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輿論導向由“疾病治療型”轉向“健康維護型”

在傳統的醫學傳播過程中，絕大多數事例都圍繞“疾病”進行，其他方面幾乎很少受到重視，“治療疾病=完全的健康”的思路一直沿襲下來，疾病和健康之間是涇渭分明的，這不能歸咎為醫生有意誤導和灌輸的結果，因為有相當多的醫務工作者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和患者的想法實際上並沒有太大的區別。隨著醫學界對公共衛生、身體健康問題從理論到實踐層面研究不斷取得突破和進步，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對“疾病”和“健康”的理解也在發生變化，有很多新出現的情況無法再用“治療”的眼光看待，兩者之間的界限變得更為模糊和泛化。醫務工作者和患者之間的病情討論和治療過程中，除有關疾病本身的分析，保健養生、生活習慣、性格情緒等非核心的內容所佔的比例不斷增大，這些在過去被認為是不起決定性作用，或者隻具有一般作用的內容，如今也成為了對治療疾病能夠產生重要影響的因素。

“如何傳播健康和幸福的含義，更為恰當的治愈痛苦和疾病，構建了我們與健康狀態相關的人生經驗[9]。在過去，對健康的關注經常是以疾病為定位的醫療模式框架下進行的，治療視角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且產生的結果更多的是負面的渲染大於正面的宣傳教育，尤其對一些惡性疾病患者會產生很大的影響，會迫使他們不斷的試圖努力將自己和那些疾病所帶來的污名化分開[10]。這種現象已然越來越多，依靠強制性的封堵是很難做到的，因此，筆者認為，應該在承認這種事實存在的基礎上，從將整體輿論導向由“疾病治療型”向“健康維護型”轉變這個思路入手，扭轉目前存在的負面的輿論氛圍，這種轉變具有兩個積極作用。

1.突出“預防重於治療”的宣傳，防范於未然

醫學“泛化”的發展趨勢已經成為既定事實，醫學醫療術語和各種修辭已經大范圍地拓展到社會各個領域當中，很多內容雖然模糊了醫學病理學與日常生活問題之間的界限，但是這種模糊的過程其實也是一對其內涵和外延的不斷突破過程，“健康”和“疾病”之間的關系和概念也隨時發生著改變，我們需要意識到，“健康”比“疾病”更重要，它包含了和疾病有關的一切內容，同時也不限定於疾病本身，和它有具有連帶關系的所有內容都屬於其范疇之內，隻有健康得到了根本上的維護，才有能抵御疾病的侵襲和治愈，不能等到發病，才考慮如何維護健康，因此，對如何預防疾病發生的探討也應該成為和治療疾病一樣，甚至更為重要的研究課題。

當前有關治療和健康之間的關系論述中存在兩種認識，“正常的生理問題也需要治療”和“治療決定論”。以前者為例，比如女性的閉經、絕經以及相伴的一些連帶問題是女性生理特征的一個普遍正常現象，除少數特例之外，其他情況都屬於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非絕對的疾病治療領域中的問題，但是有些新聞媒體的報道和專業人士的分析經常會營造一種“身體健康中潛藏的危機”、“器質性疾病發生幾率增大”、“造成嚴重傷害”的氛圍進行渲染，解決的方案多半都是強調用專業的藥物或者技術手段。用治療疾病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而后一種情況表明，有一些已經得病的患者或許會對醫生從預防的視角分析病情不滿意，認為其他的都是毫無意義的，隻有談論以藥物和設備為核心的”專業治療視角“來分析，才感覺到踏實和放心。

