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子论文]章士钊与鲁迅论战的传播策略分析

摘 要：章士钊与鲁迅的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涉及的范围广泛，夹杂着各种利害关系。在斗争中，二者为了宣传各自的观点，采取了一系列传播策略。他们以报刊为阵地，设置论战议题，使“女师大风潮”和白话文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他们运用评论文体，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此外，论战中融合多种传播方式，创办编译社，进行大众传播；举行茶话会、座谈会、演讲，进行群体传播。

关键词：章士钊；鲁迅；传播策略

“女师大风潮”时期，党派争权夺势，时政混乱不堪，学生示威游行不断，学校风气江河日下，章士钊作为教育总长采取措施整顿教育,全国上下对其不满，群起而攻之。期间，鲁迅向章士钊进行了尖锐有力的攻击。章士钊也发表不少文章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进行反驳。本文试分析章士钊与鲁迅论战中的传播策略，力图展现论战的真实情况。

一、“女师大风潮”时期章士钊与鲁迅的论战

章士钊与鲁迅虽都在教育部工作，但接触较少。“女师大风潮”使二者发生了正面冲突，成为敌人。鲁迅支持学生运动坚决反抗章士钊，引起了章士钊的强烈不满，章士钊便免去鲁迅在教育部佥事一职。鲁迅为了恢复职位，起诉章士钊，最终取得胜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下级状告上级胜诉案。

（一）章士钊停办女师大，鲁迅支持女师大

章士钊在《甲寅》周刊特设“特载”栏目刊发《停办女子师范大学呈文》，文中学生被描述成暴力分子，“顽劣学生，手持木棍砖石，志存殴辱，叫骂追逐，无所不至。”章士钊考虑到目前学风败坏，政府又没完善的对策，如不及时加以整顿，教育活动将无法进行，社会秩序将难以维持。他还认为这事不是女师大学生所能做出来的，而是有人在背后指使“其故则有北大教授兼该校教授沈兼士、马君渔、周作人等，擅名阀阅，胆智不凡，兴建校务维持会，誓为诸女生之武夫干城，强令守死不去” ，还有人煽风点火，策动青年学生反抗教育部，才会造成学校与教育部的对峙，故而采用较为强硬的手段，停办女师大。此时，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积极支持女师大学生反对章士钊停办学校等斗争。鲁迅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中表明杨荫榆“以品学二字立言”，要求开除学生。鲁迅则称“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鲁迅公开反对章士钊，置疑解散女师大的合法性。他认为“迨教育总长章士钊复出，遂有非法解散学校的事”，矛头直指章士钊。于是，章士钊以鲁迅身为教育部职员，却反对教育部的决定，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为由，向执政府请求免去鲁迅的职位。鲁迅被免职后，在《莽原》上发表《答KS君》，把章士钊批得一无是处。当论及章士钊的角色，他表示对章士钊将其免职和其对女师大采取的手段不觉得诧异，“因为我本就没有预期章士钊能做出比现在更好的事情来。”

（二）章士钊主张尊孔读经，鲁迅提倡白话文

章士钊复职后，马上恢复《甲寅》周刊，极力主张“整顿学风”,支持杨荫榆阻止学生运动，同时，主张文言文、提倡尊孔读经。鲁迅就读经问题指出章士钊等人开展读经运动有其政治目的，“章士钊并非真信读经可以救国，不过以此欺人”，而是“想用旧习惯、旧道德，或者凭着官办将一切新生力量压下去”，以“便利其反动统治，其心可诛”。 鲁迅还说：“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此议论，如经不必遵，读经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回事。” 章士钊在《评新文化运动》中因适之把“文化大事竟看作时辰表”而气愤，并认为“白话文甚嚣尘上，国学不见”是一种文化病态。章士钊提倡文言文、读经，备受攻击。其中，鲁迅对他的攻击最为直接激烈。鲁迅评价章士钊的《甲寅》“第一次出版时，看去还近于清通”，批评章士钊的文章“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更扬言“即使真如你所说，将有文言白话之争，我以为也该是争的终结，而非争的开头，因为《甲寅》不足称为敌手，也无所谓战斗。” 时人认为章士钊“在今日社会里，是一个开倒车走回头路的人”。鲁迅在《古书与白话》的开头便说：“记得提倡白话那时，受了许多谣诼诬谤，而白话终于没有跌倒的时候，就有些人改口说：‘然不读古书，白话是做不好的’”。 鲁迅以此暗指章士钊对白话文的态度前后不一。章士钊反驳“六年前之国语文学，承文体久弊之后，弥有新意，今率全国而为不学争名之事，开卷恶俗，浑不可耐。遂不期而有文艺复古之思，此之复古，乃是新机”，并认为胡适指责“我”守旧，其实他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为新的守旧党。

