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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重行軍五年心得——寫在《對外傳播》雜志200期

林良旗

2013年05月23日10:17    來源:對外傳播    手機看新聞

2008年6、7月間的某天,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主任姜加林約我面談。她開門見山地提出,希望我能夠“重出江湖”,擔任《對外傳播》雜志的主編,幫助中心實現《對外傳播》雜志內容和形式的一次“轉型”。所謂“轉型”的內涵主要是:經過一個階段的摸索,把這本以反映我國外宣戰線情況和信息為主的雜志,往理論和學術方面進行一定的開拓,爭取在對外傳播的理論研究和實踐的結合方面有一定的發言權。那時,我剛剛退休,退休前幾年,我曾受局長委托,對《對外傳播》雜志的方向問題長期做過“關照”,因而深知,要實現這個“轉型”,對我和編輯部而言,決非易事,而是一次任重道遠的“負重行軍”。但當時我沒有退路,原因是,幾十年從事新聞和對外宣傳工作,養成一種關心、關注外宣事業的慣性,或者說是使命感﹔另外,姜加林的邀請,顯然是出於對我的信任,我難以推托。思考再三,我提出在兩個前提下可以考慮擔當:第一,不管人(事),第二,不管錢。我提出這兩個不管,是為了從客觀環境上獲得保証,使我能夠排除干擾,把全部精力放到雜志的編輯工作中去。當我的要求獲准后,我和編輯部的同志們便開始進入“轉型”的長途跋涉。

雜志編輯部人數很少,卻大部分是剛從其他崗位“轉業”過來的,可以說,多數同志對雜志運作不但不能說熟悉,甚至可以說基本是“門外漢”。但是,大家都憋足了一股勁,從零做起,努力奮斗,不怕挫折,力爭更好,其精氣神筑成《對外傳播》新的編輯部文化。而對於大家的努力,外宣戰線的同仁們日益給予了越來越多的肯定。可以自信地說,五年前對外傳播中心領導提出的目標,在大家一致的努力下,基本上達到了。回顧起來,這主要歸因於我們在四個方面做了堅持不懈的努力:

一、要堅持做“純外宣”。我主持編輯工作之初,就反復強調,這本刊物名稱就叫“對外傳播”,是我國目前“碩果僅存”、為外宣而生、為外宣而長的一本刊物,應該百分之百地刊登與外宣有關的文章,如果本刊不能集中全部精力服務外宣,這無論如何說不過去。而且,我特別強調,我們的刊物談論的絕對不是所謂的化的存在。中國文化怎麼存在?如果隻在非洲的工地上從事建設,中國的文化擴散力就有限,所以,亟需探討怎樣才能增加中國文化在非洲的有效存在,而不是將中國精神、中國文化關在一個建筑工地上。這種新型的公共外交就值得探討。作為一個興起的大國,中國在非洲必須面對的現實任務是,要通過各種方式展示中國的文化。傳播手段的發展,使得政府、企業、媒體、旅游者等等社會各階層的人都可以參與到大外宣中,但是如何收到良好的效果,關鍵還得有人關注和探討這些問題。另外一類是實踐案例文章,我希望能夠更加豐富。這不局限於中國的官方媒體報道和各級政府組織的跨文化交流活動,視野要更加開闊,對非政府和民間的組織,包括企業、NGO等的活動案例也可以收集報道。《對外傳播》迎來了創辦200期,風雨兼程中,我們應該堅定信心,努力打造雜志內容的廣度和深度。發展的中國和變化的世界,需要我們辦好這樣一本雜志。在各界的支持和關注下,相信雜志會有更大的作為。“廣義外宣”——有的同志說,對本地、本部門以外的宣傳都可以叫做外宣,即“廣義外宣”——其實那就是對內宣傳。這個問題看起來似乎簡單,但在辦刊的過程中,我們時常被一些打著“廣義外宣”旗號的對內宣傳稿件所困擾。稍不堅定,同意一篇登了,以后就不要想堅持住。絕不動搖、絕不開口子,這是五年裡我對編輯部每一位編輯提出的“鐵”的要求。