實際上，以上兩種認識都是錯誤的，筆者提出的預防重於治療的宣傳模式對“正常的生理問題反應過度”和“唯治療論”思維這兩種錯誤的認識具有積極的調整和修正作用，因為對於前一種情況來說，確實沒有必要用治療疾病的觀點來看待女性生理的正常現象，除非真的發生實質性的問題，一般來說，隻需要用平和的心態看待這個事情的自然發生，做好基本的預防措施就足夠了，不需要反應過度。而對於后者來說，這不是因為患者真的完全相信醫務工作者的結論，只是因為過去舊有的觀念固有的慣性嚴重束縛了他們觀念上的更新和提高。所以這並不是在宣傳治療疾病不重要，而是認為，如果只是正常事情，或者僅僅存在可能性但沒有出現，那就隻需要提前做好基本的防范措施就可以，把疾病發生的幾率盡可能地降低，不需要反應過度，如果是已經患病的群體，那這種調整和修正也完全有能力讓其病情不再嚴重惡化，延緩病情的發展並最終實現治療治愈。突出預防醫學重於治療醫學的宣傳教育是對以往過度強調治療層面的一種認識上的矯正，而不是一種替代和超越，所要表達的重點是這兩種不同的醫學價值體系應該互相提供支持，強調關懷與治療同等重要，強調關注人而不是疾病本身，這種強調可以盡量的避免兩者之間產生無意義的內耗和分歧[11]。

2.幫助患者從“疾病受害者”向“健康傳播者”角色轉換

筆者通過研究近幾年一些反映強烈，受到患者好評的養生節目和尋醫問藥的互動訪談發現，很多患者在和醫務工作者、參與觀眾以及網民的對話當中，對“良好的生活習慣對治療疾病有效果”和“用各種其他辦法應對病情”這兩個主題的敘述所佔的比例明顯大於對“藥物和設備進行治療”和“對痛苦和折磨經歷的回顧”的描述。更多的都是在說和日常生活有關的事情，諸如文體活動、性格脾氣、飲食起居等，對疾病和遭受的各種不幸，被疾病折磨這類並沒有過多的渲染，從他們表情神態和訴說的過程中，似乎感覺不到他們是患者，就好像他們也是醫生一樣，在向其他人傳授如何治療疾病的辦法，他們在有關談論健康、疾病和治療的事情，從自己的經歷出發所使用的詞匯和關注點比以往更加關注健康行為和不健康行為，更多的是根據經歷而不是生理——甚至不是從疾病范疇來談論自己的身份究竟是健康人，還是患者[12]。這並非僅僅是在重復性的傳遞一個普遍的道理，即：要有良好的心態去面對疾病，保持心情好很重要。更反映出一種應對疾病的新趨勢的出現：要超越醫學范疇本身來思考健康問題，思考貫穿和交織在家人與健康專業人員、專業機構和家庭之間復雜的互動。要讓自身成為一個積極的參與者，來評估和對自己的健康或者不健康的行為負責[13]，並促使患者在治愈疾病和追求健康的時候去探索適合自己實際需要的優先權利和價值[14]。

這並不是說患者可以“久病成醫”或者完全否定專業醫務工作者給出的建議和診斷，而是說患者會更重視對求醫過程的監督，不再沉浸於疾病對自己的傷害，而是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轉移到重新恢復生活興趣上，將醫療范疇包括在內，但絕不僅限於此，這樣在探討疾病和健康問題的時候，患者採取積極主動的態度，會更多地聯系到豐富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娛樂。例如家和好友社交聚會活動。家是被患者經常提到的進行日常健康實踐的場所，正是在這裡，人們創造了各種營養、鍛煉、休息和放鬆的模式，並不斷地加強它，在這裡完成與家人和其他重要人物關系[15]。家也是除了醫院之外，治療疾病和保持健康的主要場所。在好友社交聚會活動，患者們不僅在向其他人講述自己經歷的過程，也是一個向其他人傳播正確的、經過驗証的如何去維護身體健康的過程，他們不再僅僅被當做疾病的受害者看待，而且也會成為具有豐富經驗的健康理論和實踐的傳播者。

一般來說，隻有臨床醫務工作者、衛生保健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醫學科研人員才有資格成為專業人士或專家，這些群體更符合真正意義上的健康傳播者的身份，用“健康傳播者”來描述患者似乎不太恰當，因為患者在更多的時候都只是被醫治的對象，最大程度上是健康消費者角色——是衛生保健藥品和設備的的接受者以及為此付費的群體。這些詞匯傳統上都是醫藥行業的專有詞匯，在其他行業不具有普遍適用性的，但是當前在各個領域被“醫學化”的趨勢和醫學傳播多重性的背景下，“健康傳播者”這一術語的適用范圍也需要被拓展。從最一般意義上說，這個詞匯包含了更為廣泛的和健康相關的其他活動，醫務工作者和患者都參與其中[16] ，在某些特殊條件下，患者也會扮演或者承擔一些以往醫務工作者才能有的角色，對健康問題的探討和研究比以往更加積極主動，享有的責任和權利也比以往更大，因為它再也不是隻限於醫務工作者才能享有的特權了。

