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民化生產豐富了移動社交媒介的文化產品

早在20世紀前半葉，德國哲學家本雅明就指出，復制技術的出現，“把所復制的東西從傳統領域中解脫了出來。由於它制作了許許多多的復制品，因而它就用眾多的復制物取代了獨一無二的存在﹔由於它使復制品能為接受者在其自身的環境中去加以欣賞，因而它就賦予了所復制的對象以現實的活動”﹝4﹞與機械時代的復制技術相比，當今移動社交媒介的數字技術手段，使產品“復制”變得更加簡單方便，如果說機械時代復制技術僅僅只是讓作品失去了它的膜拜基礎，那麼移動社交媒介運用的數字復制技術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顯示了“復制”“生產”“消費”社會集體無意識的文化狂歡。在以“30 秒文化”著稱的社交媒介上，既有隨時隨地的個人所見、所聞、所感以及“加關注”“跟隨者”的“一鍵轉發”，也有普通大眾自我創造的黑色幽默、民間笑話、生活戲說，更有各類 “心靈雞湯”的深度好文以及魔幻相冊、美圖秀秀等創造的炫動內容。然而無論是零編輯、零技術、零成本“傻瓜式”的“復制”，還是基於個人或傳統媒介公眾號的深度內容，為人們帶來的裨益不僅是擴大了社交面，而且大量“復制”之后也具有了媒介文化產品更加多樣化下“量產”的可能。

首先，社交媒介圈創造了特有的社交文化產品，並通過圈子與圈子的交合，使社交文化產品得以廣泛地流通，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聚合了社交文化產品的創作群體，而創作群體的同質化與異質化的結合，則不僅使社交文化產品具有全球化環境下“眾產”“眾籌”的基礎，創作出百度百科、維基百科這類傳統百科大全式的專業文化產品，同時也有為解決某個具體問題創造而出的“知乎”類方案。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移動社交媒介文化產品的全民化生產，都印証了梅特卡夫法則——網絡經濟的價值等於網絡節點數的平方，即基於龐大社交群體下的文化產品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呈現以指數關系不斷增值的趨勢﹔其次，傳播渠道的拓展和豐富也進一步促進了全民化生產。由於社交媒介平台具有跨介質、跨平台、跨疆域、跨渠道傳播的特性，因此，社交媒介上的文化產品既能在本平台、平區域傳播，也可以自由無逢地覆蓋其他平台和其他渠道。比如，在我國，即時通信、社交網站、微博三大社交媒介在整體網民中的覆蓋率各不相同，但三大社交媒介上的內容可以實現無縫對接、自由流通，而這也進一步促進了使用不同社交媒介的群體參與到媒介文化產品生產中來﹔第三，基於垂直領域深度需求的助推，也使社交媒介文化產品類型創新更加富有動力。社會群體社交過程中對個性化、差異化表達的訴求本身就非常鮮明的，除了能更好地擴大社交活動以外，人們對日常生活、教育學習、商務工作等垂直領域文化產品的深度需求也更加獨特，從不同“弱關系”那裡獲得不同信息的“定制指向”更加突出。比如，基於陌生人的需求活動訴求，通過目的前置和平台交友機制，直接鏈接身邊陌生的人和人、人和事、事和場景，產生基於地理因素的地域風景圖片、視頻。再比如，通過構建陌生人與陌生人的關系網，快速打通線上和線下關系，快速形成基於美食點評、購物指南等需要的媒介文化與商業文化的混合路徑。這種為滿足社交中物質和精神層次細分的垂直社交文化產品的獨特需求，反過來刺激了文化類型的創新和內容上的深度再造﹔第四，在社交平台融合數字技術支撐下，多形態社交文化產品的出現成為可能。伊尼斯在《傳播的偏向》一書中，分析了時間媒介和空間媒介各自的特點，指出因媒介特性而產生了文化權力的偏向。但在社交平台上，由於時間和空間的融合，雖然文化權力的偏向短時難以完全消除，但傳統意義上媒介傳播的偏向已不復存在，文化產品的形態更加融合多樣，並日益具有了大媒介文化的特性：由標准化向個性化轉化、由單一化向多樣化轉化、由程式化向差異化轉化……從而打破了工業文化的產業模式和銷售邏輯。

四、“短直快多視”成為移動社交媒介的文化體驗

被稱為“數字時代的麥克盧漢”的美國學者保羅·萊文森認為，媒介發展越來越具有“人性化趨勢”。任何后產生的媒介都是對以前媒介功能不足的“補救”和“補償”。雖然從廣義講，所有的媒介都是人類的社交媒介，但傳統大眾媒介主要以公共服務方式為不同群體提供交流，更加注重大制作、大篇幅、大視野、大深度的“巨內容”，而移動社交媒介則與此相反，它“補救”和“補償”了傳統大眾媒介在建立、維系社會個體關系功能上的不足，更加注重人們的交流和互動需求，並突出了這種交流互動中的生活化、個性化特征。因此，從社交方式上看，它由共同的愛好聚合成虛擬社區、由平等地位確保互動共享、由多個體支持單雙向交叉﹔從社交內容上看，沒有大眾媒介體載的限制、沒有長短的要求、形式上可簡可繁、語言上可雅可俗，甚至是一張圖片、一段微視頻，一段語音，甚至一個簡單的表情符號或一個漫畫形象都可以用於個體之間的社交表達。這既是社交平台微介質的技術架構使然，也是人們社交行為圈子化、小眾化、精准化的要求。因此，那些內容短小、形式活潑、表達幽默的內容往往成為社交文化產品的主力，人們也在這種社交中，進一步固化了短（簡短）、直（直白）、快（快速）、多（多語言）、視（視頻）的文化體驗，而這種以快速掃描、跳躍略讀，講求速度至上、效率至上、實用至上、相互娛樂、眾聲喧嘩的文化體驗，既是當前社會文化消費的基本心理，也是對自我個性的強化，同時也是對傳統積澱式、總體式文化固有路徑的否定和“權威”文化的解構。

當然，人類塑造了媒介，媒介也同樣塑造了人類。這種碎片式的文化體驗的負面效應同樣不容忽視，畢竟這類文化體驗主要以人類感性為主導,往往以犧牲人類理性力量為代價的,難免會“被一些矛盾、零散的形象所包圍……(使)注入我們腦海的是支離破碎的彈片。”﹝5﹞即使有些移動文化產品也能產生深度的文化體驗,但在移動社交平台上每日“泉涌”般內容面前、在碎片式的時間段內，人們也難以以理性的眼光去透視深度產品的價值，而“從根本上瓦解理性自律個體的型像”，“將自我視為多重的、可變的、碎片化的。”﹝6﹞隻能在這種輕度文化體驗中，將深厚、理性、智慧的人類文化壓縮成感性、扁平、單一的向度，造成托夫勒所說的對社會的“輕度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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