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傳播政治經濟學認為，在傳媒業的知識生產中，商業資本使媒體從業人員作為雇佣工人將勞動力轉化為媒介產品，同時受眾也通過“生產性勞動”不僅僅作為媒介產品的使用者和消費者而存在，也參與了媒介的再生產過程。進入互聯網時代，社交媒體及技術形式的日新月異，這使得“使用者創生內容”的意義也超出了“消費即生產”的范疇，相較於形式的經濟產值，受眾對於傳媒環境投入的完整意義也有待進一步闡釋。

關鍵詞：傳播政治經濟學﹔新聞知識生產﹔媒體接觸

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閾中，傳媒業的知識生產和媒介接觸都受到商業資本的影響。商品化使媒體從業人員作為雇佣工人將勞動力轉化為媒介產品，同時受眾也通過“生產性勞動”在媒介產品的接觸中參與了媒介的再生產過程。新媒體時代，傳媒業的生產規范及新聞形態發生了改變，媒介使用者對信息的生產意義也隨之變化。

一、打破腦體對立的“生產性勞動”

勞動被古典經濟學家認為是價值的來源。工業革命后，生產力的發展使得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超越了生存的必需。在馬克思看來，在資本主義引起的社會轉型中，勞動是其核心因素。馬克思將勞動視為包含著社會活動的寬泛概念，人們在社會活動過程中構建自我和歷史。但同時，一種把勞動視為基本物質活動卻又將它窄化為一種雇佣制度的理論，將導致傳播、文化、語言、社會再生產等其他物質活動被認定為是建立在由勞動決定的物質基礎上的非物質的、從屬性的反映（極端者甚至認為它們不過是物質基礎的上層建筑）[1]。

1820至1830年代，手工業者作為當時美國社會的勞動主體提出了“生產者共和論（producer republican）”作為斗爭的武器。19世紀末期，勞心與勞力日趨二分，對此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領袖席勒提出解開勞心勞力區分的鑰匙是“生產性勞動”。在此之前，德裔皮革工人狄次根曾主張“思考”是一種“體能”和“勞動”的過程。另有部分論者也認為思索與言談、行動與活力、物理生產以及體力勞役，都是“勞動”所包含的部分[2]。席勒通過將“生產性勞動”界定為“人的自我活動，具有兼容並蓄及整合的性質”，涵蓋了包括薪資勞動之外的家務及休閑活動。在他看來，除了知識性生產勞動，讀者、聽眾與觀眾所從事的活動都是有償或無償的工作。該界定將受眾接觸大眾媒體的行為視為生產性勞動的過程，受眾不再僅僅作為媒介產品的使用者和消費者而存在，並且參與了媒介的再生產過程。

二、媒介知識生產：個人創造轉向機械流程

商品化是商業媒介生產的重要環節。資本將新聞生產的勞動力轉化為稿件，並與相關廣告和文章進行產品組合。“講故事的人”成為雇佣勞動者，以勞動換取薪酬。成套的新聞產品被投入市場，在資本獲取剩余價值之后，再用於規模擴張或其他投資事業。正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所認為的那樣，在生產過程中，資本倚靠控制生產工具能夠從生產者身上獲得比薪資更多的利潤，即剩余價值的實現[1]。

媒介產業雖仍然帶有強烈的行業、專業及工匠的傳統，但同時它的勞動過程已經發生了轉型。不可否認，產品構思在媒介產業環節中的重要性，使其對個人創造能力的需求成為媒介組織區別於其他一般生產行業組織的顯著特點。然而，若隻強調個人的創造就容易忽視商業化環境中的媒介生產過程，事實上不論生產過程發展得多麼不平衡，媒介產業組織與一般生產組織的勞動過程越來越相似了。

對於傳媒業內部結構和生產環節的考察，塔奇曼、甘斯等一批媒介社會學和組織傳播領域學者分別在其著作中提出了相關見解，詳細指明媒介組織如何管理新聞生產的一整套流程。這些研究勾勒出原本具有創造性和開放性的媒介生產過程被簡化機械的程式化流程所框定，在科層制的分工結構中包括突發新聞的報道和特寫稿件的撰寫都變得有章可循。經過前期策劃和預處理，媒介組織採用機械環節進行信息搜集、新聞加工和產品發布。這些學者在不同層面強調了媒介勞動的程式化操作，並使用豐富而充滿細節的經驗材料對媒介生產的“社會/技術”建構過程加以呈現，這被看做是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貢獻。

在傳媒業的知識生產中，涉及勞動和剩余價值的生產現狀在於一方面媒體從業人員作為雇佣工人，通過從事勞動生產媒介產品受到剝削﹔而另一方面，媒介生產勞動者往往又忘記了自身所扮演的剩余價值生產者角色以及“制度森嚴的組織化傳播遭到特定結構的限制”，從而形成自我身份的虛假想象[3]。

