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正如蒸汽機的發明宣告著工業時代的到來，20世紀八九十年代后，隨著電腦技術、信息產業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興起，人類社會進入了信息時代。各種網絡社交媒體的接連登場，既是對傳統社會交流方式的反叛，也是對傳統的信息表達在新媒介上的演化。微信，作為目前最大的社交媒體之一，文字語言的應用一方面體現了新媒體的碎片化傳播，但又以大眾認可的規則“縫合”其意義。

【關鍵詞】微信語言﹔文字傳播﹔碎片化﹔合作原則

網絡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掀起信息革命的新浪潮。2011年騰訊公司推出微信（WeChat），誰又能想到如今它已成為集新媒體、多媒體、流媒體等功能於一身的大眾用品。作為智能終端，提供即時通信服務的免費應用程序，並支持跨通信運營商、跨操作系統平台，通過網絡快速發送文字、圖片、視頻和語音短信，也可以使用社交類的“搖一搖”“朋友圈”“公眾平台”等服務插件。首先作為社交服務工具，語言應用不僅包括最簡單的文字，還有影像符號的圖片和視頻，以及聲音符號的語音。

傳媒技術的最大作用莫過於催生了大眾文化，正如邁克·費瑟斯通在《消費文化與后現代主義》中說的那樣，“由於大眾電子傳媒的迅猛發展，今天的生活環境越來越符號化、影像化，它越來越像一面‘鏡子’，構成現實幻覺化的空間”[1]。新媒體以圖像為主要內容碎片化傳播，又以大眾認可的方式自動建構起表意整體。從人類媒介發展史來看，后現代之前媒介傳播信息的主要內容還是文字，無論是聽覺感知的聲音形態的文字，還是視覺感知的以紙媒為主要載體的文字。20世紀后半葉人類現代史進入后現代時期，日趨圖像化的對話方式，文字傳播也並非銷聲匿跡，甚至滲透著圖像傳播規律。以微信傳播為研究對象，其文字語言應用也同樣存在著“破碎”和“縫合”的互動規律。

“縫合”來源於著名的法國結構主義“五巨頭”之一的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學。20世紀下半葉，法國結構主義思潮席卷西方。作為一種研究方法，結構主義力圖在語言學的基礎上、通過理論的跨界運作開創出一種新的文本閱讀模式。拉康從語言學出發來重新解釋弗洛伊德的學說，他將“縫合”用作意識與無意識之間的聯結。[2]正如著名的電影理論家丹尼爾·達揚在《古典電影引導符碼》一文中，論証了經典好萊塢模式的電影如何體系化且遮蔽式地引導觀眾，使之與電影文本背后主導性意識形態完成“共謀”，即用電影本體的敘事手法——鏡頭語言完成，這一過程就稱為“縫合”。[3]在微信傳播中，無論是在公眾平台上的對話機制，還是私人語境中的互動原則，文字語言的應用以“破碎”的形式充分展現了新媒體的碎片化傳播第一特性，但文字傳播過程中用戶自願地遵守“引導性符碼”對碎片進行編碼和組合，從而縫合出傳者所望、受者所需的信息。

一、公眾平台上的對話機制

微信的功能大體可以分為一種是作為私人的交往平台，一種是微信公眾平台，最常用的即微信訂閱號。微信的成功推廣，除了在私人交往平台設計上比起騰訊的另一款社交軟件QQ操作更為簡易之外，更在於“微信訂閱號”應用的創新。微信於2011年誕生，在兩三年后隨著新媒體新一輪的井噴式發展，微信的用戶量也緊跟著大幅度上升。作為微博的強勁競爭對手，無論是學界還是民間都將微博和微信進行全面對比和分析，但無論如何，微博和微信的定位差別，使得兩者在不同的大眾市場上螺旋式上升發展，甚至相伴相隨。微信是社會化關系網絡，用戶關系是構建網絡的紐帶。微博是社會化信息網絡，信息是構建網絡的紐帶。對於大部分網絡用戶來說，微信和微博的市場是有重合的。

在用戶關系上，相比於微博的非對等多向度錯落關系，微信是對等的雙向關系，更強調用戶之間的私密性。即使是微信訂閱號，文字的使用較其他網絡媒體更能體現互聯網時代大眾文化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表征。

（一）日常審美的泛娛樂化

中國古代對於文藝功能的探討，從先秦儒家孔子的“詩言志”走向了南北朝陸機《文賦》中的“詩緣情”，從唐代古文運動和宋理學的“文以明道”“文以載道”，到元四家之倪瓚的“聊以自娛”，總體中國文人騷客對藝術的審美作用的觀點，從比德走向了娛人。現代中國文藝評論家尹鴻在《后現代語境與當前中國電影文化》中曾指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文化語境有了很大變化，精英文化退守邊緣，主流意識形態的統帥力大為削弱，而以娛樂性、消費性為特征的大眾文化則不斷向文化中心游移。”[4]作為社交媒體的微信，公眾平台上的新聞娛樂化不僅體現在寫作方式上，而且還強調新聞內容的故事性與曲折性，微信文字的使用在含義和形態上都迎合了受眾碎片閱讀和輕鬆閱讀的需求。

以主流媒體人民日報社的官方微信公眾號為例，如何把時政性的新聞賦予娛樂精神？比如一篇關於最新交通法規的報道，從標題上看，“最新交通違法違章處罰大全！別怪我沒提醒你”，從正文來看，對於所列舉的違法行為則以“不記分，隻罰款：你一定做錯了什麼”為小標題作引，以及像“記3分：提醒你開車要守規矩”此類以第一人稱“我”的口吻向作為“你”的身份的讀者闡述違法行為。再比如關於近期中國霧霾現象的報道，則採用反諷式的標題——“這一次，韓國終於承認有東西不是他們家的了”。無論韓國霧霾現象是否與中國有關，從新聞的傳播意義上，實則是對中國城市霧霾惡劣現象的移花接木式報道。正文結尾更大膽運用網絡用語，“在短期內霧霾無法根治的情況下，北京的孩子們終於不必‘看天上課’了。希望其他省份的教育部門也能盡快跟進，畢竟無論哪兒的孩子，都是祖國的花朵，不是綠蘿”。可見，新聞娛樂化也帶來了理性客觀化視角的消解，而更傾向於採用個人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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