二、章士钊与鲁迅论战的传播策略

章士钊与鲁迅论战剑拔弩张、如火如荼。二者为宣传各自的思想观点，采取了一系列传播策略，以求被民众所接受，笼络人心。

（一）以报刊为阵地，设置论战议题

20世纪初至30年代末是传播效果研究的初级段，大众报刊、电影、广播等媒介迅速普及和发展。此时，人们普通认为大众传播拥有极大的影响力，章士钊与鲁迅的论战正处在这一时期。章士钊表明“新闻记者真愚之唯一铁饭碗也”，并提及到报刊的作用，“一时学潮政潮叫嚣隳突，举无所用其气力，任之诚是也。而效且有远超于任之上者，当时无所谓第四族。不知所以为言，今贞元会合，称师号称无冠帝王。” 正是意识到报刊的巨大力量，章士钊和鲁迅各自以报刊为阵地进行论战。

鲁迅在《语丝》、《京报》、《莽原》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攻击章士钊，章士钊利用《甲寅》周刊进行自辨，予以反击。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发表《停办女子师范大学呈文》、《章教长创立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呈文》等文章，论证停办女子师范大学的合理性。鲁迅表明因自己在女师大任课，对“女师大风潮”有所感触，才在《京报副刊》上发表文章。在女师大兼课期间，鲁迅与一些教授发表宣言支持学生，两次代学生草拟呈文进行斗争，先后写下了《我的“籍”和“系”》、《并非闲话》、《“碰壁”之后》等攻战文章，在《语丝》、《京报》、《莽原》等处发表，支持女师大，声援学生运动。

章士钊和鲁迅以文章为思想武器，利用报刊这一大众传播媒介,表达观点主张。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递活动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 由此，章士钊与鲁迅的论战无形中设置了“女师大风潮”议题，使其成为讨论的焦点。鲁迅说过：“女师大在北京似乎竟颇算一个问题，号称‘大报’如所谓《现代评论》者，居然也‘评论’了好几次。”陈源也说：“现在一部分报纸的篇幅，几乎全让女师大风潮占去了，现在部分爱国运动青年的时间，也几乎全让女师大风潮占去了。”政治学家科恩说：“媒介在使人们怎样想上难以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 诚然，“女师大风潮”已成为公众的议题。

（二）运用评论文体，形成独特风格

近代，西方列强入侵与域外文化的传播，强烈地冲击了我国传统文化，极大地动摇了“旧文化”、“旧文体”的根基，社会对直接明快、透辟淋漓的说理论事文章的需求日益高涨，由此迎来评论文章的繁荣。章士钊和鲁迅利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评论文体的优势，紧紧围绕“女师大风潮”和尊孔读经问题进行论战，通过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章士钊创办的《甲寅》周刊设有“时评”、“通迅”、“杂记”等栏目。章士钊发表个人评论文章，充分发表自己在政治上、文化上的观点和主张，与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流。章士钊在《甲寅》周刊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像《新书》、《答适之》、《评新文化运动》等，语言精炼，引经据典，善用事实说话，颇具说服力。他在《二虫》中引用伊索寓言中狼、羊和狗的故事，来阐述敌友论；在《评新文化运动》中运用不少事例，论证新文化其实孕育在旧文化之中……章士钊对自己的文章充满自信，“实则吾文所陈诸理，可得与天下后世人所共明之”。陈源赞扬了章士钊的可取之处，“我不懂所谓美术文之古文，但读孤桐君之文一过也大抵了解”。时人对《甲寅》周刊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章士钊自述：“吾《甲寅》今日所包举之论战者，未之前闻也。”“甲寅中兴”，各人的态度不一，“有色然喜者，有瞿然忧者……”。 陈源称赞自从章士钊下台之后，《甲寅》周刊发生了改变，变得有生气了。“时评和论文里的讽趣，好像一阵新鲜空气，把《甲寅》吹得有些苏苏了。”“我不看《甲寅》，不知道说些什么话”，鲁迅明显地表现出对《甲寅》周刊不屑一顾。鲁迅的杂文《忽然想到(七)》和其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代拟的呈文《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使鲁迅围绕“女师大风潮”与章士钊开始了近一年的论战。鲁迅的杂文大都发表在《语丝》、《莽原》和《京报副刊》上。他杂文的总体风格是：用语精确，幽默毒辣，极具批判力度。鲁迅对章士钊表现出强硬的打击精神，“我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或者以半牙，以两牙还一牙，因为我是人……”“我可要照样的掷过去，要是他掷来。” 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塑造出“落水狗”、“叭儿狗”形象。章士钊在《二虫》中提到“有持狗之说以射愚者”，说的就是鲁迅。他把章士钊比作落水狗，主张对其绝不能手下留情，否则后果便是“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

