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西方新聞框架理論的本真

——兼論新聞框架的內涵與組構

劉建明

2017年07月11日11:55  
 

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當前流行的西方新聞框架理論開辟了新聞報道的新視角,但有些論述模棱兩可,似是而非,並提出媒體“建構社會”“制造新聞”“新聞是新聞人做出來的東西”等說法。背離鏡子理論的“新聞建構”,否定新聞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提倡新聞建構現實。新聞框架理論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就受到西方一些學者的批評。本文闡釋了新聞框架的真正含義,對新聞框架的組構方式做了探索。

【關鍵詞】新聞框架﹔框架元理論﹔鏡子理論﹔新聞框架的組構

20世紀70年代,西方出現新聞框架理論。美國學者認為,“框架包含了選擇和凸顯兩個作用,框架就是把認為需要的部分挑選出來,在報道中特別處理,以體現意義解釋、歸因推論、道德評估及處理方式的建議。”“在社會現實的建構中,存在著新聞工作者的框架和受眾個體的框架,兩者之間不一定存在高度的相關性”①。國內有人強調,新聞框架“是指人們用來認識和闡釋外在客觀世界的認知結構”。②“國內的框架理論研究主要集中在新聞文本的框架分析”。[1]這些結論開辟了新聞報道的新視角,無疑是有價值的。但不知是翻譯問題,還是理解的問題,新聞框架理論含義模糊,有些論述似是而非。全面了解西方的新聞框架理論,探討新聞框架的組構方式,對提高新聞質量大有裨益。

一、從框架元理論中認識新聞框架

新聞框架究竟是指文本框架、社會框架還是認知框架?這三個概念美國學者都提到了,但沒有加以嚴格區別。新聞框架既有新聞工作者框架,又有受眾個體框架,那麼二者究竟有什麼差異?美國學者也沒有論述。在美國的研究中,新聞框架總是同新聞建構聯系在一起的,但又提出了“社會建構”的概念。對客觀事件以至整個社會生活,記者隻能反映它、報道它,根本無法建構它,媒體沒有建構社會的能量。新聞框架理論這些自相矛盾的觀點和混沌模糊的概念,隻有到框架元理論中認真梳理,從整體上把握,才能認識其荒謬的根源,還原其理論的本真。

1974年北美學者埃爾文·高夫曼(Erving Goffman)把“框架”(frame)概念引入文化社會學研究。③他的《框架分析:組織行為經驗簡論》一書指出,借助一個個事件或對其進行體驗,人們確定“社會中什麼是最重要和突出的東西”,以此形成和改變人們的看法,對大眾建立起禮儀和秩序約束。高夫曼對人們陳述事件規則的論述,揭示了新聞框架的核心思想,他寫道:框架是“約束我們主觀參與的事件(至少是社會事件)的組織原則,框架將生活世界的片段組織起來”,而“片段”(fragment)則是“流動事件的隨意切片”[2]。媒體選擇新聞事實(客觀世界的片段),按順序與顯要性組織起來的新聞敘事,是西方新聞框架理論的最初含義。正如蓋爾·費厄赫斯特和羅伯特·薩爾(Gail T.Fairhurst and Robert A.Sarr)所說:“從本質上說,框架理論常用於媒體的新聞傳播,表明記者選擇什麼信息,以及如何突出處理這些信息,把它展示給觀眾。”[3]這種元理論的觀點,逐漸被后來的研究者所修正。

