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媒介的引入對歷史本身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這種變化不僅是形態上的，更是社會的與文化的。一方面，新媒介使歷史的傳承形式越來越多元化，速度更快捷，效率也更高﹔另一方面，新媒介消解了時間和空間的界限，數字化世界中的虛無感空前強大。數字媒介的即時性與復制性，將口述歷史的訪談變得空前真實，解讀的權利由傳者移交給了受眾﹔技術普及使歷史的民主化進程得到了最大可能的，但能否帶來真正的口述自由尚無定論﹔歷史變得唾手可得，媒介符號整合了社會，但終究還要經歷歷史的文化選擇。

關鍵詞：新媒介﹔口述歷史﹔結構消解

中圖分類號：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9）08-0000-02

口述歷史作為一種特殊的敘事方式，是當代史學領域內重要的研究方法。隨著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新媒介越來越多地應用於口述歷史的保存和記錄。從技術層面來說，新媒體的確使史料得到了復原性的保留，存儲介質的數字化也使傳播的容量、速度以及形式得到空前意義的變革。新媒介的即時性再現了口頭傳播的場景，也使面對面的溝通成為可能。但更為重要的是，新媒介的出現改變了受眾的思考方式，對人類歷史文化進程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一、場景再現與權力移交

新媒體這個詞無疑代表著現代性，然而也意指多樣化的藝術實踐。一旦新技術的所謂現代性被超越，裝飾性文化的生命就變得非常短暫。新媒體時代揭示並且繼續關注我們所面臨的一系列重要問題：虛擬分離、連通性、個人主義、身份識別、技術、遠距離通信、網絡和互動過程。他們經常起著導管分線器的功能，而不僅僅是人類社會狀況的表達者的角色。

新媒體為口述歷史帶來的最直接的影響無疑是保存方式的變革。從口頭傳播的不確定性，到文字記錄、錄音記錄，再到數字存儲設備的出現，媒介空前“真實”地記錄了口述歷史。媒體紛紛利用數字媒介的即時性與復制性，將口述歷史訪談場景傳播給受眾。場景的“高保真”性與可復制性，再加之數字媒介獨有的檢索與互動功能，使時空的限制進一步被打破，受眾的參與性逐步提高。由於媒介形式的變化，口述歷史的傳播方式也發生了改變。訪談由原本一對一的互動談話、記錄、提煉、儲存的形式轉變為在線輸出的形式，使得口述歷史具備了展覽的性質。在這種情況之下，訪談者的角色被淡化（雖然依然在訪談中處於較為主動的引導地位），訪談場景被直接復制並傳送，口述者與訪談者的一舉一動都在觀眾的監視之下。其間歷史場景再現與文化內涵體驗的主體活動由訪談者轉移給受眾，這一過程受眾可自主消化，減少了訪談者將歷史真實提煉並再度文字化的“二度”加工。在節目的進行過程中，訪談者的主導意識不再起絕對作用，訪談本身成為了一個開放性的文本。文本的意義見仁見智，由受眾自己解讀（不排除場景本身的傾向性對觀眾的引導）。這種主導權力的移交不僅發生在口述歷史領域，在由新媒體帶來的種種社會變革中皆是如此。權威被逐步消解，“庶民的力量”空前強大。

二、技術民主與口述自由

不僅如此，新媒介的引入對歷史意識形態的特質也提出了挑戰。從古至今，社會的統治者通過大眾傳媒、教育制度、主流藝術、公眾紀念，以及官方編年史委員會，操縱公眾的歷史概念（見K.Baker 1990﹔Goody 1986，1987﹔Kuper 1983：33-54﹔ Lindstrom 1982：316-29）。口述歷史的出現使這種歷史記錄的官方性受到質疑，民間記憶的口口相傳讓更加多元的聲音得到了有效的傳播，而新媒介的出現使這種歷史的民主化進程得到了最大可能地實現。由於新媒介的快速、海量、互動等傳播特性，歷史變得空前民主化和多元化，原先集中的權力被分散。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技術普及帶來的民主。而當新媒介剛剛被引入口述歷史的實踐時，並沒有得到應有的“禮遇”。口述史家懷疑新技術是否會影響訪談過程，阻礙發展融洽、坦誠的關系，甚至把訪談變成公共表演。起初，令訪談者擔憂的是錄音會不會限制受訪者的談話自由﹔后來，變成了考慮錄影是否會導致受訪者在攝像機前演戲﹔最近，又有些人在推測，當受訪者知道了他們的訪談將上網的話，他們會不會講起來沒完沒了。任何媒介類型的使用都會影響到受訪者的選擇，影響到這種媒介回答內容的收集[1]。保羅•湯普森曾經斷定數字革命將使口述歷史成為“怪物”，但是，他指出：“我們需要所有的這些怪物”來讓更多的人閱讀和利用我們的訪談，實踐者必須調查研究數字技術，尋找到從今天的學生中培養新一代口述史家的魅力[2]。

