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會化媒體重塑輿論格局

（一）傳統媒體的輿論調控優勢被消解

社會輿論是一種系統的社會影響力，就其發揮影響的過程而言，輿論的作用至少表現在發起輿論、反映輿論、組織輿論、引導輿論和輿論監督等五個方面。作為強大社會力量的輿論，並非僅來自媒體。事實上，大量輿論來自整個社會——從民間到上層。但是不可否認的是，自從大眾傳播興起后，媒體在輿論領域就發揮著無可比擬的調控優勢，國家政府引導輿論的主要方法也是依靠媒體。但是隨著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和社會化媒體的迅速普及，傳統媒體的這種優勢逐漸被消解，其輿論引導力受到了挑戰。

一方面，社會化媒體打破了傳統媒體的信息准入特權，把關機制逐漸弱化。以往，傳統媒體的輿論調控優勢主要來源於對信息生產和信息傳播渠道的壟斷，通過“把關”行為控制信息的流量和流向，以此向人們設置社會議題，引導以及形成主流觀點。但是，社會化媒體去中心化、去權威化的特點打破了這種壟斷，它所營造的網絡化傳播，讓每一個處在傳播網絡節點的用戶都成為信息的生產者、傳播者和擴散者，在社會化媒體平台上信息傳播的速度和范圍呈幾何形增長，傳統媒體的把關機制和議程設置能力被弱化。

另一方面，社會化媒體成為制約和監督傳統媒體權力的有效途徑。傳統媒體一直都是作為實施輿論監督的主要力量存在，但與此同時，人們也在不斷探討應該如何監督媒體，當然，途徑不外乎法律約束、行業自律和公眾監督。事實上，如果說媒體在實踐中的確擁有一定權力，那正是得益於其在信息生產和傳播中的特殊地位，而以往公眾監督的難點也正源於此。社會化媒體之所以能夠承擔起監督的角色，正是因為它打破了傳統媒體的信息壟斷地位，打破了傳統媒體和受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受眾的各種觀點，尤其是那些被傳統媒體把關過濾掉的信息都可以在社會化媒體上找到生存的空間，也就是說，受眾可以通過社會化媒體實現對傳統媒體的監督和制約。

（二）移動輿論場成為網絡輿論傳播新常態

2014年6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首次超過PC，此后幾年，手機網民規模持續擴大，截至2016年6月，我國手機網民規模達6.56億，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達到92.5%，僅通過手機上網的網民佔比達到24.5%[2]，網民上網設備進一步向移動端集中。移動網民基數的變化是輿論力量發展的重要轉折。回顧近年來的網絡輿論格局，門戶網站影響持續下降，社會化媒體迅速崛起，隨之而來的是受眾持續的、大規模的向移動互聯網輿論場的遷移。目前，網民獲取信息最主要的途徑是新聞類APP和社交平台，微信、微博、（微）視頻、客戶端為代表的“三微一端”已經成為突發事件和公眾議題的重要信息源，成為網絡輿論場的新重心。

一方面，社會化媒體成為公眾議題的策源地。社會化媒體的本質特征就是用戶生成內容，所以它對信息傳播格局的首要影響就是信息生產者的范圍由專業向非專業擴張，相對於傳統媒體，社情民意可以更快、更多、更廣的通過社會化媒體平台展現。近年來，大量的突發輿情，比如東莞掃黃、馬航失聯、雷洋案、高考減招風波等都是最先在“兩微一端”曝光，網絡輿論從官媒發布向個人自主發布擴展。

另一方面，社會化媒體成為公眾議題的揚聲器。社會化媒體不僅打破了傳受雙方的身份界限，還延伸和擴展了信息傳播渠道，成為信息分發和二次擴散的重要陣地。在這些平台上，媒體內容的再分發能力，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它們激活用戶的人際傳播網絡的規模，更深層地取決於這些內容與用戶的共鳴程度，或者對於社交、社群的意義[3]。比如微信的強關系屬性使得朋友圈轉發內容的傳播效果呈現放大的作用，很多公共議題通過社會化媒體的擴散與放大迅速呈現爆發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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