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政治參與的障礙和進路：可持續發展視角

摘 要：我國的網絡政治參與雖獲得一定程度發展，但以參與主體、參與內容、參與成效衡量，總體仍處於較低水平，參與的生態環境也相對脆弱。影響網絡政治參與的主要障礙有依然客觀存在的“數字鴻溝”、電子政務進展中的局限、“網上”和“網下”的分離、制度滯后造成的政治焦慮以及威脅網絡秩序和安全的黑暗力量。唯有實現普遍接入普遍服務的“數字機遇”，繼續推進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的電子政府建設，將促進政治制度變遷和加強公民意識培養結合起來，並探索體現國際共識，具有“合法性”的互聯網治理機制，才能促進網絡政治參與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網絡﹔政治參與﹔障礙﹔可持續發展

“民主”作為預設，已成為21世紀普遍接受的政治景觀。弗朗西斯•福山認為，世界向“民主”大幅轉向的原因，首先在於“廣為普及的教育使民眾意識到自我和周遭的政治環境”以及“信息技術使思想和知識得到迅速傳播”[1]。因而如何有效地回應信息社會公民高漲的政治參與熱情，不斷擴大和深化政治參與，顯然已成為每一個民族國家化解政治合法性危機的重要課題。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和廣泛運用，網絡技術與進步意義上的政治參與之間的關系引起了人們濃厚且持久的研究興趣。具體到中國語境，互聯網背負著更多的期望。簡而言之，網絡政治參與乃是普通公民借助互聯網技術，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政治生活的政治行為。檢討反思近年來中國網絡政治參與的發展歷程，我國網絡政治參與雖獲得一定程度發展，但以參與主體、參與內容、參與成效諸多標准衡量，總體仍處於較低水平，參與的生態環境也相對脆弱。網絡政治參與在表面一派繁榮的背后卻呈現亟待突破的“天花板效應”，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看，網絡政治參與存在種種障礙，如欲進一步促進網絡政治參與質量的提升，必須破解不利因素，再造發展良機。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技術變革之一和當前信息化、網絡化、全球化進程之中的一個重要引擎，互聯網一定程度上解構了個體公民和政治共同體之間的關系，互聯網對政治的影響顯而易見。“政治生活的兩個偉大推動因素——恐懼和希望，在這些時候浮現了出來。兩者背后隱含的都是一種對於自主性的欲望或要求。對於無序、不安全、失去控制力以及被支配的恐懼，激發著將權力和秩序合法化以保護自主性的動力。同時，希望則激勵著不滿於舊秩序的個人和團體，利用這些變化去奮力爭取更多的對自身命運的控制權，抵制支配或壓迫，促進社會正義，尋找美好的生活。[2]”

由於互聯網是“開放性”的全球設施，使得任何單一國家的控制既缺乏道義支持又變得異常困難，這種“去中心”和“去邊界”特征，稀釋了國家主權。這一現象同全球化進程中國際組織、跨國公司、有影響的知識分子等新權威的出現一道，削弱了公民個體對所屬政治共同體的忠誠。與此同時，網絡促成了“全球公民”的誕生——雖然目前還多局限於“全球意識”，但這一點已足以對民族國家的權威構成挑戰。對於新型公民而言，互聯網不僅是海量信息的集散地，而且提供了批判和反思的新場地。互聯網的網狀結構和協作特性，很容易起到政治生活中“結社”的作用，大大提高個人的資源動員和社會行動能力。互聯網成為造成權力轉移諸多要素中的一個，由於權力形式的再造、權力結構的改變、權力主體間的流動，政治的主角——從政府、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到公民，由於擁有權力的改變，相應採取了與前互聯網社會不一樣的政治評價和政治行動。這些因素乃是中國近年來網絡成為政治新空間的深層原因，也是中國政治生態值得關注的改變，網絡成為政治權力產生、競奪的重要場域。具體到政治參與，網絡不僅成為公民政治社會化的新途徑，喚起了廣大民眾參與改善政治生活的熱情，而且降低了人們從經濟負擔到心理憂懼的參與成本，提供了相對便捷且頗具效能的參與渠道，借助一系列始於網絡但絕不局限於網絡的公共事件的訓練，網絡和網民在個人維權、網絡反腐、公益活動等諸多方面的影響開始讓人刮目相看。然而，盡管網絡政治參與可圈可點，但技術並未決定社會，媒體技術革命與政治社會進步的塵埃落定仍然要看兩者的復雜互動，影響網絡政治參與的消極因素和破壞性力量不得不察。