四、路徑結構由“單一窄化型”轉向“綜合多元型”

本文所指的“路徑結構”的含義不是針對專業醫學知識學習了解的信息平台類型而言的，而是從行業、學科的角度出發，強調了非醫學學科和行業與醫學專業學科之間的交叉點和融合分析，能夠為醫學的發展提供新思路、解決新問題、提供新方法。其具體發生的轉向也是基於這個前提而進行的。在傳統意義上的醫學傳播過程中，絕大多數情況，對於專業醫務工作者和醫學機構而言，他們獲取醫學知識的途徑基本都來自醫學系統內的學習和記憶以及實踐，並包含著很多不言自明的慣例程序，而對於患者而言，了解的醫學知識基本就來自於治療他們的醫生的解釋和分析，醫患之間對於醫學知識的獲得都指向特定的途徑。而隨著政治學、社會學、法學、道德倫理學等其他領域的知識引入醫學研究范疇，極大地拓展了醫學的內涵和外延，豐富了醫學傳播的理論與實踐，解決了一些無法用單一的醫學知識解釋，但是通過其他領域的知識可以解釋，並得以解決的事例，使得有越來越多人發現，對“醫學“、”治療“、”健康“等核心問題的解決不僅可以依靠醫學本身，還可以通過一些非醫學領域的知識解決。除了醫生和患者之外，新聞媒體、網民、專家學者等群體也從自身的專業知識和實踐經驗出發，提出很多獨到的見解，對相關問題進行分析和探討，這些非醫學行業的知識不一定都是正確的，但是確實有一些觀點值得借鑒和參考，也在一些情況下，對醫學治療和決策發揮了影響，並開始被專業的醫療結構和醫務工作者在實際工作中採納。筆者認為，這些在過去被認為對醫學的發展和進步毫無用處的行業和學科，如今也構成了學習和獲取醫學知識的重要來源之一，這表明，醫學知識的路徑結構正在由“單一窄化型”向“綜合多元型”轉變，這種轉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兩個具體問題。

1.它是解決醫患信息不對稱的有效途徑

如何治療疾病，越來越和其他“非醫學專業”知識相互關聯，相互制約和影響，由這種“非醫學專業”知識來分析判斷專業醫學治療和決策的情況也開始增多，進而形成了一種“觀點來源多元化”逐步替代“觀點單一化”的治療和信息溝通現象。其結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重新定義和審視專業化的醫療實踐，以關照患者的精神需求以及進行人際交往的需求，例如心血管疾病不僅是生理疾病，也是屬於情緒和精神層面的疾病，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醫務工作者和患者之間的信息傳播也會發生變化[17]。這種變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破解醫患之間信息傳播的不對稱。最近幾年，公眾、新聞媒體和一些專家學者都在呼吁要把患者看成是一個“完整的人”。反對只是把他們看成身體器官被分割和攜帶各種病原體的角色，他們需要得到認真的傾聽，而不是單方面的接受醫療人員的說法[18]。這樣的呼吁並非是新出現的情況，但是一直以來效果不佳，因為醫務工作者和醫學機構雖然承認患者的感受和想法可以增加醫患之間的良性互動，讓患者享有更多的知情權、參與權，但是更多的實際情況是，公眾經常被排除在專業性的討論之外，因為缺乏相關的專業知識和技能，所以隻能就自己的健康問題與專家進行著信息不對等的表面爭辯[19]。

