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新与突围【2】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新与突围

其实当纪录片陷入重围步入低谷，从意识到自身生存困境的那一刻起，中国电视人就采取了各种策略开始突围。从《大国崛起》到《舌尖上的中国》，从《金砖之国》到《走向海洋》，近年来，我国电视纪录片逐渐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笔者认为，中国电视纪录片创新与突围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① 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平衡

纪录片被誉为人类的“生存之镜”，“真实”是它不可或缺的词汇。然而，既要保证影片的可看度，使之拥有故事性，又要保持真实，在真实与虚构之间，纪录片该如何做到平衡呢？

曾有人对《北方的纳努克》提出质疑，认为其中掺杂了太多的导演因素，中国影像界公认的纪录片大家陈虻也曾说过，好的纪录片拍摄者，会把自己和摄像机定位为停在墙壁上的一只苍蝇。然而事实是，从开始拍摄到后期结构的搭建，剪辑与制作的进入，一部纪录片的形成无疑有太多刻意而为、超越“真实”的地方。

其实纪录片的真实并不仅限于表现一种表象和局部的真实，它的真实应该是“深度的真实”，包括社会、文化、心理等多维度的真实。倘若只是一味刻板、原封不动地复制现实生活的景象，这样的纪录片势必沉闷而乏味，在当今的传播环境下最终被淘汰。

尽管纪录片叙述中不虚构情节，但并不排斥情节化叙事，正如探索频道亚洲制作总监维克然所坦言的：“我们的结构方式是虚构的”。不存在所谓的“绝对真实”或“纯粹客观”，纪实不等于真实，虚构也不等于虚假。法国导演雅克·贝汉的《微观世界》，以一天作为故事的构架，从黎明到黄昏，真实的拍摄自然不可能在一天之中完成，但你能说这样的“虚构”就不真实了吗？

对于纪录片制作人而言，讲故事可谓是基本功，法国“纪录片之光”主席伊夫·让诺就表示：“只有讲得好的故事才有可能成为一部有趣的纪录片，而不是普通的纪录片。”所以要让观众在多样化的现代传播环境中选择为纪录片停留片刻，讲好故事，实在是太重要了。

② 技术为艺术服务

纪录片大师约翰·格里尔逊在他的《纪录片十四条戒律》中这样要求：纪录片“不要背离包含下列三个基本元素的原则：社会学的、诗的和技术的”。社会学的，即纪录片的思想意义我们并不缺，缺的是诗和技术性。

在这两方面，2005年Gregory Colbert的《尘与雪》可谓做到了极致，片中每一帧画面截下来都像是一幅画一样。然而，这部关于生死、时间、永恒如此宏大题材的精美作品，却被不少观众认为是“炫技之作”。那“技术的”原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灰色花园》是Maysles（梅索斯）兄弟在1976年拍摄的纪录片，七个月的拍摄，被剪辑成不到两个小时的影片。在片中，观众看到的几乎都是破败与杂乱，絮叨与争吵，也没有什么电脑技巧。然而，当镜头从两个老女人移到当年的那幅美丽画像时，纪录片“诗的”原则不禁荡漾开去，这里包括情节、结构、悬念，以及使用对比、象征等艺术手法，提高了纪录片的可视性。

黑格尔曾说，“美的本质是理性的感性显现”。纪录片创作的最大特点是要倾注全部的人文关怀，真诚关注真实的被拍摄对象。纪录片创作不应受到太多条条框框的禁锢，只要是为纪录片本身服务的，不管采用哪种手法，即便是隐忍或是放弃，其实都是一种艺术的探索。

③ 纪录片题材选择的多元性

长期以来，中国电视纪录片大多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由大型机构摄制的宏大题材作品，如《故宫》、《大国崛起》、《公司的力量》等；另一类是由电影电视人个体摄制的小成本制作，大多反映城市、农村边缘群体和特殊人群的生活现状，如《八廓南街16号》等。

相比国外纪录片题材上的多样性，国产纪录片题材相对狭窄。因此2012年，当一部《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简直有如横空出世，将观众带入审美的通感愉悦，重新激起了国人对纪录片的热情。

纪录片不需要太高深，电视的受众本身就不可能是所谓的精英群。因此，我们的纪录片不应再局限于那些固有的题材和领域，更有理由去拓展和延伸。譬如在自然生态方面，我们过去就较少触及，除去与BBC合拍的《美丽中国》外，2011年的《森林之歌》或许是难得的一部；由浙江广电集团投资、钱江频道摄制的人文生态纪录片《千岛湖》目前已进入后期制作，这将是2013年里值得期待的一部电视纪录片。

④ 与国际接轨，推进市场化运作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因素的限制，我国电视纪录片进入国际市场依然困难重重。适应国际电视节目市场销售的需求，是实现纪录片品牌生存的基本策略。四川电视台国际部早在1992年起就开始实行“产销一条龙”的生产管理机制，即将纪录片的生产和国际销售业务集中起来，由专门的机构、人员来具体操作运行。在纪录片开拍之前，先听取客户对节目题材、内容、拍摄手法、技术指标等多方面的意见，通过“以销定产”的节目制作方式使纪录片的生产如“有的之矢”，直奔目标市场的靶心而去，在国际纪录片的市场竞争中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

（作者单位：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