二、障礙所在

依筆者看，影響網絡政治參與水平進一步提升的障礙可簡要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依然存在的“數字鴻溝”

增進信息和傳播技術所帶來的“普遍惠益”是世界信息峰會2003年日內瓦會議《原則和行動計劃的宣言》和2005年突尼斯會議《突尼斯承諾和突尼斯社會議程》所確認的重要原則。這次峰會曾以前所未有的包納方式，匯集了政府、國際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民間社會和私人部門的代表，在主要原則上形成了共識，即利用信息傳播技術的潛能，通過確定原則和行動，建設一個以人為本的，全納的，促進發展的信息社會，使人人可以創造、獲取、使用、分享信息和知識。峰會還在國際公認的發展目標基礎上，制定了一些包括縮小“數字鴻溝”在內的2015年以前需要實現的標志性目標。中國在縮小“數字鴻溝”方面的成就令人注目，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統計，截止2012年6月底，中國的網民數量達到5.64億，互聯網普及率為42.1%。但報告同時發現，網民在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收入、城鄉結構上存在明顯差異﹔互聯網雖在易轉化人群和發達地區居民中的普及率達到較高水平，但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以及發展相對落后地區擴散仍有問題[3]。比較歷年來非網民不上網的原因，IT技能的缺失依然是阻礙互聯網深入普及的最大障礙。我國在接入條件、消費能力和信息素養等方面的“數字鴻溝”依然客觀存在，考慮到網民結構狀況、網民與公民概念上的不同，網絡政治參與主體的廣度和代表性仍顯不足，進而影響著政治參與的總體質量。

（二）電子政務：進展中的局限

毫無疑問，政府在網絡政治參與發展中仍居主導性地位，電子政府建設和電子政務的開展乃是網絡政治參與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執政黨和政府根據加強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努力建設人民滿意服務型政府的各項要求，從2006年起，先后出台多個相關文件，並作出《2006—2020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和《國家電子政務“十二五”規劃》等重要部署，推進電子政務的發展和應用。政府網站是政府機關面向社會公眾、企業提供服務的窗口，是電子政務建設和應用成果的體現。根據中國軟件測評中心2012年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報告，該中心根據信息公開、在線辦事、政民互動等評估指標體系，在對部、省、市、縣四級900家政府網站進行綜合採樣和數據分析后發現，中國各級政府網站在取得較大進展，具備“不少亮點”外，國內部門、區域、層級之間，中國和國際領先政府網站之間仍存在較大差距，中國電子政府和電子政務從理念到策略與技術趨勢、人民要求、國際共識仍有距離[4]。中國軟件測評中心副主任張少彤對其存在的主要問題概括為：對於重點領域的信息公開差距比較大﹔對於征地拆遷、食品安全、環境保護等涉及面廣、公眾關注度高的重點領域信息公開有顯著不足﹔行政權力運行透明度有待提高﹔服務的深度和實用性有待於提升等[5]。

（三）分離的“網上”和“網下”

“必須認識到，社會變化有其內在動力，新媒體自身並不能改變中國社會，決定變化力度的是，要看新媒體在多大程度上被採納、使用和組合進社會結構之中。[6]”探討新媒體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系，與其說高質量的政治參與來自於新技術的應用和推廣，不如說依賴於執政者對“權力”的理性約束和對美好政治的向往。

以網絡反腐為例。憑借速度快、影響大、成本小、風險低的技術優勢，網絡反腐取得一定成果，網絡曝光——紀委調查——查實處理成為部分官員落馬的常見模式，網絡反腐的力量已經得到了體制內反腐力量的重視，執政黨和政府開始強調網絡輿情的收集、研判、處置對於懲治和預防腐敗中的積極作用。但反腐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是一個長期艱巨的任務，要想解決這個‘疑難雜症’，必須注重制度創新，建立長效機制。網絡反腐遠沒有進入法制化軌道，亦尚未形成系統規則。如果沒有對權力制衡的制度設計，貪腐官員在網絡曝料下的落馬，隻能稱為富有戲劇性的“不幸事件”，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式切割。對於政治參與的主體——普通公民而言，最終所希望的，乃是將桀驁不馴的權力裝進“鐵籠”，以便執政者謹慎地使用權力，樹立起對“公民權利”和“社會正義”的應有尊重。網絡政治參與雖然始於網上，卻應落於網下。民主夢想不可能僅僅通過技術得以解決，因為中立的技術仍在體制之中、權力之下，為解決“網上”的歸“網上”，“網下”的歸“網下”的狀況，權力仍然需要更開放的心態和更實際的行動，因為網絡政治參與旨在優化政治生活，而非贏得某些官員尊重網絡輿論的表面姿態。

