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網絡輿論中名人道德綁架的案例分析

2016年9月16日晚，明星喬某死亡的消息在網上爆出，引起熱議。該事件發酵快，短時間內在微博上引起了較為廣泛的傳播。在9月16日晚至之后的幾天內，喬某的死亡事件在微博上不斷地發酵。

在娛樂圈中，某陳姓女明星是喬某公認的好友，其當晚的微博對該事件的反應受到多數網友的關注。在喬去世當晚，陳發布了對其所參加的一則綜藝節目的宣傳，未有悼念好友的內容。此舉引起了部分網友的評論炮轟和道德綁架。其在同日發布的微博更是成為了粉絲瘋狂評論的陣地。在施拉姆提出的大眾傳播模式中，信息的來源來自大眾，“好友去世，陳未發微博表態”成為整個網絡事件的信源，並在網絡上引起了熱議。

（一）信源復雜多樣，傳播迅速

如上所說，在輿論傳播過程中，大眾同時扮演著信源和編碼釋碼譯碼的角色，每個人既是輿論的發源，又是傳播者，反饋者。這一理論同樣適用於以微博為代表的網絡輿論的傳播方式。“網絡媒體尤其是網絡論壇就像一個廣域無疆的移動公開跑馬場，它會隨著焦點事件的改變隨時把眾看客的注意力吸引到事件發生地，並為每一位看客提供盡可能詳細的可供討論的跑馬信息。[6]”

根據事發當天該條微博的內容為“又到禮拜五了，知道今天晚上要看什麼嗎？”，的微博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數據：其主要內容為藝人綜藝節目宣傳，該微博的轉發數量為15578，評論數量為425680，曝光量（這條微博在多少個微博用戶的頁面上顯示）為69160000。其中直接道德綁架及辱罵陳姓女星的評論數量大致為50——100條，所引發的點贊數為幾十到幾百不等，所引發的延伸評論和回擊數量和則為幾十到上萬，而相對正面的評論和回擊的評論則佔了大多數。

（二）受眾參與信息再處理，扮演多重角色

在該事件中，對陳的道德綁架評論主要內容指責其未對好友的死亡發微博進行悼念，部分網友則基於此進行反擊。在喬的死亡事件整個的發酵過程中，普通網民同時有了作為編碼、釋碼者和受眾的雙重身份。每一位網民都可以對陳在整個事件中的行為作出反應、得到自己的理解並發布於公眾平台﹔同時，每個人也可以在評論區直觀地看到其他人對此的觀點和態度﹔在微博這一社交平台上，釋碼者與受眾進行了交流與角色轉換。

於此同時，在大眾傳播模式中編碼、譯碼和釋碼這一環節中，媒體作為重要的參與者，其行為也會受到其自身利益、定位和受眾的影響。由拉扎斯菲爾德提出的兩級傳播理論指出，信息傳播過程首先是從大眾傳播到輿論領袖，然后從輿論領袖傳到社會公眾的過程。前者是信息傳達的過程，后者主要是人際影響的擴散。該理論認為，人際傳播比大眾傳播在態度的改變上更有效，即第二級傳播更為重要。在喬任梁逝世事件中，一些媒體和網絡名人借陳“未加表態”的行為，在網絡上發表了相關文章，並借事件熱度以增加閱讀量。作為信息的二次加工者，這些網絡意見領袖將輿論內容擴散給更多的受眾，進一步為事件升溫。

（三）受眾反饋多數客觀

通過對陳同日微博的評論數據分析發現，大部分評論的內容還是趨於理性，涉及道德綁架的評論數量佔總體評論數量的比重較低，而大多數涉及道德綁架內容的評論也受到了網友的理性辯駁。根據對普通受眾有關網絡道德綁架言論的調查顯示，大部分受眾會留意網絡輿論中對於明星的道德綁架現象，然而，超過69.95%的人不會在網絡平台上的道德綁架行為發表自己的看法，37.44%的公眾認為受眾不應對名人過分苛求，認為受眾不應插手名人私事的公眾佔比20%。以上數據分析顯示，大部分網民受眾對於名人在網絡平台上的表態行為持寬容態度，多數人對道德綁架事件持客觀旁觀態度。綜上，在網絡輿論下對名人的道德綁架的傳播模式下，受眾受到多方面、多主體的影響，其反饋較為客觀和理性。

（四）水軍、炒作因素不可忽視

據數據顯示，陳微博下的互動用戶，曝光量為6916萬，用戶活躍度為44，用戶質量為48，加V比例為2.4%，參與用戶數為5526，重度水軍操作。水軍炒作，利益糾紛經微博、微信等網絡輿論社交平台放大呈現，增加了事件的復雜程度。

四、網絡輿論中名人道德綁架事件的傳播機制

經過對網絡輿論中的道德綁架事件的歸類分析、對典型案例傳播過程的深入剖析，並結合施拉姆的大眾傳播過程模式，我們研究探索出一套初步的關於網絡輿論中道德綁架的傳播機制。

（一）事件的產生——信源

出於無聊、跟風、博取關注等心態的普通民眾、亦或是受背后經濟利益操縱的網絡水軍，對當事人做出了道德綁架的行為並輸出了相關信息，常見的道德綁架輿論信息為強迫某人做某事或迫使某人表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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