二、要堅持把外宣理論做實。理論要貼在實踐上,外宣理論源自外宣工作實踐,要回過去服務於外宣實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實事求是,就必須堅持理論聯系實際。理論是從實踐中產生的,理論是否正確還要接受實踐檢驗並要在實踐中得到豐富和發展﹔同時,理論隻有與實際緊密聯系,才能發揮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實現自身的價值和意義。空談誤國,空談也對雜志無益。與大專院校新聞傳播學科創辦的學報不同,《對外傳播》雜志雖帶有一定的理論研究和學術研究的色彩,但不是“純”理論、“純”學術刊物,它主要開展對外傳播理論的應用性探討和研究,它面向中央對外宣傳單位、面向我國駐外機構、面向地方各級黨委外宣辦,也向人民解放軍有關外宣單位、研究機構,以及大專院校新聞傳播及涉外院系敞開大門,刊載他們的工作經驗、心得,以及由實踐向理論升華的成果。因此,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是它的鮮明特征。與外宣工作實際保持距離的純學術文章,不應該是本雜志刊載的重點。

三、要堅持“拿來主義”,拒絕“搬來主義”。如何正確對待國外特別是西方國家開展對外宣傳的經驗,是本刊遇到的另一個棘手問題。毋庸諱言,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對於國外的傳播理論和實踐,多有借鑒。這本來是一個由表及裡、由此及彼、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揚棄過程。也就是說,對於國外的經驗,理應採取“拿來主義”的態度,一切對我們有利、有用的理論和實踐,我們都可以拿來,但需要進行鑒別和改造,使之能夠與我國的對外宣傳政策與實際結合起來。然而,我們接觸到為數不少的稿子,介紹國外經驗時往往不加鑒別和揚棄,翻譯過來,原文照錄,採取了簡單的“搬來主義”的態度。這對我國外宣事業和理論的發展而言,並不是健康的做法,甚至會耽誤青年,貽誤事業。當我們的雜志編輯面對這種現象時,要堅持用鑒別的眼光,挑出那些有見地、能幫助我國外宣事業健康發展的稿子刊用,不被那些所謂的新鮮觀點搞糊涂了,以致迷失辦刊的方向。

四、要堅持良好的文風,善於用外宣語言來總結外宣。這些年,人們生活優裕了,浮夸、浮躁的風氣也在不斷滋長,一些媒體跟風,追求假大空成為時尚。我們在編輯過程中,不時發現,有的來稿,半是干貨半是水,擠干了就顯得分量不足﹔有的稿子,行文就像政府文件,洋洋洒洒,官腔十足﹔有的來稿形容詞堆砌,花裡胡哨﹔有的文章的論述故作高深,夸夸其談,看半天卻仍讓讀者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這是一種“新八股”,是文風腐敗的表現。作為為外宣服務的雜志,不能把功夫下在追求外表的華麗光鮮上,而要堅持用外宣語言來總結和體現外宣:平實有據、通俗易懂、引人入勝、給人啟迪。

歲月匆匆,不覺五年已經過去,《對外傳播》雜志已辦到200期。主辦者外文局對外傳播研究中心領導希望紀念一下,並以此為新起點,邁入下一步的改革進程。我的雜志主編生涯在200期也應該就此打住,畫上句號。為此,我寫了上面的一些話,算作心得,也是紀念。我也願借此機會,與本刊讀者、作者朋友們道別,感謝大家五年來對雜志的感情投入和無私的支持﹔同時向曾經或仍在編輯部工作的所有同仁致以誠摯的敬意,感謝五年裡各位對我的信賴和支持,感謝各位為我國外宣的理論建設付出的辛勞、做出的貢獻。我希望並相信,我們今后還可以有機會在《對外傳播》雜志這塊園地上一起耕耘、共同切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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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宋心蕊、趙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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