醫務工作者所做出的一些常識性、診斷性結論，經常是基於以往累計起來的經驗而確認，而不是針對具體的個人做出的獨特的判斷，鑒於醫學本質上是一種“未知科學大於已知科學”特性，這之間是存在主觀判斷失誤而存在一定的隱患，而由於患者不掌握相關的知識，多數情況下會被不假思索的認可，即使有爭辯和質疑，最終的結果也是不得不妥協，這種實際上從未經受或者沒有經過公眾仔細審查或認真甄別就做出的醫學診斷造成了醫學決策的假面性。對這個問題的處理，筆者認為，當運用醫療設備和藥物進行治療時，專家或者醫務工作者不能隻根據專業醫療技術知識作決定，還要拓寬研究視角，從其他領域中吸取靈感，比如可以考慮學習那些醫學以外，但是對醫療針對有用處的社會知識，這些知識完全可以通過與患者充分溝通后獲得，而不是想當然地做出結論，應該把社會層面知識論題交給患者和公眾進行交流和討論，例如有關於器官移植和自願捐獻的過程中，醫務工作者需要告知的不只是捐獻者本人的生理器官狀況（醫學醫療專業知識），還應該向患者提供捐獻人其他方面的信息，比如家庭關系、工作生活等，把這個過程看作對生活、社會和精神方面的整體描述（非專業性、其他社會知識），形成一個包含多元信息的、全面系統的反饋，進而上升到對患者價值體系的尊重和精神狀態上的安慰。

對於患者來說，完全可以大膽地運用自身所在領域的非醫學專業知識、其他途徑學習到的適合自己的醫學感悟或者其他人傳授的經驗與專業醫務工作者就這個特定問題進行對話，在“專業”和“非專業”的觀點不斷碰撞和試錯的過程中了解器官移植過程中的細節、醫療設備的性能和操作，也應該給予患者更多的信息資源，讓他們在不同層面知識融合貫通當中決定他們自己的治療方案，並構建為他們量身定做的醫學知識，而不是最終留下幾句對器官捐獻者本人的感謝而已，因此，醫學醫療觀點來源途徑多元化的價值在於減少了“醫學決策的假面性”情況出現的次數，還會盡可能地降低由於信息不對稱給治療疾病和恢復健康帶來的阻礙和影響。

2.它對醫療創新發展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學習和獲取醫學知識來源的多樣化趨勢改變的不僅僅是醫學醫療理論層面的觀念、慣例和各種習慣，改變的還有醫學醫療的實踐活動和實踐模式，從更大的層面上促進了整體的衛生保健結構上的調整和變化。我們已經處在這樣的時代——形式上雖然都是接受專業的醫務人員的診斷和照顧，但是其具體的很多行為正在發生變化，許多現代、先進的專業實踐模式的確立，伴隨的是其他有的時候和醫學本身有關，有的沒有關聯的其他更加復雜的行為活動，它們都有可能疑惑會隨時隨地的融合在衛生保健實踐模式和創新活動當中，並且它們之間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筆者提出它對醫學醫療的創新和發展建設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評估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模式，並為其增加新的內容，破解農村地區醫療薄弱的局面，極大地緩解大中城市醫院面臨的龐大的看病群體所帶來的沉重的負擔﹔二是能夠對新形成的實踐行為和實踐模式提供重要的理論基礎和依據，使得醫學醫療的理論和實踐體系層次更加豐富多樣，尤其是對一些特殊群體、個別案例的處理上更有實效。

就第一個方面具體來說，新中國解放后，有很多地區一直流行“赤腳醫生”為群眾看病的醫療模式，這種方式看起來落后且古老，但是它根植於中國國情和實際情況，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熱烈歡迎和支持，它也是作為中國特色友好醫患關系的重要依據和標志之一。改革開放以后，“赤腳醫生”基本被取消，但是筆者認為需要在一定條件下，應該重新評估“赤腳醫生”具有的價值和作用，在那些醫學設備眾多、醫療環境優越的大中型城市城鎮地區，也許影響不大，但是在那些地理位置偏僻，經濟發展落后，生活質量差，尚未解決溫飽等無法享受城市醫療醫學待遇的赤貧地區、落后地區、偏遠地區，赤腳醫生還具有相當的存在價值，讓這個傳統的角色群體帶著各種最新的觀念和技能，重新回歸這三類地區是有效地實現在暫時沒有條件和環境學習現代化醫學醫療知識，掌握現代化醫療技能的條件下，因地制宜，因陋就簡的習得新知識，形成衛生新觀念的最佳途徑，比如農村地區普遍存在的“重治療、輕預防”的觀念——小病拖、大病挨，快死才往醫院抬﹔很多農民工明知非法賣血是非法還為了錢鋌而走險，明知道針頭不能交叉使用還聽信不法分子的謠言而導致感染艾滋病和其他傳染病﹔高空作業、多沙塵地區、礦井勘探行業患有特種職業病的患者群體疾病的預防和治療”等群體性的醫學事件都已經不是單純的醫學知識和措施就能夠解決的，必須要從社會學、倫理學、法學等學科入手進行調研，做好廣大農村地區群眾基本衛生保健知識體系的更新升級，及時糾正過去的偏頗和錯誤。赤腳醫生有很多非常了解農村地區的實際情況和農民群體的心理狀況，或者他們自己就是農民群體的一份子，他們與農民之間的“人際傳播”比“深奧晦澀的專業傳播”更有人情味和說服力，更容易被接受，如果再能夠和現有的醫學設備手段相結合，為赤腳醫生注入更新后的醫學理念，就完全可以成為國家正在推廣建設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以及全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發展建設過程中的一種重要的補充力量。

