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真實與掩飾

“一切的道德觀念都完全的先驗地在理性中有其根源，而且，在最高度的思辨理性中之為真，這些道德觀念不能從任何經驗中得到，因為只是從偶然的知識中被得到，正是它們的根源的純粹性，才使得他們堪稱我們的最高實踐原則，而且正當我們增加了任何是經驗的東西，也就損壞了它的真正影響力。”[2]由此可見，真是人性中最純粹最無雜念的品質，“真，善，美”成為社會上不可忽視的道德力量。影片中，不管處於任何語境中，漢娜都以真實的狀態出現在公眾視野，文盲身份設定與真實自我再現交互糅雜，使得人物形象愈加立體、飽滿。在愛情滋潤下的漢娜，真誠愛著米夏，三十六歲的漢娜依然會像戀愛中的小姑娘般任性，耍性子，情緒變幻無常，患得患失，與公共視野中中年婦女形象的建構相悖，人性中應有的平和，理性被替代為感性和不可理喻。其中，漢娜對米夏的愛亦是真誠而純潔的。漢娜的扮演者溫絲萊特從人性的角度理解她的感情“因為害怕暴露她的不識字，她可能從來沒有讓任何人走進她的生活。對她來說，能夠落在如此的境地，感受此種性質的親密關系，在她的極限世界裡被朗讀聲覆蓋，從情感上她比男孩更需要對方。她真誠地愛這個年輕的男人。她不覺得不合適、色情、不舒服或者錯誤。她對他非常溫柔。”[3]這說明在愛情面前漢娜呈現出來的是真實的自我。另一方面在法庭上受審的漢娜，對於法官的提問，她如實回答，沒有一絲的隱藏，與坐在后排的其他大多數曾在集中營工作過的同黨，漢娜表現出了人性中最為真實的一面。法官問：你為什麼不把他們放走？漢娜回答：因為看守他們是我的指責，我不能這麼做。漢娜無疑是正直的，沒有隱瞞自己的罪行，這裡的坦率無非是一種承擔，一種面對。此外，在電車上班的漢娜，認真工作，忠於職守，也是漢娜對於工作最為真實的一面。

人性真實的背后，與之相矛盾的是隱藏在心裡卻不為人知一面。影片中漢娜在罪行面前呈現出來的是坦率與真實。然而，正是對於知識的敬畏和潛藏在內心深處的虛榮，讓她承擔下原本並不屬於自己的罪行。法庭上，漢娜放棄自己書寫的權利與証件字跡進行對比辨別，而在眾目睽睽之下獨攬下滔天罪行，看似是對自我尊嚴的維護，看似是智者的行為選擇，實則為了內心的虛榮，不惜出賣自己的靈魂。一方面源於自我文盲身份的自卑，其次是知識懷有的敬畏。這種敬畏就像尊嚴一般值得被尊重。然而，漢娜又是知識缺失者，她無法判斷自我選擇是否正確，面對罪行的承擔，她隻能拙劣地選擇掩飾來隱藏自我“文盲”身份。“崇高是在規模和程度上都能激起敬畏之感的（太令人敬畏的偉大），它吸引著人們去接近它（以便用自己的力量衡量它），擔當人根據自己的估計與它作比較而使人顯得微不足道時，其帶來的恐懼性又是威懾性的。（比如在我們頭上的雷霆，或是一座高俊荒蠻的山嶺）。[1]”再次，源於對自我形象的維護，不想自我文盲的身份展示在公眾之內，成為毀害自我的一劑毒藥。影片中，律師身份出現並掌握著事實真相的米夏，在法庭上並未站出來為漢娜洗清罪名，此舉動不僅有悖於職責，也對之后並不圓滿的生活埋下了伏筆。對於米夏的沉默和掩飾暗示著對漢娜深情的愛。作為漢娜的戀愛對象，一方面憤怒於漢娜的不辭而別而產生恨意，另一方面源自捍衛漢娜自我尊嚴的考証，作為愛人，米夏清楚地明白尊嚴對漢娜的重要意義。

三、角色與身份

影片在角色設置上，給予角色多重身份設定。漢娜作為一位普通婦女，納粹集中營看守，雙重身份給漢娜戴上了“施害者”“罪犯”“婊子”的一系列頭銜。無可厚非，漢娜也是一名受害者。二戰中，有許許多多像漢娜一樣的平凡人，他們並非十惡不赦的壞人，卻在有意無意之間被做惡。這不僅是歷史悲哀，也是人性悲哀，這一個個個體只是納粹集中營中被操縱的一顆螺絲釘，缺自主選擇的權利，隻有無條件服從。在規則面前，反抗就是自我毀滅，隻有絕對的服從。漢娜作為集中營的看守，看管犯人是自己的職責，她們也只是做好“本職工作”而已。

然而，任何與納粹有關的元素都逃脫不了人民唾罵，單純的求生之道換來永遠無法退去的罪名。從這種意義來講，漢娜並非殺害任何人，卻由於自己的“恪守職責”卻導致成千上萬的無辜者死亡，也正是“角色意識”的悲劇，為了履行好自己的職責，漢娜卻成為歷史的罪人。影片中，漢娜稱：先來者要為后來者騰地方來解釋為何要把一批批年輕的女孩眼睜睜看著去送死，在漢娜眼裡，扮演好看守的角色是最重要的，這種“高尚的使命感吞噬了道德的判斷”，也是影片力圖實現的最大的寬容的理由。與此同時，漢娜另一身份建構，體現在與米夏的情感關系上，盡情享受愛情帶來的溫情。此外，作為一個有軌電車的售票員，盡職盡責，以至於到最后由於業績突出，被提升到司機辦公室工作。不同的身份建構帶給她的卻是截然不同的命運，前者的盡職導致背上“罪犯”的罪名，后者卻是當今社會倡導的工作必備的素養。所有的結果必然引出一定的誘因，漢娜作為一名文盲，她是無意識的，所以隻能是一個犧牲品。

影片中，對米夏的身份建構也毫無例外。少年時期的米夏沉迷於和漢娜的戀情中，他是一位“稱職”的戀人。作為學生，他以逃課來換取與漢娜的親密接觸。學校，作為一個公共空間的存在，然而，米夏從一個公共的空間的逃避卻樂意沉浸到兩人的私密的狹小空間中去，可以說是米夏更傾向於情感中所承擔的角色認同，對於“學生”的身份自己是逃脫的﹔作為律師，因為私情和道德，沒能做到公正公開﹔作為兒子，父親去世之后都沒有回家，只是不想回來這座讓他悲傷難過的城市，對於父親的贍養他是缺席的，他沒有履行作為一個兒子自己應盡的義務。此外，他本身還是一個丈夫，一個父親，但是他擁有著的是離異的家庭，女兒獨身居住國外，對於女兒的成長沒有履行作為父親最基本的父愛。作為丈夫，他忘卻不了漢娜的存在，無法融入夫妻感情中來。然而，米夏的身份缺席很大程度上度取決於漢娜，漢娜成為他一生揮之不去的迷霧。米夏完全活在漢娜的陰影下，喪失了自我的獨立意識，迷失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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