（四）制度滯后與政治焦慮

“覺醒民眾”與既有制度之間的緊張是一種普遍的政治現象，分析網絡政治參與的症結，同樣需要意識到政治發展進程中無意識的政治焦慮。特定的制度體現著特定的權力關系，制度的重新設計本身便是權力斗爭的一部分。政治制度進步不可能一蹶而就，政治發展的進程通常緩慢而痛苦。

英國學者安德魯•海伍德認為，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政治就是人們為制定、維持和修改一般規劃而進行的活動。這樣，政治就不可避免地和沖突與合作等現象聯系在一起。一方面，敵對觀點、不同喜好、競爭性需求以及對抗性利益的存在，必然會使人們在社會規劃問題上產生爭議﹔另一方面，人們意識到為了改變規劃和確保規劃得到支持，必須與他人進行合作[7]。故需要提醒的是，在推動政治制度進步的過程中，必須客觀認識政治制度改善的長期性和復雜性，必須努力保持一種建設性的姿態以凝聚改革共識，必須懂得多元思想多樣利益彼此寬容妥協的重要性。近年來，網絡輿論，包括一些“意見領袖”的非理性、情緒化不僅是政治焦慮的表現，而且加劇了整個社會的政治焦慮。網絡的負效應必須引起足夠重視並加以解決，而一個關鍵的環節便是培養網民的現代公民意識，努力形成理性、健康、負責的網絡政治文化，促進網絡輿論空間向真正的“公共領域”的轉變，即自由進入、平等討論、多元表達。

（五）無所不在的黑暗力量

從長遠觀點看，網絡政治參與的可持續發展必須提高利益相關方的認識，使其懂得對信息和傳播技術的使用要符合道德規范。網絡政治參與是進步意義上的改善政治生活的努力，而非借助網絡達到與之相反的不當目的。聯合國已經注意到懲治網絡犯罪的重要意義，這種懲治包括在一個司法轄區實施，但對另一個轄區產生影響的網絡犯罪。強調必須在國內和國際的兩個層次採用高效的工具和機制，重點促進網絡犯罪執法部門間的國際合作，並通過了有關打擊違法濫用信息技術的聯大第55/63和56/121號決議。因為，網絡開放性及其力量很容易使黑暗力量將其作為新式武器。

Andrew Lam的見解富有洞察力：在各國政府還在擔心精巧的網絡恐怖主義的同時，任何卑劣的心懷怨恨者都可以到虛擬網絡的城市廣場上，任意褻瀆別人視之為神聖的東西，最終引發大規模的群眾抗議。歷史的魔杖正將令人難以置信的力量賦予個體公民，智能手機與平板電腦可以使普通人成為超級烈士和超級惡棍，通過數字世界，人們可以實現超越生物與地理限制的話語權，各國正被社交媒體的迅捷性所帶來的世界性事件不斷震驚，易於激動的模仿者時刻准備著[8]。

因而對於中國的政治參與發展來說，維護互聯網這一全球設施的穩定與安全，建立健全包括技術和具有“合法性”的公共政策的互聯網管理機制，懲治民族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個人和組織犯罪，對於保護個人正當權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三、關鍵進路

如上所述，如欲推動中國網絡政治參與水平的提升，需要充分認識影響網絡政治參與可持續發展的種種障礙，以更主動更自覺更積極的理念和措施，創造網絡社會符合中國實際的民主政治機遇。

（一）變“數字鴻溝”為“數字機遇”

鑒於信息知識在當今社會對每個人發展潛力的深遠影響，隻有更有效地推動國家信息化戰略，進一步彌補不同地區、群體之間的“數字鴻溝”，才能造就公平的“數字機遇”。結合我國國情，尤其要關注在接入和使用信息通訊技術過程中處於邊緣化的人們和群體，致力於為所有人公平和平等地提供獲得信息和知識的便利條件，如以可承受的價格提供互聯服務，採取針對性的措施開展教育培訓，為殘障群體提供輔助技術等。隻有信息通訊技術的普遍接入普通服務和信息通訊知識的普遍使用和普遍提高，才能在網絡政治參與方面擴大參與機會，降低參與成本，提高參與質量。

