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国维具体编辑思想之微探
对于王国维的编辑思想研究,姚淦铭先生的《论近代编辑家王国维》和沈群先生的《王国维编辑思想述评》以及王振铎先生的《试论论王国维的编辑理论与实践》中都有比较详细和系统的论述。笔者在这里从编辑学理论“编辑六艺”的角度出发,对王国维的编辑思想进行梳理与研究。
(一)王国维选题能够预见学术新潮流
王振铎先生认为,在选题策划上王国维善于选题,即“善自命题”。“善自命题”本是沈增植老人对王国维的一句笑谈,但却准确地指出了王国维在选题方面的特点。王国维治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他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考察个别的历史人物、个别的古代器物、几条独立的历史材料。王国维长于考据,但他与清代考据学者陷于“一字之微”是根本不同的。
20世纪初,许多学者以介绍西方学问为新学,而王国维却认为“古来新学问大多都由于新发现”,他以发现的新材料形成新的学问。所以随着甲骨卜辞,汉代简牍,敦煌遗书,邙山明器,秦汉瓦当等文物的出土,他高瞻远瞩地指出了这些文物亟待开展深入研究。王国维身体力行地对这些新出土的文物展开研究,引导形成了新的学术研究潮流。王国维率先将这些新的研究成果刊登在其主编的《国学丛刊》、《学术丛编》等刊物上,这在是当时具有创新意义的。
(二)王国维集稿具有“三无”的广阔视野
1911年王国维在《国学丛刊?序》中提出了学术“三无”之说:“学之义不明于天下久矣。今之言学者,有新旧之争,有中西之争,有有用之学与无用之学之争。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2]” “三无”思想不仅体现在王国维的治学实践中,而且贯穿于王国维编辑的众多刊物中。以王国维编辑的刊物《教育世界》为例,其编辑视野之广阔着实令人佩服。笔者个人觉得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有用无用”思想的提出。《教育世界》是研究教育学的专业刊物,但王国维在集稿的过程中,大量刊出与教育关系甚远的哲学与文学方面的文稿。在王国维看来:“教育学实不过是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之应用……”即使在今天,王国维这种兼容并包的编辑思想,仍然值得继续发扬光大。
(三)王国维审稿严格追求高水准的学术品位
王国维为保证其所编辑的刊物较高的学术水平,组稿和审稿十分严格。他编辑刊物许多文稿多是自己撰写。王国维在1916年2月28日致罗振玉的信中,谈起《学术丛编》征稿事宜说:“杨芷晴亦无暇,培老及曹君直、张孟勋(即张采田)亦未必尽当我辈之意”。其审稿之严格,由此可见。
按王国维的说法“以学术为性命”。王国维以“纯粹之哲学”的理念为先导,希望闭门著书不求政治、实业上的眼前利益,而着眼于学术上的长远利益,坚持刊物的高水准的学术品位。但沈群先生认为“王国维坚持高层次的学术品位,可以理解并令人敬佩,但忽略了大众性,普及性,这在当时也是一个欠缺”[3]。 笔者认为,沈群先生所提的这个问题,是对王国维所编辑的期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位,王国维先生编辑的期刊主要是以学术期刊为主,学术期刊的特性,又决定其受众只能是小众群体,精英阅读。
(四)王国维文稿加工坚持求真务实的编辑态度
王国维在主编《学术丛编》时往往以一人之力策划稿件,遴选、撰作、编排、设计,工作任务量之大,工作之辛苦非常人所能胜任。即使如此,在《学术丛编》出版的两年内,期期以较高的学术价值闻名,且能保证准时出版。尤其在文本加工方面,王振铎先生认为:“王国维在编辑之‘术’上所下的功夫又细又深,难尽其详。仅从上述古籍编例中举其要者,就有搜罗异本,相互比勘,定其体制,校正讹误,编排目录,厘定次第,考订时代与作者,并序其源流。[3]”王国维工作态度之认真,工作之艰辛可见一斑。
王国维的这种求真务实的编辑态度一方面与他早年在《时务报》任校对的编辑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与王国维的个人性格和学术修养有着不可分隔的密切联系。王国维性格内敛,遇事冷静、客观,善于把握事情的本质;此外,王国维早年受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叔本华哲学思想的熏陶,使他更能沉下心来做编辑,做学问。
作为一个编辑家王国维依旧能在中国近代编辑学领域独领风骚。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一方面,王国维高超的学术水平和科学的治学方法奠定了他在编辑领域独一无二的地位;另一方面,王国维作为时代的引领者他有着那个时代的鲜明印记。生于新旧时代交替之际的王国维,有东渡日本留学的经历,并且自学英语和德语,使得他能够有条件和能力第一时间接触西方新的学术理论,成就了其在学术领域界的广阔视野。王国维研究国学不同于章太炎等人一般的国学演讲,而是应运西方科学的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研究和发扬国学,使国学具有了新的生命和鲜明的时代特点,并且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和编辑实践促进了20世纪中国国学的传播,使国学在那个时代大放异彩。
参考文献:
[1] 王国维.观堂集林(下)[M].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2] 沈群.王国维编辑思想述评[J].中国编辑,2010(5).
[3] 王振铎.论王国维的编辑理论与实践[J].中州学刊,19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