隨著網絡技術的普及，口述學者們逐漸意識到，新媒體不單純是一種工具，更是一種思考和觀察世界的新途徑。任何形式的媒介都有其區別於他者的特質，在使用媒介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使傳播內容帶有媒介的印記，這種印記有時會給受眾帶來感知與視野的變化。例如，新媒介應用於口述歷史，給訪談配上音效、音樂和新聞影片，甚至配合了電腦圖像檢索，使這些電子書的讀者們能夠真正聽到歷史的聲音，也使得歷史的理解最大限度的平民化。但是新的疑問又出現了，這些問題不單單包括新媒介的衍生物和對它的創造性利用所引起的法律和道德上的爭議，還有新技術是否會真正帶來民主和口述的自由時代﹔是否會加深知識溝的差距﹔是否起初口述史家所擔心的新技術會扭曲口述歷史的真實性的預測會成為現實。雖然這些問題現在還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由不是無限度的，任何自由都建立在規則之上。隻要發揮主體的能動性，掌握合理的尺度，取其長處為之所用，新媒體就能夠為口述史的發展做出貢獻。

三、結構消解與文化選擇

從信息的高速流動和大眾傳媒的影響力而言，社會歷史、文化語境的變遷，產生了一種對於原有的媒介闡釋模式的“切斷”效用。消費社會的世俗化浪潮以洶涌之勢沖擊著整個文化體系，一個經濟膨脹而文化失落的時代宣告到來。現代社會是一種語言雜多、眾聲喧嘩的無主題變奏。多重話語的交錯扭結，多元文化的信息爆炸沖擊波，令人眼花繚亂，人們的心靈幾乎從來沒有負荷過如此多樣而富於挑戰性的觀念[3]。對口述歷史來說亦是如此。大量關於口述歷史書籍出版、節目播出，一方面大大增加了歷史獲取的渠道，另一方面也使其本身的時空結構消解。歷史變得唾手可得，時間的積澱不堪一擊，空間結構也從縱深向平面的鋪排轉移。傳輸媒介由文字向圖像的轉移使理性本身更加脆弱，幾千年來對文字的崇拜付之一炬，文字情境中表達的深度思索、邏輯能力以及情感要素被圖像的賞心悅目所取代，隨之而來表象化、程式化的結果自然不可避免。盡管如此，圖像的“高保真性”對於歷史的再現不無裨益，雖然同時也扼殺了多元想象的空間。

在信息空前繁盛的情境之下，不同的歷史形式此消彼長。但從長期的文化建構來說，歷史本身有著“過濾”與“選擇”的功能。符合歷史真實的、凸現歷史價值的文化最終會被選擇並保存下來，而那些裝飾性的，供人消遣的歷史也終將曇花一現。但是文化建構又非短時間便能成就的事情，這使得傳統與現代、中西、古今、自我與他者之間的二元對立尤為激烈，構成了真正意義上的文化沖突。在這個社會文化結構變動的過程中，話語的解放、轉型與失重、無序，價值、意義中心的解體與文化的無主題流向，幾乎是同時並存的。而政治與商業的張力促使媒體尋求新的生存、發展策略，在娛樂化的取向中開拓市場空間，這樣既可以不受政治意識形態的限制，又能夠迎合大眾的心理需求[1]。從文化社會學的觀點來看，媒介符號是“社會整合”的最佳工具：作為知識和交流的工具，各種符號使得對於社會世界的意義達成共識成為可能，這種共識其基本特征是對於社會秩序的再生產。

參考文獻：

[1](美)唐納德•裡奇著.王芝芝,姚力譯.大家來做口述歷史:實物指南(第二版)[M].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253.

[2]Donald A. Ritchie,“At the Crossroads: Oral History in the 21st Century,”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Newsletter 35(Winter 2001),3.

[3]陳偉軍.論“第二媒介時代”的人文導向[J].傳播文化,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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