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綜藝節目《向往的生活第二季》的成功之道
——基於“編碼/解碼”理論探討
摘 要:2018年4月20日,湖南衛視、浙江合心傳媒聯合推出了生活服務紀實節目《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自播出以來,收視率一再攀升。本文運用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研究該節目,從內容方面挖掘其成功的原因,發現其在內容與形式上均有所創新,更重要的是滿足了受眾的心理訴求,同時,在傳遞社會主流價值方面也有所助益,這對綜藝節目的發展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霍爾﹔編碼/解碼﹔慢綜藝節目﹔《向往的生活第二季》
中圖分類號:G22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8)07-0184-02
一、斯圖亞特·霍爾編碼/解碼理論簡述
斯圖亞特·霍爾被譽為當代文化研究之父,曾任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其杰出貢獻是提出了編碼與解碼理論。
在《編碼/解碼》一文中,霍爾將電視話語的流通劃分為三個階段:1.“編碼”的階段,編碼者將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社會經歷等主觀因素加諸於電視符號之中,電視話語的意義由此產生﹔2.電視節目的“成品”階段,“電視作品一旦完成,意義被注入電視話語后,佔主導地位的便是賦於電視作品意義的語言和話語規則。此時的電視作品即變成一個開放的、多義的話語系統”﹔3.意義再生的過程,即觀眾的解碼階段,觀眾所面對的是編碼者加工過的內容,而不是原本的客觀世界,隻有通過“解碼”才能把符號轉化為內在意義。
對於話語的解碼過程,霍爾提出了三個“假想的立場”:1.主導—霸權立場,假設受眾的解碼立場和發送者的編碼立場是一致的,“制碼與解碼兩相和諧,觀眾‘運作於支配代碼之內’”[1]﹔2.協商式立場,“在協調的看法內解碼包含著相容因素與對抗因素的混合:它認可旨在形成宏大意義(抽象的)的霸權性界定的合法性,然而,在一個更有限的、情境的(定位的)層次上,它制定自己的基本規則——依據背離規則的例外運作”[2]﹔3.抵制式或對抗式立場,“觀眾可能完全理解話語賦予的字面和內涵意義的曲折變化”[2],受眾明白話語中所隱藏的意義,但根據自身的知識構架及語境進行解碼,使得解碼的結果與編碼者的意圖南轅北轍。
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否認了消極的受眾觀,將受眾納入傳播關系當中,作為一種電視節目的生產理論,對於分析研究當今流行的電視綜藝節目具有一定意義。
二、《向往的生活第二季》節目概述
截止2018年6月8日,《向往的生活第二季》芒果TV累計播放量為10.1億次,單集播放量均在9000萬次以上。其沿襲第一季的傳統,記錄明星自給自足的鄉村生活以吸引受眾的眼球。節目的主要拍攝地點為杭州市桐廬縣某村庄,四位主持人需在被命名為“蘑菇屋”的院落裡“自力更生”——插秧、捕魚、買菜、生火、做飯並用勞動向攝制組換取所需物品等﹔“招待來客”——參與節目攝制的明星嘉賓撥打“蘑菇屋”的電話定制想吃的飯菜,主持人需滿足“客人”的需求,嘉賓通常在第二天到達“蘑菇屋”,與四位主持人一起勞作,吃飯、做游戲、嘮家常。
節目以一種平和緩慢的節奏勾勒出一副“歸田園居”的場景,這種“現代烏托邦”迎合了不少生活在高效快速的現代社會裡的受眾。
沒有華麗的外景,沒有新奇的游戲規則,節奏較慢的綜藝節目已經成為各大媒體競相推出的制勝法寶,觀眾也逐步了解、熟悉,進而喜歡上這類節目。因此,在受眾參與傳播過程的今天,運用霍爾“編碼/解碼”理論從內容方面探究這類節目的成功之道,進而探討出電視綜藝節目發展之路具有一定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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