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龍：中國的傳播學史存在一個集體記憶的斷裂

人民網北京10月27日電  “變革中的新聞與傳播：實踐探索與理論構建”學術研討會26日在北京舉行，在研討會上，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劉海龍博士指出，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我們對於傳播甚至於早期的傳播研究，中國學者其實已經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是后面出現了一個集體記憶的斷裂，可以看到歷史的發展不是線性的或者前進的，它也充滿了倒退甚至斷裂。

以下是劉海龍博士的發言全文：

我的題目是“中國傳播學研究的史前史”，這個題目稍微有點比喻的形式，我覺得在這個場合來談中國的傳播研究史有特別的意義，像上午很多老師提到了，我們的中國傳播研究有很多的第一次、很多歷史其實是在社科院新聞所發生。

我要談的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在我們平時的教學中間，因為我在大學裡面一直教傳播理論課，所以每次我會給同學們講起中國的傳播研究的起源。但是一直是照著一些模式來講，講到后來我自己就有點心虛，我們一直的敘事是中國的傳播研究是1978年開始的，有一些歐美的學者到中國來進行啟蒙，趕上了西方的潮流。

在50年代，復旦大學鄭北渭等人在翻譯《新聞學譯叢》中已經使用了美國傳播研究的個別概念，但是卻將mass communication翻譯成群眾思想交通。我非常懷疑他們的說法，是不是他們當時不知道傳播這個概念。經過一番資料搜索，我發現其實我們這裡面有一個很大的斷裂，也就是在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我們對於傳播，甚至於早期的傳播研究，中國學者其實已經有了非常深入的研究，但是后面出現了一個我們集體記憶的斷裂，這篇文章我也傳給在座的好幾位老師，征求他們的意見，他們也給我一個很好的概括，其實你可以看到歷史的發展不是線性的或者前進的，它也充滿了倒退甚至斷裂。

中國的傳播史有兩個疑點，第一就是在1978年這個節點上，中國學界所說的“傳播學”究竟是哪個傳統之下的傳播學？第二個疑點就是思想交通這個概念究竟是憑空生造的，還是有所根據？如果有根據，是從哪裡來的？黃旦老師說1978年之后中國的學術界所建構的“傳播”概念其實不是mass communication。杜威所謂的傳播其實是擴散、是大眾傳播，他用到communication的時候，被翻譯成交通，其實這是交和通的意思，是兩個單獨的字合在一起構成的一個詞，所以它其實包含有非常豐富的意思，這要比我們今天說的傳播單向的信息流通的方式更豐富。在他們翻譯這個概念的時候，已經意識到這個概念的雙向性。

另外一個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孫本文寫了一篇文章《社會學名詞漢譯商榷》，他希望能夠有一個標准的翻譯，這樣的話大家可以交流起來更方便。所以在那篇文章裡面，他列了很多關鍵詞，有一個叫擴散的詞，他對應的中文意思是傳播，對於communication，他定義的是交通。帕克1932年到燕京大學來做短期的講學，在三個月裡面，他講了兩門課，一門是社會學概論，第一門是集體行動，在這裡面他談到了輿論、新聞和集體行動，在裡面他也用到了交通這個詞，對應的就是communication。

所以，我們之前對於文獻的錯誤解讀是一種學術的斷裂。如果我們循著這樣一個線索去探索的話，如果我們去看交通，而不是看今天所說的傳播概念，那麼我們就會看到在20世紀初的時候，其實在中國已經有過大量的關於傳播的研究，但是都沒有納入到今天研究的范疇裡。第二個就是集體記憶的遺忘，為什麼沒有人談杜威、帕克這樣一些學者到中國來，對於中國的傳播觀念的影響。

回到中國20世紀初的時候傳播研究的兩個傳統，第一個傳統是哲學和社會學的傳統。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文獻或者是這些理論的意見主要都是在社會學范疇裡面。除了剛才說道的杜威、帕克以外，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文獻，就是孫本文，他是中國社會學的奠基人，他在1925年在美國拿到博士學位，他的論文題目就是《美國媒介中的中國形象》，他做了一系列的分析去研究在美國大眾媒體上對中國的形象報道是什麼樣的。

另外一個，對於20世紀初美國輿論研究的成果，包括它的輿論觀、效果觀，其實都很讓我們驚訝。因為在那個時候，連美國都還沒有傳播學，他就已經開始在研究傳播問題。另外，像1941年中國心理學史一個非常著名的學者叫高覺敷寫了一本書叫《宣傳心理學》，用了很多美國最新的心理實驗方法來研究傳播效果。

還有一個傳統就是20世紀初新聞學和宣傳學的傳統，我看的文獻不多，我覺得還需要整個學界大家去開掘。我看到的比如像季達的《宣傳學與新聞記者》，還包括燕京大學的系主任梁士純的《實用宣傳學》，實際上是我們今天講的公共關系。這裡面他引用了大量的輿論學，像李普曼等等，當時美國最前沿的研究成果。

所以，從這個上面我們可以看到，從1978年，甚至在1949年，中國的社會學界等各個學界對這些並不陌生，我們幾乎同步在使用他們的成果。這裡就出現一個問題，為什麼我們會集體遺忘這一部分？美國的一個傳播學者卡茨在08年時發表一篇文章，引起了很大的討論，題目就是《為什麼社會學拋棄了傳播學》，文章中提到美國最早的傳播學是由社會學家來做的，但是為什麼現在社會學家都不玩了，都是傳播學者自己關起門來玩，為什麼社會學者拋棄傳播學研究？在剛才的書裡我們看到，中國早期20世紀初也是社會學家在做傳播學研究，但是現在他們慢慢離開了這個領域，雖然不是完全離開，但是今天建構這個趨勢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把他們遺忘掉了。

第二個就是中國傳播研究者為什麼會發生集體失憶？第一個就是我覺得在這裡面有一個美國傳播研究范式轉移，由芝加哥學派轉向哥倫比亞學派。第二個就是社會學在建國后被取消，研究傳統斷掉。還有一個就是20世紀大部分時間裡中國傳播產業不發達。第四就是新聞學領域發生的斷裂則主要緣自政治原因。但是傳統並沒有完全斷裂，比如說中國早期研究的像張隆棟等等，他們跟20世紀初的傳統是延續的。

另外，提到集體失憶的問題，我覺得這裡有一個人員結構斷層的原因，主要是由共產黨干部在主導著傳播和新聞研究，所以他們對於之前在民國時期那一段比較陌生。還有一個就是制度層面有意識的回避，資產階級理論大家就不敢再講了。第二個原因是學科建制的問題，傳播學科究竟由誰來定義？我們中國主要由新聞界來引進，所以我們更強調新聞在這其中的作用，忽視了社會學的研究。

最后，提出幾點問題，第一個，如果我們發現這段被遺忘的歷史又怎麼樣。我想這個可能對我們來說，今天我們的傳播研究會面臨和當前一樣的一個現狀，就是我們也面臨一個重大的轉型，我們以什麼樣的形式來理解這種在朦朧形成中的未來傳播研究的圖景。在詞語還沒有產生之前，一切都處於模糊之中的時候，充滿各種可能性的醞釀階段。我們今天也面臨這樣一個現狀，在傳播學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包括我們在翻譯的時候都不知道用什麼詞。這樣模糊的狀態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也是好的，因為它代表著多元和無限的可能性。如何看待傳播學的跨學科問題等等，當然這個研究有很多的問題，大家提出了一個問題、點出了一個現象，但是究竟有什麼樣可能的答案，還期待著在座的各位老師和朋友批評指正。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