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研究啟示與不足

綜合現階段有關的研究成果，關於網絡輿論下道德綁架的研究雖然取得了發展和進步，但或 多或少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缺陷。

（1）關於網絡輿論研究的細節不足。當下網絡輿論的相關文獻所涉及的研究內容大多都是關於網絡輿論的概念、特點的相關闡釋以及對其傳播途徑的分析以及監督引導方面的研究，而對網絡輿論的傳播機制，即傳播類型、傳播層次、傳播模式等沒有太具體的系統的研究。

（2）道德綁架事件類型分類尚不明晰。目前關於道德綁架案例類型的分析，不同的學者有不同的分類方法，但是都沒有統一清晰的分類。

（3）道德綁架的傳播機制研究不足。國外暫時未有“道德綁架”這一概念，因此國外對於道德綁架的文獻研究甚少。國外在網絡輿論這方面的研究隻涉足於對網絡輿論和傳播機制的討論，而沒有發展到網絡輿論的類型之一——道德綁架的研究，同時暫時還沒有網絡輿論中關於道德綁架的傳播機制的研究。

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缺乏網絡輿論的道德綁架現象和信息是如何在人群中傳播、擴散、壯大或沉寂，什麼樣的因素會影響它的傳播的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在總結前人對網絡輿論的道德綁架現象的一些相關分析的基礎上，對道德綁架的傳播機制進行深入研究和總結。

二、網絡輿論中的道德綁架傳播過程分析

道德綁架從本質上來說亦屬於眾多網絡輿論中的一種，在互聯網時代，輿論的大眾傳播途徑由以前的傳統報刊、廣播、電視更多地轉向當下的互聯網新媒體平台以及具有開放性和深度交互性的社交平台，在新的環境下，輿論的大眾傳播過程必然更加復雜。網絡輿論中道德綁架事件的爆發與大眾傳播的關系密不可分。

道德綁架現象產生的過程亦是大眾傳播中反復發酵的過程，而作為主要傳播過程模式之一的大眾傳播過程模式，是由威伯爾·L·施拉姆在1954年首次提出，該模式充分體現了大眾傳播的特點。

該模式把大眾傳播過程分為了信源、編碼者，譯碼者，釋碼者、大量的受眾以及可能的反饋三個過程，且由於傳播過程的動態性和結構性，傳播的在實質上是傳播者與受傳者的意義或精神內容上的雙向互動，傳受雙方都是譯碼者，釋碼者和編碼者的統一體，訊息則是符號和意義的統一體。“構成傳播雙方的分別是大眾傳媒與受眾，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傳達與反饋的關系。作為傳播者的大眾傳媒與一定的信源相鏈接，又通過大量復制的訊息與作為傳播對象的受眾相聯系。受眾是個人的集合體，這些個人又分屬於各自的社會群體﹔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群體之間都保持著特定的傳播關系”[5]。基於此，可以得出，大眾傳播的過程實則是各個要素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過程，大眾傳播過程模式亦表現出了社會傳播過程的相互連結性和交織性。

同樣地，在網絡輿論環境下的道德綁架輿論傳播，其過程也如同大眾傳播過程一般復雜。在大眾傳播過程模式的基礎上，我們將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名人道德綁架的傳播過程。

其一，來自各種信源的信息輸入。微博作為一個開放性很強的公共社交平台，它必然是各種輿論熱點爆發的首要陣地。近些年來，隨著互聯網發展的速度越來越快，網絡輿論環境也愈加錯綜復雜，明星作為公眾人物，其言行必然受到公眾的監督和管制。當某些具有道德爭論的事件發生在明星身上時，四面八方匯聚而來的微博大V、媒體用戶和各路網民、網絡水軍，便紛紛發起了關於道德綁架的論戰。總的來說，道德綁架事件都可歸為：大眾站在道德制高點上，逼迫名人做某事或者表態。由此產生的道德綁架輿論，便是道德綁架的信源。

其二，媒介組織與譯碼者、釋碼者、編碼者。正如上文所說，各種媒介組織和大眾在大眾傳播過程中同時扮演著傳者和受者的角色。不同的媒介組織出於不同的性質、立場、受眾情況及自身利益會對此類信源產生不同的譯碼、釋碼、編碼行為。媒介組織在傳播過程中起著意見領袖和把關人的作用，他們的意見和傳播內容將會對受眾的信息接收產生影響。同樣地，大眾出於不同的職業、年齡、受教育程度、成長環境以及個性等心理因素的影響，也會對道德綁架事件進行不同的譯碼釋碼編碼傳播。

其三，大量的受眾與反饋。每個接受者都扮演著譯碼、釋碼和編碼的角色，受眾通過接收信源大量同一的信息，個人從屬於群體，在群體內，訊息得到再解釋或加工。根據群體極化理論，人會受到周圍信息的影響，從而產生與周圍人相同或相反的態度。環境影響態度，態度決定行為。在道德綁架事件中，受眾由於不同的社會、心理因素造成了不同的態度，此種態度將會影響他們對事件的行為。通過影響變量的分析，可得出受眾態度對其行為的影響，從而分析受眾可能表現出的反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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