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接受採訪回望30多年前無錫堰橋鄉的“一包三改”報道。楊靜/攝

改革開放40周年

最難忘無錫堰橋鄉“一包三改”報道

主持人：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顏老師也是親歷改革開放大潮的一代人，也寫過了很多優秀的新聞作品，有沒有很讓你難以忘懷的某一個事件的報道？

顏世貴：我最難忘的還是報道無錫堰橋鄉的“一包三改”。1984年4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消息、短評，后來5月28號，一版發了一篇通訊，都是報道堰橋鄉“一包三改”。安徽小崗村實行聯產責任制，包產到戶，這個政策出來以后，很受農民的歡迎，生產積極性也高了，也有飯吃了。無錫堰橋鄉也是在學這個東西，農村也在搞這個，農村是搞了承包責任制了，收到好的效果了。但是，蘇南鄉村企業很發達，鄉村企業還是沒有獲利，干好干壞就是這樣，虧損很大。后來鄉黨委想個辦法，能不能把農村的政策引到鄉村企業來，他們就搞試點，后來覺得可以。

什麼叫“一包三改”呢？一包是包經濟指標，經濟責任，就是這個廠子包給你了，你該完成多少任務。三改，第一改是改干部，干部過去是任免制，現在是聘用制。工人過去是錄用制，現在改成合同制，工資過去是固定的，現在變成浮動。做得好、做得差，效益跟著這個來。

我印象最深的是去採訪一個服裝廠，服裝廠建立了好幾年，那些領導干部都是“照顧干部”照顧來的，效益很差，工人意見很大，工資也不高，還有點發不出來，從那年開始，就召開全廠職工大會，叫大家應聘，看誰出來，有三個人出來，一個人站出來說，我可以包，但是我隻包一個門市部，其他的不要。第二位上來說，我可以包，但是要精簡人員。第三個出來包，在座的人員一個不精簡，工人工資增加30%。后來就讓他當了，一年下來掙錢了，所以這是一個成功的經驗。我那時候到無錫採訪改革開放，我腦子就想著，有什麼典型能夠抓住。正好這個座談會講到這個，這個“一包三改”還沒有推開，意見不太一致，無錫市委一個副書記帶著一幫人搞調研發現了，他們跟我們座談時候講到這個，我們后來就認為確實是不錯，就去採訪了，寫了這一條。發到報社來，馬上就在一版登出來了，特別重視，影響挺大的。

今年江蘇分社的社長又帶著我去看，不一樣了。過去我記得從無錫往堰橋鄉去，堰橋鄉在無錫的北邊，沒有路，現在變成無錫的一個區的一部分了。辦公的地方也變了。我最感動的就是，當年的兩個老領導都來了，一個是當年的鄉長，還有一個是管工業的副鄉長，和我歲數差不多，我們都老了，但是還記得這些事。當年“一包三改”起來的廠子，有的發展了，有的淘汰了。后來很多企業轉制轉了，有的搞得相當不錯。

克服困難

推動人民日報地方記者站建設

主持人：您在人民日報駐江蘇和北京站都當過站長，為推動人民日報在各個地方建記者站，其實也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您能不能跟我們講講，當時推動各個地方建記者站，為什麼需要付出那麼大的努力？難在什麼地方？

顏世貴：人民日報原來是有記者站的，1959年，根據中央的意見，和新華社合並了，因為當時人民日報的領導和新華社領導是一個人，這樣把兩個媒體的記者站合並起來了，一個單位兩個牌子，既挂新華社分社牌子，又挂人民日報記者站的牌子，記者寫稿，既是新華社記者又是人民日報記者。

隨著形勢發展，報社沒有自己的記者也是個問題，后來報社打報告，1981年，中宣部批准，人民日報可以選派一些記者，到地方去工作。我這個時候就被派到江蘇。去了以后，我們准備建記者站，沒有東西。到了1984年，人民日報就打報告了，要恢復重建地方記者站。但是問題在哪？一個是沒有地方，沒有什麼條件，同時這個牌子還挂在人家那裡。

到了1986年，后來又打報告，就是要兩家分開，分挂牌子。這個時候我們才真正宣布成立記者站。最大的困難就是條件很差，沒有條件，另外，沒有辦公的地方，吃飯就別說了。我們人也少，我們當時講的，我們要把報道搞好。要讓人家知道你在這裡的存在，你沒有東西，報道不出東西也不行。我們江蘇站是比較早成立的，當時任命我為首席記者，叫站長有點行政化了，就這樣定下來了。1987年我調到北京站，到2001年年底才回記者部，在北京站待了14年。最近幾年地方記者站變成地方分社了，可以看出，人民日報也在發展壯大，這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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