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痛斥御用報紙的哈巴狗嘴臉

在馬克思時代，一切反動報刊都為金錢而生存，進而言之，在金錢的驅使下，一切媒體都可能沾染上反動性。報紙的靈魂被收買，便信口雌黃，哈巴狗個性十足。馬克思在《倫敦的報刊》一文中說：“在古希臘，如果一個演說家因為得了錢而不說話，人們就說他‘舌頭上有牛’。應當指出，這個牛就是埃及的銀幣。我們也可以這樣說《泰晤士報》，自從重新提出東方問題②以來，它的舌頭上一直是有牛的，——這樣說即使不是根據它保持緘默，至少也是根據它所作的報道。”[8]21英國反動報紙往往受銀幣的左右，不是沉默就是滿嘴胡言，為自身利益而拋棄一切誠信。

馬克思進一步指出，19世紀60年代的《泰晤士報》反對英國的一切改革，“在確信自己完全無力阻撓實現這些改革之前，是從不停止反對它們的。天主教徒的解放，議會改革法案，谷物法、印花稅和紙張稅的廢除，都可以作為例子”。[9]335每當改革的擁護者勝利在握時，《泰晤士報》就來一個急轉彎，從反動陣營溜掉，想辦法在緊要關頭和勝利者站在一起，表現出左右搖擺、信口雌黃的本性。在所有這些情況之下，《泰晤士報》不是由於輿論逼迫，而是在無法阻止人民運動的狂瀾之后，才屈服於輿論。

馬克思無情地痛斥說，從來沒有“美德”的《泰晤士報》必須表現出美德，裝出一幅模樣讓人們相信，它不致與實際獨掌帝國國家資源的統治者結為一伙。但真相是，《泰晤士報》變成了帕麥斯頓勛爵（曾為英國外交大臣和首相——本文作者）的工具。當帕麥斯頓被追究關於波蘭革命的外交責任時，《泰晤士報》干脆隱瞞不提這件事，后來又刪削和篡改揭發者的發言，將其歪曲、偽造得絲毫無損於帕麥斯頓的政績。馬克思認為，這種衛道士的搖唇鼓舌，不管能從“它對高貴子爵的效勞中得到多少利益和好處，它的這個差使決不是很輕鬆愉快的”，而是辛勞萬分，盡到一個奴仆的本分。[9]335

馬克思批判英國另外幾家報刊的記者，直接把他們稱為“哈巴狗”，而且一錢不值，因為他們為金錢而不斷發出吠聲。他強調，《希望報》的修道士、《民族報》的騎士、《民論報》的慫恿者、《獨立報》《紀事晨報》《窩州新聞》等的不值錢的文人……所有這一幫人都毫無例外地從一位聖上的金庫中汲取靈感。[10]604

馬克思特別提到倫敦的《喧聲》雜志。這家雜志的扉頁上的反動文人潘奇是坐著的，他的托比狗悶悶不樂地站在他的對面，耳朵上夾著一隻筆。二者都是天生的卑賤文人的象征，潘奇的同伴托比狗隻能用來同他本人或其他出賣靈魂的記者相比。馬克思諷刺說：“無論如何，我一生中從未見過人和狗竟這樣地相似。不過，這並不奇怪。愛.梅因生來就是個不值錢的文人，而天生的不值錢的文人就是托比……由於有了上峰賞賜的綱領，因而免除了獨立思考的勞累﹔由於感到自己同多少是有組織的群眾有聯系，因而不再意識到自己還有欠缺﹔由於想到可得到的軍費，因而暫時甚至忘記了托比職業上的郁悶。”[10]604最后，馬克思憤然抨擊那些反動報刊的無恥文人說：“剝奪它的哈巴狗們的粗制濫造作品的酬金，就發出多麼憤然的吠聲啊！”金錢總是讓反動記者丑態百出，其靈魂不過是錢幣的代替物。

在德國也是如此，反動文人充當統治者的奴仆和衛道士，不是花言巧語地愚弄人民，就是對進步報刊肆意攻擊。像《普魯士國家報》就甘願充當統治者的應聲虫，竭力美化國家奴役人民的政策，用騙人的出版物把人民從閱讀革命書刊引開，“成為他們的政治出版物的附屬品”[1]152。這類政治傾向的報刊處處看政府官吏的眼色行事，煞有介事地贊美當權者，讓讀者同它一起做普魯士統治者的臣民。俾斯麥的御用機關報《北德總匯報》的慣用手段，也是“利用自己的地位，不僅無視一切禮節，而且無視邏輯、甚至一般正常理智的要求，享有謾罵、誹謗、撒謊、發表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讕言的特權”。這類報紙都是官方“不穿制服的奴朴”，“是一切卑鄙和愚昧的東西的庇護者”。[1]152馬克思以犀利的目光和鑿骨搗髓的筆鋒，把反動報刊的讒言媚態和蠻橫無理暴露無余。

反動報刊的記者為了表露對當權者的忠心，毫無是非觀念和自我尊嚴，對正義報刊或作者擺出一幅“狗仗人勢”的架勢。馬克思認為，報刊有權批評公眾人物，特別是批評作家和政治家，但如果懷有褻瀆和惡意，在關鍵問題上，他則以更大的力量予以還擊。馬克思結合自身的體驗指出：“十年來，德國報刊和美國的德文報刊對我進行了層出不窮的謾罵，我隻在非常罕見的特殊情況下，即在像科倫共產黨人案件那樣關系到黨的利益時，才在報刊上予以回答。據我看來，報刊有權冒犯作家、政治家、演員以及其他從事社會活動的人。如果我認為攻擊是值得注意的，那麼，我這裡所遵循的格言是：以一個半海盜對付一個海盜。”[10]604對反動報刊的惡意攻擊，馬克思不僅不會退縮，而且以更猛烈的“言彈”射向這些辱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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