在《框架分析:組織行為經驗簡論》一書出版后,大量文章論証“新聞框架的建構”與“社會建構”,証明媒介與記者的主觀認識支配著新聞框架的形成。例如蘭斯·班尼特(Bennett,W.L)認為,“新聞故事被固定於某一框架中,可歸結為某種核心思想或意義的類型。這些框架對正在發生的事件的含義進行提示。當框架明確地構建一個事件,相互爭斗的政客們提供的信息便企圖使這一信息或多或少地同觀眾有關”[4]。伯納德·羅斯科(Bernard Roshco)指出:“對某些特定議題和報道的新聞判斷,都受記者、編輯或發行人的主觀看法或情緒的左右。總之,對新聞判斷起關鍵影響的是記者和編輯的刻板印象和新聞組織運作的需要。”[5]這類觀點恰恰與高夫曼的元理論“框架是由世界的片段組織起來的”相反,它過分強調記者對新聞的主觀作用。邁克爾·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指出:“記者往往說‘新聞建構’,說‘制造新聞’,說‘真實性的社會建構’,說‘新聞是新聞人做出來的東西’,等等。一項研究顯示,‘新聞是新聞工作者採用方法的產物’,另一項研究証實,‘新聞是記者制造與加工的’……這樣的語言會驅使記者激烈地防衛他們的工作,一個負責任的記者從來不偽造新聞。”[6]

所謂建構新聞或媒體建構社會,是指按照媒體的意圖描繪社會現狀,依據他們的想象塑造現實生活。正如蓋伊·塔奇曼(Gaye Tuchman)所說:“我們生活在媒介建構的社會中,媒介化的生活使我們去現實化,我們的生活被媒介所主宰,所有的觀點和事實都被媒介所左右,逐漸脫離了真正的現實生活。”[7]對中國老一輩新聞工作者而言,這種建構新聞、建構社會的行為有過兩次突出表現:一是1958年全國報刊和廣播轟轟烈烈地報道中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到處是“一大二公”、高產田、吃飯不要錢,發揚共產主義風格。而實際上則是農田荒蕪(農民去大煉鋼鐵),國家貧窮,群眾吃不飽飯,一片怨聲載道。二是1966—1970年,林彪、“四人幫”驅使所有媒體把全國動亂、人民缺吃少穿建構為全國形勢一片大好、越來越好,到處鶯歌燕舞。而社會真相則是工廠停工、學校停課,全國大部分地區人民忍飢挨餓。

美國媒介社會學研究者戴維·奧爾瑟德(David L Altheide)認為,新聞框架是組構(Fabric,organization)的,而不是建構(structure,construction)的,他寫道:“新聞材料是如何被組織的,它的風格展示、對某種行為特征的聚焦和強調,以及媒介傳播的措辭等構成了范式。范式成為用來展示和解釋現象的一種框架和觀點。這種觀點的一個關鍵要素就是范式控制(format control),或者說新聞內容是如何被界定、選擇、組織以及展示的。”[8]蓋伊·塔奇曼對新聞框架也提供了一個類似的界定:“新聞框架是組織每天的(organizes everyday)現實並是日常現實的一部分,也是新聞的基本特征。”[9]

建構是媒介強烈的主觀行為,組織或組構則是把客觀事實組合成一個符合客觀真相的整體,無論選擇客觀事實還是揭示其意義,都要同事實客觀獨立的存在相一致。杰克·盧爾(Jack Lule)指出:“新聞工作者在早期報道的框架內,通過重述不朽的神話構建新聞,聚焦事件和事實后將其構建到新聞中,為這一過程提供部分解釋。”“但現實事件發生的意義,因事件獨立於媒體之外,其意義也是獨立存在的。”[10]

以主觀建構為出發點的新聞框架理論,背離了新聞的客觀論和反映論,在其興起三四年后就遭到西方許多學者的批評。美國學者威廉·加姆森(William A.Gamson)指出:“盡管高夫曼的著作引發雪崩式的框架分析熱,以往三年把高夫曼的觀點推進到和他的框架分析不盡相同的地步,今天的許多引述都有似曾相識的理由。”但“框架分析簡直太含糊不清,高夫曼的樣式是‘社會學的藝術形式’,隻有少數人才能直觀地把握和運用它的某些基本原則”[11]。托馬斯·考寧(Thomas K•nig)在《框架分析入門》一書中除了肯定這一新思維模式外,列舉了11位學者的批評意見,認為框架分析是一種時尚,隻適用於對社會小環境的分析﹔許多說法含糊其辭、模棱兩可,很難對事件真相與社會現實做出准確的判斷,更談不上正確地建構新聞和社會。[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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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馬瀟(實習)、宋心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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