健康议题整体报道质量欠佳、报道内容不平衡、患者群体地位式微、人民网微博维护不周、微博平台自身算法弊端等问题，本文给出以下尝试与建议。

3 建议与对策

由上文分析可知，我国主流媒体微博平台健康议题的报道仍处于边缘化态势之中，健康信息也主要集中于垂直内容平台中，其原因可能为：一，主流媒体对相关议题的关注较少、不够重视，未将其列入到“常态话题”之中，导致其原创报道较少；二，受众对健康议题的关注较少，需求量小，未能促使媒体进行更多相关报道，媒体资源分配不足。因此，人民网微博只是勉强达到了健康传播的传播效果四个层次中的“健康信息认同”，距离“采取健康的行为”还较远[5]。

就此，本文从媒介组织、报道内容、传播渠道和受众四个角度来探讨如何解决现存问题。

3.1 提高报道队伍素质 调整报道策略

在媒体工作人员层面，提高工作人员的新闻写作专业素养、注重医疗专业知识的培养、价值观的引导以及长期聘请相关专家对报道内容进行把关，严格审查内容的科学性与严谨性，严防前后矛盾、一图多用等现象，提升报道的质量。如《冰点周刊》于2017年2月发布的抑郁症报道《自杀者微博成58万条留言树洞 很多人留完言就消失》就多次引用了中科院心理所社会与工程心理学研究室研究员朱廷劭老师的话，增加报道可信性的同时提升了内容的专业度。

在媒介组织整体的报道策略层面，重视健康议题的报道，减少节日集中发布的现象，促进发布的日常化，提升在大众传播中的议程排序。同时，媒介组织也要有胆量去剖析社会问题，将个案中的问题放在社会大环境中分析，从而促进社会进步、促使社会语境变得包容，而不是把患病归因于个人，导致受众产生“患病是个人问题”的冷漠想法。

3.2 多元思维下坚守报道内容的高质量输出

议题选取多样化。数据统计发现，虽然近五年来各议题报道有均衡化的趋势，但科普、防治相关报道仍处于弱势，且正面的抑郁症好转或治愈的案例报道几乎没有。对此，主流媒体一方面可以有意识地均化各议题的比例，打破某类议题一家独大的现状；一方面可以加强科普报道体系的构建，设立科普专栏，邀请专业医师加入，增加科普报道频次的同时提升报道质量。

报道对象无差别化。本文样本中的身份标签化问题严重，以父母、青少年和学生为焦点，患病的原因也较为琐碎，易让受众产生类似于“患病都是因为矫情”的身份偏见，妨碍受众正确认识疾病、加深患者的病耻感[6]。此外，“官员”抑郁自杀的跟踪报道少、相关信息匮乏，易加深抑郁症的隐喻意。针对此类问题，媒体可以尝试淡化身份标签，不进行过多介绍，把报道的重点转移到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或救助渠道上。

报道风格客观化。微博所发布的内容常为短篇报道，对此类报道而言，理性客观的报道风格更为可取，这需要记者对疾病秉持正确的态度，少或不进行猎奇类报道；不对案例进行主观评价；若有两方观点或立场不同，则要遵循平衡原则，给予两方规模、方式相同的报道，以防对受众产生错误的态度、认知引导。此外，虽然将标题起得夸张奇特是多数媒体在互联网时代博人眼球的方法，但绝不是健康类议题报道所应遵循的专业法则。正因为标题曝光率高、给受众留下的印象深，所以更要秉持客观的原则，注意负面词汇的使用，保持真实性的同时小心词汇的刺激性；不夸张、不在标题部分报道未确认的事；在标题中保持平衡原则。

报道内容深度化。内容的深度化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深挖患者患病、伤害自己或他人的原因，唤醒受众的同理心，便于受众理解疾病和患者；二是清晰化救助渠道。这里的“清晰化”分为三个层次：首先，在报道中清晰提出救助渠道，让患者可以在有需要时进行求助，让非患者受众了解目前的医疗水平。正式的救助渠道也有助于加深受众“疾病只是疾病而已”的认知，利于消除偏见；其次，对救助成功的案例进行报道，增加此类报道既可以让患者群体更加信任救助渠道，也可以给予其抗病的勇气；第三，利用文本分析模型对报道下的互动进行自杀倾向测试，并向伤害倾向程度高的患者主动提供救助[7]。

信息渠道多元均化。交叉分析发现，不同信息渠道的主要报道议题类型多不相同，且此两者呈中等相关关系，所以均化消息来源即可均化议题的报道比例，改变目前的集中化现象。其中，在“积极治疗、病情好转或治愈”议题上，娱乐类媒体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占总相关议题报道的33.3%，占以娱乐类媒体为消息来源的报道的75%；在“抑郁症患者自白”议题上，唯一一例报道来自于娱乐类媒体。由此可见，娱乐类媒体在展示患者病情好转、患者的内心世界上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同时，娱乐类媒体本身是否能遵守新闻的平衡性、客观性等原则，以及是否能重视媒介的社会责任等，还需继续关注。