就第二個方面具體來說，“理想狀態下的醫療實踐模式是以友好的家庭醫務工作者為模式。他們了解自己的患者，對於每位患者的問題都投入了個人的興趣和時間，與患者確立了信任和友善的關系，而且毫無疑問地以患者的最大利益來決定自己的行動[20]。這種實踐模式在對醫患關系的處理上效果也為最佳，主要代表國家是美國，因為美國社會的主流思想是個人的權利高於一切，這個核心信念反映在美國的歷史、法律和社會習俗當中，對於這個公認信念的支持表現在衛生保健方面，就是官方支持下的患者自治，無論法律還是倫理權威都支持病人對自己的衛生保健有決定權，即使這些決定與醫療建議相互矛盾[21]。

從美國的醫學醫療發展的基本特點可以看到，新興的醫學實踐行為和實踐模式能夠延續發展，並被一般民眾接受和認可，是受到社會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作用和影響，甚至在某些條件下是非醫學事務能夠影響和干預醫學事務。那麼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醫學的進一步發展是需要其他行業、學科的知識提供智力支撐和知識技能幫助的，單獨依靠醫學界的力量是很難解決全部問題。而且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社會習慣、具體國情都不盡相同，彼此可以借鑒其中有意義的成分，但是無法全盤照搬照抄，具體到我國的現實就醫環境和就醫條件來說，上述的私人定制式家庭醫生衛生保健模式和患者自治問題的研究是最近幾年才剛剛興起，隻在少數醫學條件發達的地區和城市當中試水推廣，目前還並不具備普遍適用性。不論路徑結構如何發展和完善疑惑豐富多樣，都不可能完全替代公共衛生環境下的專業治療，它的價值在於在鞏固既有的醫學醫療知識體系的基礎上，拓展了醫療實踐行為和實踐模式的深度和廣度，這對醫務工作者和患者都裨益無窮。對患者來說，當面對醫務人員的玩忽職守，責任心差﹔醫患關系中特權的一方，不公平的壓榨普通民眾﹔在解決新技術新問題時出現的失察誤診﹔經濟困擾與職業道德之間的對立﹔無法平衡家庭、工作和生活之間的關系，把壓力轉嫁到患者身上等一系列問題時，隻要有上述的任何一種或者幾種情況發生，那患者永遠有自由、獨立的選擇自己喜歡的衛生保健模式和治療方案，替代自己不喜歡的治療方案和醫務人員的動機和需求，而不是束手就擒，任其擺布，而這在過去的年代裡是很難實現，但是在當代社會的醫學的發展和進步提供了這種可能性。

對醫務工作者來說，醫學永遠都是“未知大於已知”的學科，尤其是當來自其他行業、其他學科的思路、實踐模式、行為活動對醫學進行滲透的時候，究竟能夠對其他已知的東西產生多大的影響、正面和負面無法提前量化，不確定性居多，但是隻要是根據客觀規律、具有明顯科學依據的、且經過經驗性總結核實過的理論和實踐內容，都應該以“對醫學的發展做出有益的貢獻”的想法去大膽的嘗試和接受。比如，對“艾滋病”群體關於感染未知病毒事件一直持續的討論和“恐艾”這類特殊的群體和特殊現象都需要跳出傳統醫學的窠臼，學習並糅合融入來自其他方面的新知識，採用新措施去應對和解決，治療的針對性更強，說服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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