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構建國際傳播新秩序的需要

傳播權不僅僅是關於個人表達、知情與信息傳遞的權利，它還是一個關於民主、主權國家的利益的集體權利。1980年，隸屬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國際傳播問題研究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Communications Problems）通過了一個倡導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報告——《多種聲音，一個世界》。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在自主傳播能力方面存在著巨大的差距，為縮小國家間的傳播差距，呼吁國際社會要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以消除阻礙傳播的障礙和限制。該報告鼓勵加強國際間的合作，認為國際的傳播合作是發展的伙伴而不是對手或敵人，因此，呼吁各國通過促進合作來加強傳播自主權，加強國際組織和國際機制在傳播方面的作用。

當今世界上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間的傳播差距更大，國際傳播間的障礙和限制也更多，其情況遠比四十多年前國際傳播問題研究委員會調查時更嚴重。無論是在通訊衛星的控制方面還是在網絡技術推廣和應用方面，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都形成了嚴重的壟斷性壓制態勢。就以根服務器為例，全世界共有13台，其中一台主根服務器安置在美國，另外有12台輔根服務器中有9台安置在美國，其余3台分別安置於英國、瑞典和日本。這樣的互聯網基礎設施和網絡核心技術被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完全壟斷，對發展中國家的傳播權是一種嚴重的影響。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談會上指出，“互聯網核心技術是我們最大的‘命門’，核心技術受制於人是我們最大的隱患。一個互聯網企業即使規模再大、市值再高，如果核心元器件嚴重依賴外國，供應鏈的‘命門’掌握在別人手裡，那就好比在別人的牆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經不起風雨，甚至會不堪一擊。”[6]“麥克布萊德報告”雖然是20世紀80年代形成的，但它提出要減少技術信息的壁壘和壟斷，以促進信息技術的獲得的呼吁，在今天的國際傳播中仍然意義重大。

如今網絡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已經深度融入了一個國家的肌體，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還是國防等各個方面，都極大地影響著一個國家的發展、穩定與安全。國際間的網絡入侵、網絡攻擊等網絡犯罪行為，嚴重影響著能源、交通、金融、政治、國防、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國家安全。對於一個主權國家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網絡安全的問題，甚至已經上升到了國家傳播權的層面，因為傳播權也是國家主權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國家發展權的一部分。

在1986年12月4日聯合國大會通過的《發展權利宣言》中，承認發展權是一項不可剝奪的人權，該宣言在第一條第一款中就指出，“每個人和所有各國人民均有權參與、促進並享受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發展，在這種發展中，所有人權和基本自由都能獲得充分實現。”傳播的發展給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利益，每個國家的公民都應當享有這種發展所帶來的利益，沒有發展人類就不能生存。發展權不僅僅是一項個人權利，更是一項事關一個國家或民族生存和發展的集體人權，一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方面所取得的進步和發展，可以促進該國每個公民個人的發展，而每個公民個人的發展，反過來又可以推動整個社會的發展。因此，反抗對傳播技術的壟斷、反抗對傳播秩序的干擾、反對對傳播規則的破壞，就是對一個國家發展權的最重要保障﹔保障傳播權，也就是保障一個國家和該國人民享受發展的利益。《發展權利宣言》第二條第三款還規定，人的發展權利還意味著充分實現民族自決權，“國家有權利和義務制定適當的國家發展政策，其目的是在全體人民和所有個人積極、自由和有意義地參與發展及其帶來的利益的公平分配基礎上，不斷改善全體人民和所有個人的福利”。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根據自己的國情制定適合自己的傳播法規和傳播政策，是符合發展權基本要義的，中國政府基於國家穩定和發展的需要制定自己的網絡管理法規，也是符合《發展權利宣言》基本精神的。當今世界，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地通過網絡進行滲透，積極推行文化霸權，干擾發展中國家制定符合本國國情的傳播政策，這是對一個主權國家傳播權的最大干涉和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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