3.3 报道渠道全媒体化

狭义层面，健康议题的报道可借势5G的发展，增加视频、动图知识讲解的消息发布，丰富表达形式；将具体科普报道的数据可视化、用图表来展示数据间的关联及规律；将理论知识长图化，利用具有故事情节的长图等引人入胜的手段来吸引受众阅读并进行二次传播；根据不同的报道内容选择其相适宜的报道形式，如科普类可选择图片与视频，案例类可选择文字、链接等，增加内容的传播力。

同时，微博等社交平台要扛起健康传播的社会责任，为健康传播类信息专门设立相关算法，在打破信息茧房僵局的同时，增加相关微博的曝光率，提升传播效率。

广义层面则为跳出微博平台，与报纸、手机客户端等主流媒体的其他报道渠道形成联动，注重报道内容与渠道的搭配，如报纸适于进行长篇深度通讯，客户端、社交媒体的主页等网络平台适于推送短消息、长图与视频等，考虑媒介的讯息含义，利用适宜的渠道进行传播，提高传播力；代入受众的阅读场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还原细节体验的情景[9]，发布适宜的消息，实现“场景化”，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化。

3.4 提高受众参与度 唤醒认知渴望

微博平台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高发的互动，网友可以通过转载、评论和点赞等方式相对自由地发表观点。但对于健康议题的新闻，网友们还是未能参与其中。其原因一是因为受众们普遍有“疾病离我很远，与我无关”的认知，导致相关报道的接近性较低；二是因为相关微博的报道内容大部分都是伤害自己或他人、自检是否有患病倾向等，趣味性较低，所以未能“吸睛”。而在微博本身的推送算法上，越常被浏览、互动的微博就越有机会被推送到粉丝或推荐的页面上，所以健康议题的微博常因互动量一般而陷入“沉默的螺旋”，损失掉很多被浏览的机会[9]。

因此，提升受众参与度可以从以下角度着手：

在媒体组织的报道意识上，广电总局可以做出相应的引导，鼓励健康类议题作为综艺、影视作品的题材的小切口，选取正面形象的演员、热播时段、平台进行大范围传播，通过影视渠道影响受众观念；规划固定的版面，保证议题的报道量，增加媒体资源的配备，增加受众对此话题的关切度。

将互动式报道引入新闻，通过链接进入互动页面，利用H5动画、AR等新兴的表达方式来更清晰地讲解新闻案例及疾病的理论知识，同时，互动性新闻的趣味性加大了受众自主进行二次传播的可能，利于扩大传播面[10]；在微博的报道形式上，可以增加话题的发布、重视话题的拟取，利于网友们在话题下进行讨论，也给患者及相关人士一个发言的平台，增加受众的参与度。

健康传播组织则可以增加活跃度，举办线下知识普及活动，如名人讲座、心理/生理健康入校园、社区讲堂等，从青少年、中年、老年三个维度进行科普，此外，活动本身就是一种概念普及，有助于减少受众对相关议题的陌生感，增加接受度。

4 结论与思考

健康议题的报道，不仅是主流媒体或媒体行业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议题，改变敏感疾病的社会语境不仅要靠各主流媒体严格要求自己，在案例选择、报道内容、报道形式上严格把关，对受众们进行科普、塑造正确的拟态环境的同时照顾到患者们的感受，令患者们去相信救助渠道是可用的、传递社会的认知在逐渐改良、疾病是可以治愈的等正向的价值，还需要社交平台、受众、政府等各界的理解与支持。这也正是健康传播的意义：了解健康信息、达成信息认同、产生态度转变后，为患者、为自己与社会采取健康的行为，做出点什么。

【参考文献】

[1] 陶然, 纪文博, 张惠敏. 青少年抑郁症研究新进展[J]. 武警医学, 2015, 26(2):109-112.

[2] Jackson LD. Information complexit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The effects of technical. language and amount of information in a medical message[J].Health Communication,1992,4:197-210.

[3] 董坤.公共危机中新闻媒体的国家形象建构[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0.

[4] 刘敏.抑郁症议题的网络报道内容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8.

[5] 董伟.健康传播视角下抑郁症报道研究[J].新闻世界,2010(05):91-93.

[6] 林晔.浅析网络背景下媒体对抑郁症患者的形象建构——基于新浪微博文本的考察[J].新西部,2018(17):88-89+87.

[7] Tobin G, Lyddy F.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depression in young people: a corpus-based analysis of Irish newspaper coverage[J]. Irish Journal of Psychological Medicine, 2014, 31(01):21-30.

[8] 吕尚彬,邓良柳.垂直社区移动阅读APP运营策略[J].编辑之友,2019(04):36-39.

[9] 范红霞,孙金波.大数据时代算法偏见与数字魔咒——兼谈“信息茧房”的破局[J].中国出版,2019(10):60-63.

[10] 徐媛媛.“媒介即讯息”的新诠释——HTML5技术[J].新媒体研究,2016,2(09):81-8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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