三、媒介接觸：從事消費性勞動的“受眾商品”

傳媒產品在意識形態層面的復雜特性，使得其勞動價值的實現呈現出多元化的進程。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奠基人達拉斯•斯麥茲在其發表於1977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受眾商品”理論[4]。斯麥茲認為，大眾傳播的商品交換是在廣告驅動下完成的，媒介生產最重要的產品並不是其加工發布的信息、圖像、話語或思想，而是消費這些媒介產品的受眾。媒介組織真正的商業目標是向廣告客戶售賣被集合打包的受眾群體，換句話說，受眾是商業媒體最根本的商品。在解釋媒體組織與廣告商的關聯、受眾媒介接觸的測量甚至廣電媒體的時段價值方面，“受眾商品論”具有較大的理論闡釋力。據斯麥茲的研究，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所有時間都屬於勞動時間。受眾在使用媒介產品時，仍在用勞動創造價值，而絕非如他們自己所認為的那樣只是在打發時間，此種勞動最終通過對廣告附加費用的支付來實現其價值[5]。在工作之外的閑暇時間，受眾的勞動並未獲得價值補償，相反還需要經濟付出。

斯麥茲將受眾的媒介接觸勞動放在廣告商、傳媒和受眾的互動三角框架中進行理解，其核心是廣告接受層面的受眾勞動。在產品購買決定中所消耗的時間屬於受眾提供的服務，通過收看商品廣告，從而在自身觀念中創造出需求並進行消費，這就是受眾為廣告商的投資所付出的勞動。在斯麥茲看來，這是廣告客戶與受眾之間的聯結點所在。

部分文化研究學者如費斯克在斯麥茲之后也曾提及相關概念。通過視受眾為媒介產品的消費者和大眾文化的意義生產者，強調了受眾的主動性、獨立性和反抗性。嚴格來說，費斯克等人的理解顯然並未沿襲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路徑。對於“受眾商品”能否成立的問題，斯麥茲被批評者指出具有經濟決定論傾向。積極受眾論者更是將量化實証的注意力放在“能動的人”上，以圖証明受眾作為傳媒意義生產者具備自身的主動性。部分“受眾商品論”的后繼者也試圖修正其中的被動觀念，通過強調精神需要的滿足、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來彌補受眾進行媒介接觸時的勞動與經濟付出[6]。另有研究者從測量結構的角度來思考受眾作為商品的問題，如米漢認為，媒介的核心商品既不是信息，也不是受眾群體，而是量化的收視率。受眾的數量、構成及其媒介接觸的調研報告才是媒介機構進行市場交換的關鍵要素。布雷特•R•格拉維曾指出斯麥茲論証時存在的問題，從雇佣資本的法則和剩余價值的實現階段等角度分析了該理論中包括商品交易環節、受眾媒介接觸的成本以及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未加區分的悖論。格拉維認為，如果承認受眾被迫在讀報、觀影的休閑時間從事勞動，生產與再生產的邊界就消失了，一切時間都變成了生產時間。而既然工人全部的時間都用來勞動，就意味著其不再擁有可供自我支配的時間，那麼也就不再擁有可供交換的勞動力，工人因此被降為生產的工具，成為被麻痺的“觀念的奴隸”[4]。在此邏輯中，倘若工人選擇罷工，那將不會創造出任何勞動價值，斯麥茲的理論也將不攻自破。

四、結 論

進入互聯網時代，隨著傳播技術形式不斷變革，自媒體平台的信息生產再次打破了媒介組織的機械流程。而自斯麥茲擬定媒介商品領域的價值觀念后，用戶使用社交媒體創造內容的行為已遠遠不同於大眾傳播時期受眾作為意義生產者的內涵范疇[2]。較之於傳統意義上的經濟生產，受眾在媒介接觸勞動中投入的時間及其進入媒介環境中的聚焦狀態，其完整的意義都有待進一步挖掘與闡釋。

參考文獻：

[1] 文森特•莫斯可.傳播政治經濟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2000.

[2] 馮建三.從《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看文化與勞動的關系[J].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2011(7).

[3] 丹•席勒.傳播理論史:回歸勞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 周人杰.西方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最新進展[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5(5).

[5] 郭鎮之.傳播政治經濟學理論泰斗達拉斯•斯麥茲[J].國際新聞界,2001(5).

[6] 趙高輝,王梅芳.媒介受眾的“異化勞動”及其后果——從《世界新聞報》“竊聽門”事件談起[J].當代傳播,2012(4).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