章士钊和鲁迅评论文章的不同风格，决定二者宣传方法的差异。在论战中，章士钊采用“诉诸理性”的方法，发表《停办女子师范大学呈文》、《章教长创立国立女子师范大学呈文》，通过冷静地摆事实、讲道理，讲述停办女师大的原因，试图以其合理性来说服反对者。与其相对，鲁迅则采用“诉诸感情”的方法，主要通过使用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强调学生罢课、驱除校长是理所当然，试图用一种“为正义献身”的气氛来感染学生。“五四”之后，学生的地位显著提高，学生成为各党派、各利益阶层斗争的利器。学生本身暴躁冲动，容易意气用事，背后还有强大的势力鼓动。在此种环境下，“诉诸感情”比“诉诸理性”更有效果，正如施拉姆所言：“大量实验表明，动感情的呼吁较之逻辑的呼吁更可能导致态度的改变。” 学生便义无反顾地抵抗教育部，学生运动一发不可收拾。

（三）举行多种活动，选用传播方式

1.创立编译馆，进行大众传播

大众传播具有文化传承的功能。章士钊主张创办编译馆，出版发行大量古学经典书籍，以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推广文言文。章士钊担任司法与教育两部总长时，提出了“整顿教育”的计划，其中一项是设编译馆要求各大学教授参与。整顿计划出台后没几天，就被“五七”国耻爱国学生运动耽搁了。女师大问题暂时得到缓和后，章士钊又提出了在教育部下成立国立编译馆的想法。章士钊在“特载”栏目刊发《创办国立编译馆呈文》，表示“经史子集四部，无论何代，卒有汗万牛充万栋之观。吾华号为文化古国，职是之故，今也不然。”；描写白话文盛行之后的现象为“士以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文事之鄙陋干枯，迵出寻常礼仪之外，黄茅白苇一览无余，诲盗诲淫，无所不至”，认为这是值得学术界深忧的问题，是对国家发展的重大创伤。“而今北京大学业书所著寥寥可数，数以衡当年制造局书目之富丽堂皇”，其原因是“制造局编译之道得焉”。章士钊草拟编译馆八条章程，希望在全国施行，创造“文化之巨键，儒林之大观”。

2.举行茶话会、座谈会、演讲，进行群体传播

从传播过程的性质来看，大众传播单向传播很强。受众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也没有灵活有效的反馈方式。相比之下，群体传播的范围比较小，针对性较强，反馈即时直接。女师大学生拒绝听从教育部命令，一部分留在学校中不肯出校，章士钊便邀请女师大学生家长、保证人开茶话会，请家长劝学生出校，反遭指责。他召集学生的家长、保证人这一群体，开茶话会，旨在让他们劝孩子出校。结果，适得其反。“女师大风潮”时期，教育界举办过多次座谈会。章士钊与李石曾同时参加过座谈会，李石曾发表言论支持女师大，以此警告教育部，“语甚悲壮，合座动色”，参与者给予了直接即时的反馈。章士钊当场就进行反驳，诘问李石曾是否亲眼看到警察殴伤女师大学生。他还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到“闻暑期学校，乃萃集全浙中小学教员诸君而为之，不同常会，愚于座间。”章士钊参加座谈会，通过教育群体传播自己反对女师大、提倡文言文的观点。“其他条理尚富，浮于本篇，即在杭州讲坛所言亦不止于此。”又言“杭州又为适之卧游都讲之所”，但杭州是胡适讲学的场所，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当时言论比较自由，演讲之风盛行。演讲不仅能够传递信息，阐明事理，而且能使听众产生激动情绪，在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从而心甘情愿地相信演讲者。参与者容易被演讲者慷慨激昂的言词和现场激动的氛围所感染，演讲成为文人志士宣传自已观点普遍而有效的方法。正如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朋所认为的，“处于激动的人群中的个人具有很强的‘被暗示性’，周围人的话语、表情、动作乃至现场的氛围，使的信念、思维和行为方式迅速与现场的人群融为一体。”

“女师大风潮”时期，章士钊与鲁迅在论战中运用多种传播策略，宣传思想观点。在当时的传播情境下，鲁迅的传播策略稍胜一筹。人类的传播是有目的性的，都力求产生好的传播效果。然而，制约传播效果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传播策略外还有传播主体、传播对象等等。

（作者系：湖南科技学院新闻传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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