（二）繼續推進電子政府建設

執政黨和政府應繼續加強各級電子政府和電子政務建設，根據當今行政管理趨勢，開展多元協作治理新格局。總結推廣我國政府網站在信息公開、在線辦事、政民互動等方面取得的經驗，順應公民和企業新需求，結合技術發展條件，提供更快捷更有效更具人性化的公共服務。特別要以“公共利益最大化”為目的，吸收借鑒國際領先政府網站先進的理念和措施，如新加坡政府網站推動政府信息整合共享的“整體政府”戰略，美國政府網站根據用戶需求和業務流程，打造跨部門、跨領域、跨層級的服務體系等。

（三）促進政治制度變遷

執政者應積極探索新媒體與社會管理創新的可能性，促進積極意義上的政治制度變遷。要借鑒人類政治文明成果，結合人類政治發展趨勢，在充分考慮中國國情的情況下，不斷完善我國政治制度現代化的新理念新機制，持之以恆地推動我國民主和法治建設的全面進步。不同的政治權力主體、政治參與者應將政治視為公共生活的必需，樹立與時俱進的“新政治觀”，懂得政治尊重、包容、妥協之美，凝聚改革共識，創新制度設計。

（四）加強“公民意識”培養

具有公民意識的現代網民是網絡政治參與水平提升的重要條件，缺乏公民意識的網絡政治參與，必將導致非理性和無序的政治亂象。公民意識源自公民對國家和公民關系的理性認識，包括主體意識、民主參與意識、社會責任意識、法制意識、政治寬容意識等要素。“在公民意識支配下，公民如能普遍自覺地以自身的政治參與去影響政治參與具體制度、程序、渠道的設計與建設，參與政治的渠道和形式會越來越多，制度和程序會越來越完善，中國民主政治建設將開始進入公民參與機制創立和制度設計的實質性階段。[9]”

（五）探索具有“合法性”的互聯網治理

信息峰會世界高峰會議認為，互聯網已發展為面向公眾的“全球性設施”，其治理應成為信息社會日程的核心議題。互聯網的國際管理必須是多邊的、民主的、透明的，並有政府、私營部門、民間團體和國際組織的充分參與。具體到國內，中國的互聯網管理包括技術和公共政策兩方面問題。公共政策問題的決策權屬於國家主權，但必須將“致力於自由地尋求、接收、分享和使用信息，重點用於知識的創建、積累和傳播”同“打擊形形色色的恐怖主義，抵御安全危脅”相結合起來，確保互聯網治理，特別是網絡政治參與的治理具有必要的“合法性”。總之，科學的網絡政治參與機制建設，實為涉及權力格局重新調整的制度變遷。網絡技術作為政治管理創新手段的運用，既依賴於更多具有現代公民意識的人們的理性推動，更依賴於更多的政治家具有超越自我和當下的胸懷和眼光，畢竟“一項新的技術只是打開了一扇門﹔它並不強迫人們走進去。[10]”

基金項目：本文是河南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122400430139）﹔新鄉學院科技創新基金項目（12SB09）的階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簡介：楊建宇，男，山東大學政治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政治學理論博士研究生，新鄉學院新聞傳播系講師，主要從事新媒體與地方政府管理創新研究。

參考文獻：

[1] (美)福山.政毛俊杰譯.治秩序的起源:從前人類時代到法國大革命[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l2012;

[2] (加)斯蒂文·伯恩斯坦,(加)威廉•科爾曼主編.丁開杰譯.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共同體、權力和權威[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3]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第31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http://www.cnnic.net.cn/gywm/xwzx/rdxw/2012nrd/ 201301/t20130115_38507.htm.

[4] 中國軟件測評中心.2012年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總報告[R]. http://www.cstc.org.cn/zhuanti/fbh2012/zbg1/zbg.html.

[5] 張少彤.在第11屆中國政府網站績效評估結果發布暨經驗交流會上的講話.http://www.cstc.org.cn/zhuanti/fbh2012/jhg/zstjh.html.

[6] 胡泳.眾聲喧嘩:網絡時代的個人表達與公共討論[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

[7] (英)安德魯•海伍德.吳勇譯.政治學核心概念[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8] Andrew Lam.社交傳媒的黑暗力量[EB/OL].http://www.aisixiang. com/data/57511.html.

[9] 梁紀毅.公民意識培育: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關鍵路徑[J].黨政論壇,2009(8).

[10] White,Lymn,Mediev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